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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仗在诗文里的运用，由来已久。

《诗经》里就有比较成熟的对仗句了，比如大家熟悉的“昔我往矣，扬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易经》里也有，比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离骚》更多，比如“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也是就说，在先秦的典籍、诗文里，对仗尽管不严格，也已经成为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法。

到了汉代，汉乐府里的对仗也是很多的，比如“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据说是东汉末年创作的《古诗十九首》里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就显得更为成熟。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汉赋，汉赋的句子更是讲究对仗的，并且以对仗铺陈为特征。后来发展起来的大赋、小赋、铭文等，都以对仗为显著特点。

六朝的骈体文是最为兴盛的，。为什么叫骈体？就是因为对仗嘛。并且骈体文还形成了基本固定的句式，因此也被称为“四六体”。前面四个字，后面六个字，这是一句，下一句同样格式，并且对仗。

六朝时期音韵学发展起来了，所以对于对仗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这种华丽的文风，在六朝已经成为掩盖内容空洞的外衣，被很多人所批评。到了隋代、唐代，都有官方下文件来批评、纠正。因为不仅仅是对仗手法用于诗歌，奏章也是四六体。

到了初唐的上官仪，也就是上官婉儿的爷爷，把对仗的规律总结了一下，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对后来的律诗中的对仗句影响很大。

再到后来，武则天时期，在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这些宫廷诗人手里，把对仗的规范列为格律体的准则，才成为中晚唐开始流行的近体诗，就是我们现在学习、使用的五律、七律什么的。

按说，对仗作为一种修辞方法，是需要对字句进行雕琢的，这与古朴的诗文风气是不相适应的。我们今人认为古朴的更为自然，对仗至少是有损自然风格的。

但是，古人却不这么看。

六朝的沈约、钟嵘，就认为对仗是符合自然的。这是什么逻辑呢？因为在他们看来，世间万物都是阴阳相对，相反相成，因此对仗这种两两相对、形式整齐的文句，正是自然的和谐体现。所以在最初这种形式被称为“偶句”或“对偶”，就是两个一模一样的意思。他们在评价某个对仗句的时候，也往往下一个“自然”的评语。

到后来，人们发现“偶句”和仪仗队列队似的，整齐而相对，所以就叫“对仗”了。对仗和对偶、偶句，说的都是一回事。

对仗在格律体、赋体里的广泛运用，古代散文，尤其唐宋时期及以后的散文，也经常出现对仗的句子，大家读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就会有体会，这里就不举例了。

尽管对仗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与诗文，但真正用来贴对联，却是比较晚的事儿。直到五代十国快结束的时候，才出现了楹联。

大家都认为第一幅楹联是后蜀孟昶所创建，并且一上来就是用作春节的春联的。他的对子是这样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可是历史上第一幅楹联，也是第一幅春联。

这个对子有意思的是，孟昶亡国与北宋，把孟昶抓走后，赵匡胤往成都派了自己的官员。这个官员居然就叫“吕余庆”。真是新年之际，纳进了“余庆”。

这还不算，赵匡胤后来把自己的生日定位全国的法定节日，就叫“长春节”。孟昶在这幅对联里已经预告了将会出现一个“嘉节”，就叫“长春”。

一语成谶啊，所以大家写东西，是不能随随便便地写滴。

孟昶发明的春联这种玩法儿，一开始是刻在两块桃木板子上的，所以叫做“桃符”。后世的诗人提到对联的时候，往往用“桃符”替代。

比如陆游的《己未新岁》：“桃符带草写，椒酒过花斟。”王安石的《元日》：“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后来纸张发展了，就成为写作红纸上的对联了，一直沿用到现在。

楹联，顾名思义就是贴在“楹”上的，就是门框。只有春节贴的叫春联，其他场合另有叫法，比如寿联、喜联、挽联等。

楹联作为一种轻便有趣的文体，也是文人雅士们的雅玩之具，很多对联都是做着玩儿的，并不用来张贴。

古代小孩子们上私塾，启蒙就要对对子，这是写诗的基本功，也是文人交际的一种工具。到了清代，才有了《声律启蒙》、《笠翁对韵》这样的蒙学书，孩子们学对仗就更加方便了。

我们熟知的“天对地、雨对风”之类，就出自这类书。这两本书全用对仗手法写出来，除了普及对仗知识外，还有很多典故在里面，这些典故都是历代诗人们常用的典故。还有一点，这类书按韵部来分篇，所以也是了解和学习平水韵的不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