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公元1897年（清光绪23年丁酉岁）十月十六日，出生在四川威远县杨家高山一个地主家里，父亲名高峰，有田数十亩，母亲李氏，是一个商人的女儿。
从我八岁到十四岁，均在私塾读书；十四岁入城内第一小学（在此以前数年，我家已搬住城内水井街米行），因插班、升班关系，到民国二年年底毕业；民国三年正月考入嘉定中学，住了一期；到下半年秋转入储材中学（成都南校场），住了四期。
考入四川法政专门学校预科，翌年升入法律本科三班，住了一期；考入政治经济四班。
民国八年赴东京，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民十一年春毕业后入研究院半年。
到了冬初，先回上海住了一月光景遂回重庆，在渝曾与萧楚女、周钦岳等共同发起四川全民政治建设会，宣言由萧楚女起草，宣言内提出工人有罢工权；当时大家认识到共产主义，非一步可到，必须经过民主革命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宣言及开成立大会情形曾刊登渝市各报。
1924年被（任命为）四川省高检所重庆分院正额检查官，到渝后因不愿为地主、资本家、官僚当刽子手，遂未到职办事。
1925年在渝同吴玉章、杨闇公等筹办重庆四川日报，被推任社长，吴玉章为名誉社长，报馆和蔚文印刷事宜，均由我全权负责。当时党在渝负责人吴玉章、杨闇公即以本报及印厂作一切宣传工作，当时西山会议派石青阳，卢师谛、黄斗寅、胡汝航、黄季陆等人及国家主义派（伪青年党前身，又名狮子狗）杨州明、徐思平等和军阀刘湘、王陵基，团阀曹燮阳、申文英等并人为黄浦生奉蒋匪之命来川的匪帮，均仇恨党以本报作为抨击他们一颗最有力的武器，因而到了1927年3月31日党召集渝中工农商学兵各界，在打枪坝开反对英美兵船炮击南京群众大会，声讨英美帝国主义，为外交后援，是刘匪湘在群众开会时，对群众大肆屠杀，当时打死四百余人，群众受轻重伤者约四千人，造成了渝市空前的屠杀大惨案，党部、报社、印厂都被捣毁，党员冉钧、杨闇公均被杀害，我就逃赴汉口，到汉见吴玉章后，又命我同周钦岳等组织川汉通信社，我任社长，周任编辑主任，逐日发行四川各地及武汉一切消息，到五六月间，需人回川工作，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有邓懋修、郭沫若、李筱亭、刘伯承、黄慕颜同我共十一人（我已在1926年春在渝加入吴玉章同志领导的莲花池省党部，及拥护三大政策的党部）在汉开会三次，决定回川，因渝汉军事，航船被阻，遂改由郑州取道陕西回川，到郑州后杨匪森等已败退，我们又奉电令回汉，但走了数次，均未成功。汉口情况，就渐不好，到了七月中旬，一切形势都极明显了，吴玉章在赴南昌之前夕，约我同黄慕颜等数人在武昌刘公潜家开了一次会，叫我们暂留汉口等候南昌消息，南昌起义失败后，川汉通信社即停办，武汉白色恐怖笼罩全市，汪匪帮大肆屠杀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四川徐佑根共产党员即为他们捕杀，我遂离汉赴沪，到了不久，周钦岳、黄慕颜、韩伯诚等也来了上海，到了十二月南京伪政府提出任命刘匪湘为四川省主席，在沪川人，均极愤慨，乃由黄慕颜、周钦岳等发动在京川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当时西山会议派是支持刘匪的，同时伪国民党中央还要组织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委员会，他们以为我要活动回川，遂大贴标语反对，说我是共产党领袖、3.31惨案主凶（3.31惨案后二日，曾伪造吴玉章同我来往信二封，诬为谋组重庆政府而暴动，嫁祸于党，当时登川中各报并由伪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印入小册宣传。）
1928年秋由黄慕颜介绍与谭平山谈话一次，作为邓演达、宋庆龄、谭平山等所组织的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又名第三党）的成员，未作任何手续，也未分到任何工作。
