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特别体现在哪里？

简单地说，就是鲁迅的思维方式、

感情方式、思想观念、

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不一样。

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说真话的，

鲁迅自己说，不，我并不想讲假话，

但是我并没有把我心里想讲的东西全部说出来，

因为我心里想的东西太可怕了。

鲁迅还公开承认，

在一定的条件、环境下，他还要骗人。

鲁迅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

人们美化过去、未来、死亡，

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

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

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风，

你必须正视现实的不幸、不满和曲折；

你只有一条出路——正视，而不能逃避。”

——钱理群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鲁迅？

文｜钱理群

01

“他妈的”背后，是一个很深社会问题

很多人问我，读鲁迅作品该读什么。我经常向他们推荐两篇文章，我说你读懂这两篇，大概就懂鲁迅了。第一篇是《论他妈的》。“他妈的”是中国的“国骂”，每个人都会骂。

鲁迅说他在农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对父子在一起吃饭，那天的饭菜非常好吃，爸爸就对儿子说：“他妈的，你吃吧。”儿子则回答说：“他妈的，你吃吧。”

这里的“他妈的”跟我们今天说“亲爱的”意思差不多。亲爱的，你吃吧。所以作为国骂，大家都非常习惯了。但这样的国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也从来没有人写文章谈“他妈的”。

骂人从来就有，中国古代就有，《诗经》时代就有骂人的，但那时候骂人不骂“他妈的”。骂“他妈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晋代，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

为什么从晋代开始？晋代有门阀制度，讲究出身，你出身大家族，就一切都前途光明；你出身寒门，就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等级制度下，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当然对大家族非常不满，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抗。

那怎么办？只好曲线反抗，说你为什么神气，不过是有个好妈妈，那我就骂你妈，并从这里得到快乐。但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他从“他妈的”这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体制中的等级制度，另一个是国民性的弱点——卑劣的反抗，而不敢真正地、正面地去反抗，并因此得出结论：只要中国还有等级存在，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

我们不由地会想到今天。以前曾流行过一句话：“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则说：“有了好妈妈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

而且这种等级制度正在固化，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国骂“他妈的”。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国骂本来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平常都习惯了，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但是鲁迅提出了怀疑。而且他不但怀疑了，还把问题开掘得如此之深。

02

为什么鲁迅会说，他时刻要说谎

这是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鲁迅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别之处。第二篇文章的题目也很怪，叫《我要骗人》。

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说真话的，鲁迅自己说，不，我并不想讲假话，但是我并没有把我心里想讲的东西全部说出来，因为我心里想的东西太可怕了。

稍微讲一点，人们就会说鲁迅多冷酷。鲁迅说，如果有一天我把心里想讲的话全都说出来，还有人愿意接近我，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所以可以看出鲁迅是有所讲而有所不讲，并没有把想讲的话全部讲出来。

鲁迅还公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环境下，他还要骗人。鲁迅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年冬天，他从家里走出来，在门口遇见一个小女孩。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水灾，这个小女孩正在为灾民募捐。这个小女孩见到鲁迅就抓住他的手，说先生给点募捐吧。鲁迅做何反映呢？

鲁迅知道，当时社会正处在国民党的腐败时期，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一定会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

因此在他看来，小女孩募捐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鲁迅心里想讲的话，但是鲁迅说：

我能把这个话讲出来吗？我能对小女孩说，你这样做是没意义、没价值的吗？

我看到她渴望的、热情的眼光，我就说不出话来。我不但不会对她说出真话，相反我还要骗她，说小女孩，你做得非常好，我感激你。

鲁迅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来给小女孩，小女孩拿到钱后，紧紧握住鲁迅的手说谢谢你。

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握手的温热鲁迅还感觉得到，但鲁迅觉得这温热像火一样烧灼着他的心，因为他骗了这个女孩子。

鲁迅反躬自问，难道我能不骗她吗？在那个时代能够处处、时时都说真话吗？他又想起母亲，远在北方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她整天念叨的是要长生不老。

她对我说想要福寿，我能对老母亲说你不能长寿，你迟早会死的，我能这么说吗？我不但不能这么说，我还得安慰她，母亲你一定长寿，因为你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

但在我的内心里，我感觉我骗了母亲。鲁迅由此得出结论，现在还不是披沥真实的时候，因此我时刻要说谎。

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我听了之后非常受震动。能够公开说真话的人固然了不起，但能够像鲁迅这样，如此真诚、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恐怕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能够说真话吗？这个问题涉及我们的言说方式，鲁迅因此写过一篇文章，收在《野草》里面，名为《立论》。

其实我们讲话每天都是在“立论”，鲁迅在文章中提到，提出了三种说话的方式：第一种，按照事实说话，说真话；第二种，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说假话；还有一种，说模棱两可的话。

我们恐怕每天也都面临这种选择——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还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来说话，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其实人的言说方式，即所谓立论就这三种，没有第四种。每个人都面临一个言说方式的问题，谁也不去想它，不敢去正视它，但是鲁迅想了，正视了，他提出来了。

03

所谓孝道、报恩，实际上是权利绑架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对伦理道德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大讲孝道，其中有一个观念叫“报父母之恩”。

鲁迅对此提出质疑，他说得很坦率，我想今天还是会让一些人难以接受。父母为什么生孩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延续后代，延续生命，另一个就是想要性交。

