“中产阶级一边是文化生产者，一边他们是有消费愿望和有消费能力的，所以市场是为他们而生产的。大概五六年前有一个记者访问，说戴老师你怎么看待中产阶级趣味问题，我说中产阶级趣味不值得讨论，因为今天你说的所有文化现象，都是中产阶级文化。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除了中产阶级文化我们看不着别的文化了。”

                                                                                                ——学者戴锦华素

如果所谓的“中产文化”指的是影视剧里面的底层逐渐失语，中产阶级有更大概率被看到、演绎和讨论，这种情况在欧美影视剧中其实也存在，而且它的确与欧美国家中产阶级的整体境遇变迁有关。

劳工阶层在视觉上的结构性缺席

富人崇拜的趋势却愈演愈烈

自19世纪下半叶印刷品开始在大众中流行、大众媒体诞生起，资本主义经济就开始以此建立品牌资本和集体消费文化。1890年代广告成为纸媒的主要利润来源，报业与商业自此开始密切绑定，杂志则是首个完全致力于消费的大众媒体——相对于报纸的提升公民意识功能，杂志更多将目标读者对准大众消费者，致力于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文化，让人们对富裕的生活充满梦想，并且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大众化”。

劳工阶层在视觉再现中的“结构性缺席”远远早于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结构性缺席”，指的是体力劳动、贫困、工会运动和移民这些社会现象很少在大众媒体中被提及。法国学者安东尼·加卢佐（Anthony Galluzzo）认为，这与消费社会的兴起息息相关。1940年代的一项研究发现，61%的好莱坞电影主角是有钱人，其中不乏顶级富豪，尽管实际人口中这样的人只占0.05%。

加卢佐指出，19世纪末问世的电影完整继承了杂志的功能——消费教育、社会想象的植入和商品平常化——且因其动态影像的属性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消费的欲望。和经济劣势群体相比，富人显然是更完美的消费代言人。

事实上，20世纪初好莱坞电影中的人物大致属于一类“独特的中产阶级”，他们既没有经济鸿沟，也没有社会压力。有些电影中的女主角虽然是出身贫穷、境遇悲惨的年轻女孩，却穿着价值几千美元的衣服。“现代灰姑娘”类型的浪漫喜剧也在当时流行开来，此类叙事反映的是一种浪漫化的、阶级差异可被轻松逾越的社会想象。加卢佐认为，“电影不表现现实问题，而是‘让人们忘记现实的恶劣处境、忘记日常的烦恼，活在美丽的想象世界中。”

商业与电影的共生关系

将财富置于令人膜拜的地位

格蒙特·鲍曼援引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的观点指出，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于是人们切实拥有的东西在奢侈消费面前黯然失色，“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鲍曼注意到，富人崇拜本身也随着时间流逝出现了微妙的差异，曾经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英雄，他们遵循严格的工作伦理并因此得到物质回报和社会尊重，但现在大众崇拜的是财富本身，是财富所允诺的奢侈梦幻的生活，富人获得普遍崇拜的原因不再是他们的经济成就，而是他们对消费美学的把握。

富人崇拜的趋势愈演愈烈。在以英美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以福利国家改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逐渐瓦解，工作稳定性不断降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鲍曼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挣扎在贫困线上或可能坠入贫困，而富人却越来越富有，这一严峻现实导致了如下社会心态，“穷人越是贫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生活模式就越高高在上，越匪夷所思，令他们崇拜、觊觎，渴望模仿。”

在另一方面，随着福利国家的瓦解，穷人也显得越来越可疑可鄙。为了减少福利支出，国家开始用选择性保障取代普遍性保障，将社会福利局限于通过了经济审查的穷人。在鲍曼看来，此举导致社会立即被一种二元论撕裂：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于是，不被允许平等享用社会福利的中产阶级既不再对继续支持福利保障感兴趣，又开始对必须依赖社会福利的经济弱势群体心生怨愤与猜忌。

大众媒体有多少精致的富人形象

现实生活中就有多少持续隐身工人阶级

爱荷华大学的克里斯托弗·R·马丁（ChristopherR. Martin）教授在即将出版的新书《无人问津：主流媒体是如何抛弃工人阶级的》的开头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些人是谁？”这一问题在2016年特朗普令全世界大跌眼镜地赢得大选之后，很快就在新闻界激起水花，各大媒体纷纷发出痛苦的呐喊——而这整个劳工话题之所以被提起，就是为了给报纸的主要读者群——中产阶级交上一份整洁清晰而吸引人的答卷。但马丁指出，这种关注不应该被误读为人们对工人的热切担忧，或是对这个阶层重燃兴趣。事实上，现实中的劳工阶层是广泛而多元的，他们大多数时候都隐形在媒体报道和公共场域里，只是会在政客和媒体精英的拨动下，偶尔充当讽刺漫画的角色。

