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晓方相识相知50余载，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看到一个有过失落和迷茫，有过磨难和挫折，但始终坚信奋斗会改变命运的人；一个刚毅笃行，聪明睿智，阳光豁达的人；一位对我影响较大的挚友。
初识晓方是1971年冬，在本钢修建公司土建二队的防空洞工地。那时，我是电工，晓方是钳工，他是大连下乡本溪桓仁县的知青，刚抽调回城不久。晓方身体健硕、高个、方脸、目光炯炯，总是一张笑呵呵的面容。我比他长两岁，由于谈得拢，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晓方为人亲和，尊重师长，给人一种乐观向上的感觉。闲暇时，他经常下洞打风镐、排渣、推送混凝土，干一些份外的活。工人们对他评价很高。1972年春，队团支部改选，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一天，党支部赵正耕书记找我说：“晓方这小伙真不错，就是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楚，入团得不到批准。你再外调一下，尽快发展他入团。”这是我当团支书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晓方1952年在大连出生，他籍贯江苏省高邮市，爷爷是当地有名的绅士，父亲韩耀芳是旧中国重庆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做过国民政府江阴县教育局副局长。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全线过长江，江阴解放。当时，东北全境已回到人民怀抱，相比江南稳定，一些厂矿企业也在江南招募专业人才。晓方父亲便带领全家老小远赴辽宁大连，在大连钢厂当上了副总工程师，母亲也进厂当了会计师。1957年“大鸣大放”，晓方父亲提了不少管理方面的意见，被打成“右派”。不久，有关方面接到某市的函告：有人揭发韩耀芳在江阴解放前夕，曾加入“国民党茅山别动队”，准备长期潜伏大陆的严重历史问题。结果，他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判18年徒刑入狱。那一年，晓方5岁、妹妹3岁、弟弟不满1岁，上有姥姥、姑姥姥、母亲和大姑。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至使晓方母亲刘文霞，这位柔弱的南方女子崩溃到想自杀，在大姑的阻拦和劝说下，面对一家老小，晓方母亲坚定了生活下去的决心。
我曾听晓方说过：小时候不知道家庭背景和大人们的苦楚，只觉得处处低人一等。有一次，他见弟弟无辜被人殴打，愤怒之下还了手，妈妈还要领着他到人家去赔礼道歉。“文革”时，妈妈被诬陷是“国民党特务”，遭批斗、禁锢，晓方背地里不知多少次流下委屈的泪水。那时候，才10多岁的晓方，俨然成了全家人的支柱。家里有个大事小情，妈妈总是习惯等他回家商量后再决定。他妹妹晓霞曾回忆道：我和弟弟很庆幸，在缺失父爱的家庭里，有一位能担当，有格局，更有情爱的哥哥。记得1968年哥哥下乡离家走的那天，妈妈在“牛棚”关押不能来送儿子；年迈的姥姥步履蹒跚地把大外孙送到家门口；正在“二门市”被服厂上班的大姑，跑到大街上，在运送知青的车辆上寻找她疼爱的大侄子；年仅12岁的弟弟跟着开动的火车，边跑边呼喊着大哥……很多天，一看到哥哥那张空空的床，心里总是“空唠唠”的。我和弟弟从小就经常听哥哥讲故事，一起猜谜语，背地名，学唱歌，学乐器。哥哥是我们的榜样，他喜欢结交有才华的同学，初二时就学会了拉小提琴。他下乡本溪桓仁偏僻山村，每次回家都报喜不报忧。我们后来知道，他上山砍柴，下田插秧，冬去春来，在那艰苦的环境和极端的年代里，他把磨难和痛苦留给自己，孤独忧伤的时候，陪伴他的只有那把心爱的小提琴。甚至在一次奋力救火的过程中，他想到牺牲自己去做一名烈士，以换取家庭的荣誉和弟弟妹妹的前程……
为了不牵连子女，晓方父母选择离婚，把孩子的父姓改成母姓，原以为这样就会摆脱影响。但事与愿违，晓方的入团申请仍因家庭问题而一再受阻。我那一次外调，是查阅晓方父亲的卷宗。三尺多高的卷宗，我一页页翻阅了两天，大部分都是韩耀芳的上诉和申诉材料。但令我惊喜的是，在厚厚的卷宗里，我意外地发现一张盖有某市法院印章的公函。内容大意是：经核查，在我院审理的张xx一案中，关于韩耀芳的历史问题属扩招假供，现不予认定。特此函告。落款日期是1962年x月x日。但不知何故，这一纸关系到韩家命运的公函，却静静地压在卷宗里，晓方父亲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昭雪。见怪不怪的另一幕是：尽管晓方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清楚，但入团申请仍需越级上报公司团委批准才行。1973年初的一天，公司团委一位负责同志到我队施工现场，专门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征求对晓方入团的意见。座谈会后，这位“大员”指示我说：“可以批准他入团，但不能重用！”