为了满足性交的欲望而生下你来，有什么恩可谈。这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而有恩是什么意思呢？这背后隐含着一种“因为我生了你，所以我有权利支配你”的逻辑。

我有“恩”于你，因此你必须服从我，这完全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思维，把父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鲁迅所要质疑的正是这一点。

鲁迅说，你去看农村的家庭主妇，她在哺乳婴儿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爱他的子女，也绝不会想到他是在放债，将来孩子长大了要还债。

所以鲁迅说，实际上这都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超越交换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天性的爱。

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都是出于人的本性，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而所谓的孝道、报恩，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关系。

这种话现在讲起来可能还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大逆不道，居然敢说父母对子女没有恩。

04

中国人最会做戏，最会玩弄文字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言说的。他对中国人的言说，包括报纸上的宣传，有两句概括：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是做戏的虚无大国。

中国人最会做戏，最会玩弄文字游戏，我看了很有同感。汉语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灵活的语言，任何事情不好提，用汉语一说就变好了。

比如说失业，我们不叫失业，叫待岗，一听待岗，就说明有工作的希望，好像问题就不严重了。

这就是中国语言特有的灵活性，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游戏性。鲁迅因此提醒我们，在听中国人讲话、看中国人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

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比如说我要做什么，其实并不准备做；

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要做那样的；

有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

还有一声不响就做了的。

听到这样的讲话或宣传，如果你真的相信了，用鲁迅的话说，你就是个笨牛；如果你还把别人说的话认真做起来，那就是不合时宜。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谎，但每个人都做出一副相信他说谎的样子，这便是游戏规则。如果你说破了，你反而成为公敌。

如何看待报纸的宣传，鲁迅也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往往它拼命说什么，反而是因为它缺什么。

鲁迅举例说，我们平时不会想起自己的额头或肚子并因此对它们进行特别的保护。但有一天他头疼或者拉肚子了，便会到处讲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卫生。

如果听到这些话就以为这个人是个卫生家，你就上大当了，所以鲁迅说，缺什么才讲什么。由此鲁迅做出一个很惊人的判断。大事怎么看报纸宣传呢？鲁迅说他有一个经验，就是正面文章反面看。

我最近跟一个大学生谈话，我说你看网络消息，千万别随便义愤填膺地表态，你可能义愤填膺表了半天，最后一听是假的。

进入后真相时代，对于所有的问题，包括别人讲的话、宣传的话、网络上的话，都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判断，不能随便轻信。

但是反过来也不能随便怀疑，报纸不能全都说假话，有时候也会说真话，如果什么都正面文章反面看，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

05

对公认的价值观，鲁迅有其他看法

在一个社会里，比如我们社会，会有很多公论，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和爱国等，这些都是公认的价值观。鲁迅对这些公认的价值观持有怎样的态度？

民主。鲁迅当然是民主的支持者、鼓吹者，但鲁迅也提醒我们，民主有一条基本原则叫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可能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

这也很好理解，比如说网络的兴盛显现了民主的发展，但也会造成“网络暴政”，对此大家应该都有体会。所以说鲁迅在肯定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

平等。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当然强调平等，但他也提醒我们，平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如果你强调平等，把一切都削平，你把最高的砍掉了，最低的也上不来，反而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带来新的社会灾难。所以对于平等，鲁迅也是既要肯定又有质疑。

自由。鲁迅当然强调自由，有记者曾经问过鲁迅，说如果你现在面对一个中学生，你准备对他说什么？鲁迅说，我要对他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自由。

但鲁迅同时提出来，自由和平等可能是矛盾的。他批评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说你们讲自由是对的，但如果过分强调自由，陷入纯粹的精英意识，就有可能忽略社会平等。

还有爱国。鲁迅当然是爱国主义者，不过提醒我们，在存在着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社会里面，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不管有怎样的理想信念，都应该有基本的民族立场，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在这一点上鲁迅是不含糊的。但按照他的思维习惯，鲁迅也对过分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担忧。鲁迅要人们警惕那些爱国的自大家。

他举例说，当时有这样一些言论：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文明虽然好，但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外国人的东西中国早就有过；外国也有叫花子，因此中国最好。

鲁迅说，这样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点，表现为“爱国的自大”，因此拒绝改革。中国现在第一了，还改什么？然而不改革，中国就会走向灭亡，所以鲁迅把这种爱国者称为爱亡国者，爱的是亡国，不是爱国。

鲁迅提醒人们，别看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玩耍的工具，所以对这种外国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由此可见，鲁迅对我们习以为常、从不怀疑的东西，如民主、自由、平等、爱国，都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他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认，而是在肯定中有否定，在肯定中有质疑。

他强调既要吸取这些价值观念，同时也要保持质疑。要在吸取与质疑、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旋转，从而使自己的思考逐步深入。这是一种我称之为鲁迅式的、既有坚守又有质疑的思维模式。

鲁迅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的思维太怪了，太反常了，太超出我们习惯的事物了。人们美化过去、未来、死亡，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

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风，你必须正视现实的不幸、不满和曲折；你只有一条出路——正视，而不能逃避。这跟我们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作者简介：钱理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本文摘自：钱理群先生2017年关于“鲁迅主题”的讲座内容。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