近二三十年来，英美电视节目充斥着对劳工阶层的（无意识）偏见。一个针对劳工阶层的典型刻板印象是：他们整日看电视、吃不健康的快餐、酗酒、赌博、打架，而中产阶级则在努力学习、参观博物馆、享用高级美酒、去高端餐厅吃饭、培养出阅读量很大且能说会道的孩子。

这些节目的核心是展示一种‘我们对比他们’的心态，鼓励占据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成员批评不配得到支持的穷人……（劳工阶层的）人们变成了社会中一个统一的、让人困扰的群体，他们之中无论是显著差异还是细微差异都已不被关注。这些真人秀节目将工人阶级社区描绘成完全缺乏价值和重要性。”与此同时，电视剧中的人物不再被真正的经济焦虑所困扰成为了一个明显趋势。《纽约时报》评论人Wesley Morris2016年一篇评论中的观点指出：

“在过去十年间，现实生活中的人失业、变穷，但电视剧中的人变得更富裕了，而且他们的工作似乎和经济越来越无关……近年来，电视剧致力于描绘一种另类的无阶级社会，医生、警察和律师都住在差不多的、装修精美的房子里，而工人阶级社区持续隐身。”

富裕阶层的审美取向和生活方式不仅改变了影视剧中的角色认同，还渗入了人们自觉参与的文化生产——社交网络。美国作家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援引一项分析来自曼哈顿的7442454张Ins公开照片的研究指出，无论拍摄者自身的社会阶级地位如何、家庭住址在哪，他们发布的Ins照片大部分都集中在相对富裕的区域。该研究的负责人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告诉夸特，Ins等平台的用户自发地精通如何拍出透露“经济和社会特权”气息的照片——极简主义成为标志性的Ins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极简主义曾是特权阶层的审美。

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小红书、抖音等媒体上同样会看到大量光鲜靓丽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往往倾向于发布自己满格滤镜美颜后的高光时刻，即使一个小时前才刚吃完流水线上的外卖，一个小时候的后的照片却给人营造出每天岁月静好、人生赢家的样子！其实，从我们展示出的状态，也能从侧面反应出时代对富人的崇拜。

“1%社会顶层”节目

充当了众多中产阶层的止疼药

在欧美影视剧的语境内，身为社会主流的中产本身的存在感也在变弱。在夸特看来，美国观众偏爱的与其说是“中产”节目，不如说是“1%社会顶层”节目。她注意到，“1%社会顶层”电视节目从2004年唐纳德·特朗普的真人秀《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开始真正火起来。

剧中描绘的巨额财富、奢侈生活仿佛脱离了财富创造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成为了一种毋庸置疑的、让人沉溺其中的超然存在。英国贵族生活的历史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演员们身着长外衣和天鹅绒烧花连衣裙梦幻登场，会让人暂时忘却了身体上的不适和对未来的迷茫。经济贫困的刺痛让人们沉迷于这些真切反映20世纪初英国贵族生活的华丽景象。

在影视剧中放纵幻想的中产所真实面对的是日益惨淡的现实。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40年间，美国中产阶级的资本净值几乎完全来自持有的房产的升值，工资并无显著增加，而最富裕的1%的人群依靠股票等资本投资迅速积累大量财富。1970年代，英国最富裕的1%的人群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5%，2008年前夕上升至15%。

在欧美一些电视剧中，反派英雄可能很富有，但依然对超级富豪实施了复仇行动。另外，看到这些身居社会顶层的反派英雄掌握滔天财富，为所欲为，像神一样不必考虑行动后果，也可以说是观众对无力现实的“反叛”。

写在最后

理想状态下的影视剧应当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处境——作为一种生动的、具有强烈戏剧性的文化媒介，影视剧潜在的社会动员力量是强大的。无论身处何地，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的电视人、电影人恐怕都会面对某种外部结构性力量的制约，当下影视剧底层失语、嫌贫爱富即为表征之一。

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划分（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双钻石型的阶级结构。这个结构由特权阶级（占20%人口）和新工人阶级（80%的人口）组成，顶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且两大阶级之间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少。

阿拉尔在《炒作机器》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所有类别的信息中，虚假新闻始终要比真实新闻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入，而且其覆盖面也更加广泛。在某些案例中，这两者之间甚至有好几个数量级的差异……我们在社交媒体平台的通道中发现了一台可以扭曲现实的机器，通过这台机器，谎言像闪电一样传播，真相却像是在缓慢滴落的糖浆。”

当真相被操纵、被扭曲、被粉饰，当群体智慧租箱群体疯狂，我们的思考方式将决定我们未来生活的方向和质量！比起接收多元化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独立成熟的判断力！

声明：文中部分内容来自安东尼·加卢佐.《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等；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供知识分享，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