我那时真没想到，天天在一起说笑的晓方，竟身负如此沉重的包袱，我佩服他强大的忍耐力。令我更没想到的是，入团后的晓方，愈加朝气蓬勃，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那一年，公司要求各单位成立文艺宣传队，这个任务交给了团支部。我了解晓方曾在桓仁“样板戏”剧团干过，他能自编、自导、自演，很有文学艺术天赋。于是，他出任了土建二队文艺宣传队队长。一连多日，晓方熬宿搭夜陆续编导出大合唱、表演唱、小话剧、舞蹈、乐器表演、三句半等一整套节目。那些天，在防空洞工地的临建土屋里，在本溪花园山东侧的山坡空地上，时常传出歌声、琴声，声声悦耳，吸引了许多过往群众驻足观看。那是一群本该周日休息，或者刚脱下工作服的男女青年。后来，我们队的文艺演出在全公司汇演中一举夺魁。1975年，我离开土建二队，调到公司宣传部搞新闻报道工作。但与晓方的联系并未中断，他住在公司办公楼第五层的职工宿舍，我经常到他那里攀谈。他的行李和生活用品很简约，但书很多。有几次，我见他在学习高中数学，便好奇地问：“现在也不高考，你学它有啥用？”他说：“我喜欢数学，数学能带我思考，回避烦恼，起码不浪费时光呀。”是的，他很少闲情逸致。专注看书，看很多书，是他个性中的一大特点。他记忆力很强，同宿舍的室友说他知识广博，凡事都有独到见解，而且为人仗义，很愿帮助人。我在宣传部有一间独自使用的小屋，每逢节假日或休息时间，我和晓方，还有几位好友常常聚在这里，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谈前途理想，议论时势政治，有时还弹拉说唱好不热闹，一派当年激情热血青年的豪气和憧憬。记得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晓方从大连探亲归来，向我们讲述了天安门广场发生大学生悼念周总理的集会事件，以及几首天安门诗抄。不料，这件事被公司保卫处定性为传播反革命谣言立案追查。我那间小屋被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情况晓方知道后，坦率地对我们说：“不用怕，是我说的，有问题我一个人担着！”事情传到当时刚复职的老干部，本钢修建公司经理滕启祥耳朵里，他亲自到保卫处担保这几个小青年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此事才不了了之，可我对晓方的人品有了更深的认识。
从1978年开始，晓方盼来了人生中最光明的时期。先是随家下放大连栗子房农村务农的弟弟，靠着自己不懈的拼搏，成功考取了大连理工大学；晓方的母亲得到政策落实，举家迁回大连市，安排在街道居委会上班；妹妹也有了正式工作；晓方本人于1979年考入本钢工学院数学系。更值得庆贺的是：1980年，离散23年的父亲有了音讯。辽宁抚顺监狱经多方打听，派人到大连找到晓方母亲，征求与韩耀芳工程师复婚的意见，但心有余悸的晓方母亲仍是犹豫不决。晓方坚信父亲是无辜的，该是全家人团圆的时候了。他说服母亲，代表家人赶到抚顺。当满头白发的父亲站在他面前时，骨肉相连，父子情深，父亲离家时的模糊印象顿时清晰了许多，一声时隔二十多年的“爸爸”，令饱经风霜变得有些木讷的父亲老泪纵横，“晓方，你是晓方啊！”随着这呼叫，父子俩抱在了一起。我后来在大连见到过晓方父亲，老人家彬彬有礼，少言寡语。看着晓方全家人欢聚的场面，我不禁感慨这个曾经散在四处的家，一个在磨难中行走的家，终于幸福地团圆了。我想起那一年受晓方委托，在大连去看望给人家当保姆的晓方妹妹晓霞。至今忘不了单薄瘦弱的晓霞，目光里透着期待和渴望，在寺儿沟电车站默默送我的样子；忘不了那年年三十，晓方带着从农村来找哥哥过年的弟弟晓山，哥俩过年的情景；想起晓方父母分离，母亲和大姑在农村孤寂生活的日子……唉，一切都过去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喜交集的戏。
接得住命运，把得住人生，这是晓方奋斗的写照。1982年，晓方在本钢工学院毕业，留校任辅导员兼德育教师；1984年任学生处处长；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考入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班，并担任学生会主席。之后，任本钢工学院宣传部部长、工会主席；1993年调任本钢党校任教学副校长。1997年本钢工学院与党校合并，晓方出任党委书记。世事无常也有常。时代的进步固然是成功者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而强大的生命力和矢志不渝的奋斗，则是成功者的内在核心。晓方的成长历程恰好证实了这一点。到2012年退休，晓方从教三十年，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省理论界十大演讲家，企业培训优秀教师，本溪市特等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以及全国教育艺术最高奖“铸魂金杯奖”的获得者。他讲政治，讲时势，讲三观，讲历史，博古论今，深入浅出，被广大干部群众誉为“本溪的李燕杰，哈佛的本溪教授”。
退休后的晓方，并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他出聘本溪市党校教授，本钢党校顾问。继续担任市社科联副主席，党建研究会副会长。尤其在本溪市委市政府和传媒集团举办的《百姓看担当》电视节目里，晓方每期都作为点评专家出席。他的点评触要害，接地气，贴民生，解民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各级政府部门的影响和触动很大，深受本溪人民的称赞和爱戴。我想，本溪会有不少人认识晓方，或者熟悉这个名字，他，就是我本文记述的挚友——刘晓方。
一位伟人说过：“青春的光辉，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全包含在这两个字之中，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只有奋斗，才是我们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