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过秦论》中有一句话是：秦历六世而得天下，为何却二世而亡？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秦国因法制而强，那是因为秦国当时的法制是专为战时而量身定做的，人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对外的战争中去，国家以军功立国，百姓以军功上位，这种情况下的秦国百姓，打起仗来自然是嗷嗷叫。
但是六国被灭以后，全国实现了统一，仗没得打了，百姓心里就会有一种虚空，只剩下遵守酷法了，而少了内心遵守酷法的力量源泉，再加上六国百姓又不适应秦国的那种战时法制性社会，野心者一旦起事，对百姓一顿忽悠，加上百姓心里的那种虚空，盼望仁政的心理，自然就会响者云集。
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是对民众的愚弄，而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至理箴言，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站在民心所向的基础上得到天下的，三国时期的刘备，唐朝时期的武则天，元朝末年的朱元璋，无一例外。
秦国统一天下后，他没有及时的从战时法制国家过渡到和平法制国家，百姓的心理预期没了，但是还得遵守严酷的秦法，这就失去了民心支持的基础，从刘邦进入咸阳后废除一切秦法，只对百姓约法三章，而秦人无不弹冠相庆就可见一斑。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圣王之道，一取一予。
统一后的秦国只剩下了从百姓身上的取，而没有了他战时对百姓的予，这个人性的平衡就已经被打破了，所以战后的秦法，已经失去了民心支持的力量。
黑色裂变里面，商鞅曾经对秦孝公说过，这时的秦法是建立在战时的基础上，秦国一旦统一，战时的法律就要转换为和平的法律，从而走向盛世。
秦始皇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对战时和战后进行及时的转换，所以才会留下这个巨大的隐患，但是秦始皇绝对意识到了战时秦法的弊端和危害，他是想把这个任务交由扶苏来完成，把他派到蒙恬那里去修筑长城，就是给他上的跟实践相结合的第一堂课程。
只能说扶苏之死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当然，秦国当时灭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赵高和胡亥的乱政，相信没有他们二人，帝国由扶苏接班后，天下将会提前二十多年进入汉文帝时期，直接跃过汉武帝时期，真如那样将会是中国民族的骄傲和灵魂。
个人愚见，不管是从秦汉开始，还是经过后世两千多年的社会演变，古今中外，都始终坚持的是法制本位治国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有一种，中国两千年后世皆尊秦法的说法。
因为没有了法律的约束，人性贪婪和趋利避害的一面就会没有任何的约束性，导致最后的结果就是重新回到秦国商鞅变法之前的老路子上去：民不知法，民不畏法，民不守法。
在这种前提下，仅仅靠儒家的道德教化是苍白无力的，国家的生产力、号召力，都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要知道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一直是甘龙主政，而甘龙就是彻头彻尾的儒家派，这样的学派，在大争之世是根本不足以强国的，说白了，大争之世，争的是狼性，争的是激发性，而不是儒家的愚民性。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对儒家一派的总结，说到底就是愚民，是一种虚伪做作。
但是儒法也有其正向的一面，就是贤良恭俭让。当商鞅的酷法论根深蒂固的时候，当人们向往的美德忽然有一天又再次出现的时候，人们会恍然大悟：“啊！原来我们的世界不应该只有酷法，还应该有美德，有亲情之间的相亲和相爱。”
当时在战时，人们的注意力都在种地、打仗、立功，顾不上想别的，对于人性之间的美好，就全部忽视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战争结束了，和平的时期到来了，人们的神经也不再紧绷了，这个时候，围绕着种地、打仗、立功、遵守酷法的铁四角平衡已经被打破，只剩下了干苦力和遵守酷法。
闲暇之余，那份久违的爱情、亲情、仁义、恭顺等就会在人们心理开始生根发芽，但是人们想要的这些，国家一样都给不了，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抱怨了，开始心生不满了。
而当时秦国的法律缺的正好就是人性向往美好的一面，秦法只是最大限度的做到了限制人性的恶，却没有无限放大人性的善，而这个善，就是儒家所大力提倡的，也是汉朝廷所积极推广的。
这个时候的儒家自然就开始大行其道，刘邦当年进入咸阳为什么要废除其它秦法，只跟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就是因为刘邦看懂了这一点，看懂了百姓心中的向往。
约法三章是为了让百姓不忘法，从而守法、畏法，；废除其它秦法是为了顺应百姓心中所想，所以刘邦在进入关中以后的这一道命令，就为他赢得了源源不断的基本盘，后来楚汉争霸的时候，无论刘邦怎么输，只要他还活着，就永远有翻盘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民心所向，因为他身后的靠山是百姓，有了百姓就意味着有了永不枯竭的兵员。
而项羽对咸阳进行屠城的残暴行为，就如同战时严苛的秦法，他逆反了百姓心理的预期，故而他只需要败一次，就意味着他永远的失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只有最适合当时特定环境的因素，才能够生存并发扬壮大。
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强大不？绝对强大，那他为什么灭亡了？就因为他们不适应大自然的环境，所以自生自灭。
同理，当时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强大不？对山东六国以一敌六并战而灭之；蒙恬率领的大秦铁骑，跟长于野战的匈奴兵进行了一次旷野上的强悍对决，一战就将他们逐往北疆，终秦一世，再不敢西向以进关中，这种战斗力绝对爆表。
什么三国时期曹操帐下的虎豹骑，刘备手里的白眊兵，隋朝末年李世民麾下的玄甲兵，跟曾经的大秦铁骑比起来，不过是繁星皓月、沧海之流。
但是秦国为什么还是亡了？就因为秦国当时的法律已经不适合当时的国情国势。
这时的汉朝应时而生，纵使初期的西汉很弱小，只能依靠跟匈奴的联姻换取长治久安，但是人家符合当时普天臣民的心中所想和利益。
一言以蔽之，多年战乱后的人民，渴望和平、渴望文治、更渴望美好，这个只有儒家是最适合的。
所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里的适者就是儒家，以法律制民，以道德化民，就是西汉王朝的两把双刃剑，也是这种“双剑齐下”的国策，才能广布上下人心四百年不坠的大汉基业，后世王朝也是吸取到了秦朝和汉朝的经验，所以才会选择两者相结合，战时用法制，战后用文治。
秦始皇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有他后来对儒家士人的大殿问政，只是对于他这个信奉了一辈子法家的人来说，让他晚年改政，他有点下不去手，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情怀的难以割舍和坚持。
况且，当时的秦朝还没有到非改不可的地步，留给扶苏来做这件事，一来可以让他有自己的功业，得到朝野臣民的真心拥戴；二来只有这样他的统治地位才能够稳固，不是什么事情都让他老子做完，这样不利于后代国君的统治；三来就是秦始皇的一点私心，我嬴政的儿子没有孬种，是我的儿子就自己做一番功绩出来。
所以他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扶苏来完成，同样，如果秦始皇意识不到将来是儒家的天下，他就不会有什么后来的大殿问政，对于扶苏多次和他的政见不合（扶苏多次向秦始皇提到了必需得广施仁政），他也不可能宽恕扶苏，原因就在于，对于天下大势，秦始皇看的比谁都明白，而他迟迟不变法，放不下的不过是自己心中的那份执念，那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