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假设了两类人，他们当然是现实中存在的，而且可以把他们归于一个个体，他们让我思考有关价值的问题，思考一些还并不属于我的东西。
一类人，他看到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决心到偏远的山区支教，抛开一切肉体的享乐，回归属于自己的精神释放，一去数十年，从身边的几个孩子，到数以百计的学生，教他们一些类似于常识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他们做人，努力使他们善良，柔和，宽容以及进取。他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着周围的人，使他们渐渐了解山外面的一切，他们爱他，他也爱他们，在物质单一匮乏的条件下，他们每天都享受着精神的洗礼，他们微笑，发自内心的诚挚... ...
另一类人，他同样看到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决心要改变现状，他努力学习，跻身政府，通过不懈地努力，终于做上了市教育局局长，他制定了许多发展农村教育的方针政策，大力操办建筑学校，调配师资，看到山里的五星红旗飘扬，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他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
这样的两种人，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我开始思索他们的价值孰轻孰重。姑且把前者称为A，后者称为B吧！想必大多数人都会认同B吧！做官了，首先自身有了保障，同时可以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做了好事可以赢得人们的称赞，想得到什么都显得更加容易了，亲朋好友以B为荣，在实现梦想的同时生活也显得甜蜜幸福... ...
可为什么？为什么我更愿意站在A这边呢？思索再三，我在略带纠结的状态下依然选择了A。我想，A，B是不同的两类人，更是不同的两种思维模式。让我们把目光放得长远，放得宽广一些，A更注重的是精神世界的培养，行为习惯的养成，这百来个学生也许没有有什么可供考试的知识，但在他们心里有真，善，美，有懂得宽容和饶恕的心，他们知道生活的困难，知道现实的残酷，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去打拼，他们渴望爱情，渴望亲朋好友的微笑。也许生活很难过，但在他们心里有充沛的爱去给予活下去的力量，就像毕淑敏的《寻找那片野花》中的荞一样。
再说下B，我想B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钱和权的基础上的，也许B的内心是渴望培养出人才的，只可惜，在大环境腐朽，教育目标偏倚的条件下，B所做的，似乎只是表面上的昙花一现，也许他可以资助一部分学习好的学生读完初中，高中，甚至是大学，但这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会怎样呢？在学校懂了一点有关考试的解题思路，但更多的是浮躁与功利，同样是走向社会，他们懒惰，急功近利，喜欢投机取巧，也许凭着小聪明赚到一些钱，可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来作为群众基础呢？当大部分的人都变成钱，权的奴隶时，精神文明建设又从何谈起呢？
所以，我得出结论，在我国的国情下，A类人所创造出的价值更值得被认同。
再做个假设，倘若这个社会B类人越来越多，可使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一点点地缩小，可谁又能改变农村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呢？我想应该是A类人。所以，最完美的，便是A，B两类人都越来越多，A类注重精神建设，B类注重资金的投放方向。B给了A发挥能力的平台，A给了B现实梦想的可能，他们都能发自内心地微笑... ...
也许人们会觉得A类人相比B类人太傻，一辈子只能在苦难中度过，其实不然，所谓“价值”，他其实也分为精神与物质两方面。A看淡物质的价值，他们没有任何的迷茫与无助，他们很坚定，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的快乐我们无法体会，他们也在享受生活，回归本真的生活，有时我也向往，也许等我从大学出来，走进社会，向往的情绪会更加常见，可我也清楚，自己有的只是心血来潮，根本没有长久的意愿，因为自己软弱，渺小。
多少在谈论“价值”的背后，卢安克在我脑海中反复旋转，他的安稳，真诚与顺其自然使泪水在我眼眶中充盈。我想自己终究无法做到如他般的境地，因为我放不下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但可以坚定的是，我会顺其自然地生活，时常知足，不做钱，权的奴隶，而是做自己喜欢且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比如看书写作，音乐体育，比如深爱一个人，和亲朋好友欢聚，比如关心我的病人，抚养我的孩子，比如孝顺我的父母，关怀我的兄弟姐妹... ...
我愿有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豁然与精神享受，我更希望可以像卢安克说过的一句话——“即使我现在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