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先正己，后正人”——在抽象层面，这句话似乎无可辩驳。然而一旦置于具体情境中审视，便会发现它往往难以落地，甚至潜藏着值得警惕的逻辑陷阱。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正其身”的“正”，究竟是指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还是法律层面的循规蹈矩？
若“正”是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要求，那自然无可厚非。但高尚的道德修养，并不必然转化为卓越的治理能力。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自己恪守某种道德标准，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他人也遵循同样的准则。以己度人，往往导致荒谬的结局。譬如某官员不喜奢华，常穿带补丁的官服。下属为迎合其喜好，纷纷效仿，竞相穿着破旧官服上朝，最终朝堂之上竟如“丐帮聚义”。这些官员果真清廉吗？未必。他们不过是在表演——表演一种与上司同步的“正己”，表演一场“以正己而正人”的戏码。
道德只能是自我约束的工具，而不能成为约束他人手段，任何人都不因为道德的崇高而获得奖赏，也不能因为道德的卑劣而受到处罚，否则道德将会沦为人们获利的途径和攻击的别人途径。举个例子，如果拾金不昧者在高考中可以加分，相信每个高三学生都会有拾金不昧的经历，都会被学校记录在档案上而获得加分。对道德的褒奖终将以荒唐收场，曾经有人将上百枚像章别在自己的胸前以示忠心，不是别在衣服上，而是别在皮肤上。荒诞的事情真实地发生，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荒诞的行为能够获利，而这种获利行为又被包装成道德高尚。
王莽是因为道德高尚而被推上了皇帝位，其间真真假假的故事很多，不过王莽在“正其身”上真的下了很多功夫，做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然而这样一位道德完美者从政并没有使得整个社会走向稳定与繁荣，反而是越来越糟。王莽“正其身”也的确影响了很多人，他临死之前仍有上千人追随，可见其道德感召力的确非同一般，但又如何？身死国灭成为了伪君子的代表。
若“正”是指法律层面的遵纪守法，则问题更为简明。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从政者无需刻意表演守法，只要不公然违法即可。换言之，并不需要以“正己”作为“正人”的前提，因为一旦有人违法，自有法律予以制裁。从政者真正的责任，在于维护法律的权威，确保违法者必受惩处。
而在孔子的语境中，“正其身”似乎天然赋予了“正他人”的正当性，这种逻辑若不加限制，极易导致权力滥用——上位者可以依据个人好恶去“纠正”他人，甚至为徇私提供借口。例如在选拔郡守时，若A与B资历相当，主事者可能因与B私交较好，便指责A“生活不检点”“道德有瑕”，从而将A排除在外。这样的理由几乎信手拈来，毕竟世间从无完人，而道德标准本身也常存在内在冲突：尽忠报国者或难以全孝，恪守孝道者又未必能秉公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