1929年春，熊晓岩、熊子骏来沪，见面几次后，约我同牟炼先一同回四川，他负责保险，我们知道他与汪匪有勾结，但我们决定回川后再说，遂与同行，到万县后，他直航重庆，我们改道由陆路回省，我们回省后了解到陈紫舆、罗觐光等所组织的改组派是不愿人改组它的，我们就同熊说，如果要搞，你一点基础也没有，并且必然惹起黄、陈、罗等告密于蒋匪帮，必有大危害，熊因此也就不作活动的想法。
当我初回省时，见到黄子谷，他说他是第三党成都负责人，叫我担任行动部副部长，我答应了，也未有手续，也未开会，也不知道有哪些人，此后也没有说过这件事（请向黄子谷了解，黄在省参事室）。
1929年秋熊晓岩找我任私立四川女子法政专门学校副校长。1930年春我继任校长，办理至1932年毕业学生二班，于1933年把学生介绍到各校肄业，此校停办。
1933至1934年两年无具体工作。
1935年我军进入四川昭（化）广（元）后，川中各地震动，邓锡侯对我很怀疑，他组织了一个剿匪讨论委员会，他任主任委员，杨秀椿为副，我被聘为委员，由杨出面请了一次客，谈了一些借重的话，我觉得甚为严重，遂在翌日东下赴汉，在汉口遇见曾匪扩情，我说川事如此，你可以回川干一干吗？（我是想利用他在四川搞武装）他说：中央已派贺国光入川，我不能回去。他约我到北京去住一小段时间，他去南阳，我遂到北京，住了一月时间。他回京后，叫我搬到他家里住，到四月间，我由京回川，到省后因曾的介绍，任四十一军上校秘书，没有上班办过一次事，是客官性质，每月送薪百元。
1936年元月两广事变时，西北华北各军阀均联合反蒋，我们觉得很有成功把握，黄子谷同我商量，由曾匪扩情写一信命我们到广州去调和两广事变，大家不要打内战，共同抗日，挽救国家民族危难，有了此信，以免匪特麻烦，黄遂同邓锡侯商量后以黄为他的秘密代表，他同我又到绵阳，孙也同意，写了秘信，由我代表他赴广，我同黄到沪后，黄先赴广州，我暂留沪，到了八月他来电要我去，但我到了香港，他也来了，因为陈济棠的军长余汉诺受了蒋匪收买，陈本定八月十五日就两广总司令职，他就不能不在在当（十四）日逃走了，陈走后，各方代表星散，我们也就回沪。
回沪后，我决定先回四川，临行前夕，黄子谷、吕一峰两人同一个姓赵的同志，忽然来我房间内，黄向我说，我同吕一峰向党介绍你加入党的组织，赵同志来举行入党宣誓，我当时热泪纵横，举行了宣誓，赵同志给我通信用的药二包，嘱我以后通信用，主要报告四川各军之实情况，及其他一切情形，我回川后在两月之内发了三次通讯，但从无回音，等信问黄子谷，也未得到答复，我就有点恐惧怕已为匪特所发觉，就不敢再写信去，这样的脱节，真使我难过至极，但又无法再赴上海，后来黄子谷回省，我问赵的情况，黄说他已到北京，他也不知他通信处，解放后在渝会见吕一峰，他说在沪加入的是党的外围组织，现在不必说了。但我心中迷惑，这怎样向党交代呢？但我当时在省家人，生活至感困难，我就匆匆回省；因循拖延，至于今日，此事可问参事黄子谷，我的交待是实情如此，一点也没有隐瞒、欺骗，请调查研究。
回川后，仍在孙部每月领干薪维持生活，仍未做一点工作，到了1938年，因家庭纠纷，辞去四十一军职，拟出川未果，因循两年，时值抗战，生活更窘。
1940年冬由曾匪扩情介绍，任新都营业税所长。
1941年四月调南部营业税所长，兼管仪陇县营业税，我未到仪陇去过，只派了一个职员前去，不久就回来，从未再去了。
1943年调任苍溪营直接税查征所主任，我在苍溪住了很短时间，就到重庆，由曾匪扩情介绍，周钦岳催促，由当时省货物税局长刘凯锺介绍到阆中货物税局分局，属以该局高级职员任用，见了分局长后，到了第二天他就派我到剑阁县货物税办事处任主任，兼在剑阁师范学校教公民，我每上课就宣传蒋匪独裁、不讲民主种种罪恶事实，颇受学生欢迎。
1945年春，阆分局来信说，有人告我贪污，嘱交待离剑，我立刻留人交代，即回省。
1945年冬接办成都建设日报，此报系蓝匪文彬与伪省参议员张熙民、杨光远等所组织创办，当时停刊了，由蓝戚、牟欧平接办，牟约我任总编辑，我向他提出条件，版面要由我完全负责，任何人不得干预，如新闻言论触怒当时伪党团和伪政府，一切由我负责，牟同意了，我办理后，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胜利消息，立予发刊，曾登载过共军陈毅将军歼灭日寇等消息，表示我报系人民报纸，对共党国党应该都以合法党派对待，在几个月后，因此触怒了匪特们，对本报施加种种压力，由特务李文虎、彭具道、柳暮云等匪与牟欧平商定，改组本报，由我任副总编辑经理，我知道了这些情况遂坚决离开报社。
1946年冬由曾匪扩情介绍，任乐山税捐处长，到职后，伪青年党刘晋龄散发了攻击我是3.31惨案的主凶，共产党的首领的许多诬陷的传单，并约集伪国民党及土豪劣绅多人，在县参议会开会时，当面向我提出质问，同时还利用匪特负责人罗某日到家或到处要我回省见他们的匪特四川负责人徐中齐，我当时应付正难，适逢伪民社党执行委员周耀伦来乐山办理选举伪国大工作，他劝我参加民社党，我填了入党表，不久他交给我聘任我为政治委员，聘书一张，党证都没有，对于党部事从未干预过，因为政治委员系建议性质，无权过问实际问题，除了刘专员要我介绍过一个人外（我已忘记姓名，像在当时地专署所办的机关报工作，我已忘报名），此外，绝没有介绍过一个人参加民社党，在税捐处内也没有用一个民社党员，我只是利用他们对抗伪国青两党及其他土豪劣绅，他们县民社党部的书记长、委员等要求安插民社党员，严重谈判过几次，我都敷衍了事，只是他们向我借钱，还多次借四五十元，借钱回数也不多，大概只有两三回，把人民的血汗，借给他们作反党费用，真是罪恶极大，这就是直接反党，这是不能饶恕的罪恶，我应认罪服罪。
1948年王匪陵基任伪省府主席，把我调回省，实即撤职。
1949年在成都临近解放的时间内，我曾两次冒险劝曾扩情回过头来，立功赎罪，一次在励志社，劝他在由黄浦出身的军阀中，活动他们起义，他说黄浦军阀中他没有把握活动，这样就拒绝了我第一次的劝告，第二次在四道街川陕绥靖办事处，我知道他同胡匪宗南很好，我就说蒋匪已经彻底完蛋了，可劝胡匪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曾匪当时说，昨天胡宗南见蒋时，蒋说，我一直对你特厚，什么都补充你，今天再不给我打一仗，我完了，你有什么好处，当时胡匪立即跪在蒋匪面前，痛哭流涕地说，宗南誓以死报校长，只说了这句话，大哭不止，蒋也泪流满面，似此情形，我怎能去劝他呢？我觉得曾匪太无胆量，太庸碌了，最后只有劝他不必去台湾，(当时徐任讲匪都一再叫他乘飞机赴台，我说：自西安事变后，蒋匪对你非常痛恨，并曾当众侮辱你几回，你到台有啥好处，应当留下做瓦解伪国民党的工作，为人民为共产党做点戴罪图功的事嘛！曾当时同意不走，并亲笔写了匿居在金堂县礳子街其婿唐家的地址，相约刘邓大军进城时，就去报告，听候处理。
成都解放后贺龙、王维周进城，我与黄慕颜商量，由黄向张同志（刘柏承同志在半年前派来成都做军事工作的代表）反映，张同志向组织提出时，组织上说曾匪已在广汉被捕，即将押解来省。
后来我见着王副司令员维周，曾将曾匪事详细汇报，并将曾匪亲笔条子交给王维周司令员，王告我在1945年周总理曾同他亲自走访曾匪扩情，劝其出来共同努力争取缩短内战时间，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曾匪当时坚持顽固立场，不但拒不答应，反而到骂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儿子，真是令人恨恶，他现已被捕，不杀他就是了，让他劳动改造，王又说曾匪从前也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同周总理亲自去访他，劝他回头，（此事黄慕颜知道）。
我的自传就写到成都解放时止，一切都是事实，一切都是罪恶，深深检查自己，并不是对共产党有深切认识和爱戴，能履危犯险，死也不辞，只是资产阶级本质，投机取巧，达到个人名利地位的企图，因此就对人民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甚是罪无可逭，解放后，党特殊宽大给以民主人士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作了文史馆员，将怎样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恩厚，努力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努力接受毛主席的一切指示，诚心诚意地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再我与曾匪扩情的关系，当另纸交代。
交代人：吴自伟 1969.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