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正元：人治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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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治？根据为政在人之理论立基也，其大体则以人治为重心。

何谓法治？根据依法保障人权之理论而立基者也，其大体则以法治为重心。

自欧风东渐，政治潮流趋重法治。以为偏重人治，迷信一人，适为专横专制，政治黑暗之大原因。不如公立一法，以资信守。俾人人于自由，平等原则之内，于是立宪制宪之声，风动全球万国。中国自前清末叶，朝野上下即皇皇于立宪制度。民国改元，约法以立，国会召集，宪法草案，几经蹉跌而成全文。民法刑法，亦均有旧案，法制之规模备矣。人有醉心法治者，津津乐道，人所引领望治者，亦切冀法制盛轨，或可驾欧美而超日本。讵料法已多矣，依然盗匪横行，疮痍满目，国家乱而不治。何也？岂真如西人所云，欧洲宜立宪，美洲宜共和，亚洲宜专制，中国人民不适宜法治裁？

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纵有善法，必要有善人，而后能见诸实事哉。现就此问题分而述之：

（一）有治人无治法

就形式而言，国家之组织，与人民一切权利义务以及种种自由，大皆可以法文明白规定，俾人人工作于法律范围之中，所谓法律之下万人平等。然精神上之实际作用，原不在法律之条文而在其运用。

且看历史事实，周官周礼一也。何以周公制之则安周室平天下，王莽用之，反以篡汉室乱天下，足见在人而不在法。故先儒谓有关睢麟趾之精意，而后可行周官周礼，诚为确论。且不说汉后之王莽，而夏桀之世，夏礼犹存也。殷纣之世，殷礼犹存也。幽厉之世，周礼犹存也。何以禹汤周公成郅治，纣桀幽厉酿成大乱。可见守礼者人。故治，是人治，非由法治也。不守礼者亦人，故乱，由人乱，非是法乱也。此不独中国政治史的表征如是，即西人号称法治之国家，亦莫不皆然。

考之立宪政治史，有成文法有不成文法。前者，属欧陆诸国。后者，属英吉利。然，不成文法，何以英人独行而治，而大陆诸国不能效英人之治而治？则因大陆诸国之国民性，与英吉利之国民性大不同耳。亦足见治与不治视乎人，法与法无一定也。且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之宪法亦是成文法，且甚为完备，何以不如德法两国之富强。南美诸国之共和，亦均有成文法，何以不如北美合众国之兴盛。由此可证，一国之盛衰兴废，全关系当国人物之善良与否，并非其法律条文美备与否。试问，若以谦让未遑之华盛顿，移作法兰西革命之元首，则终身总统制，从何发生？若以野心勃勃之拿破仑，移作北美合众国第一届总统，则第三次辞不候选之惯例，从何兴起？反复对照，谈法治者，应知治本。

昔哀公问政，孔子告之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由此亦可见，归本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实确定古今中外政治之公例。可以“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

（二）有治人自有治法

人可以制法、行法、守法，又可以坏法、犯法、乱法。漫说古人之成法，外国之法文，可以抄袭假借，即凡国家社会，一切之伟大创举高尚事业，莫不由其伟大人格高尚理想，发以辅相裁成之。

《易经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是宫室栋宇之法，由圣人所创有也。古之葬者，百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是棺椁丧葬之法、亦由圣人所创有也。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是治百官察万民之书契法，亦由圣人所创有也。

由此可知，一切法制，无圣人莫能创有，因又有历史昭然之陈迹也。况乎法是死物，在人治用。有其人则当因者因，当革者革。师其意，不必师其迹．唐虞禅让，汤武征诛，因革不同，其治国安民一也。尧舜传贤，禹则传子，亦因革不同，其治国安民一也。岂假僧古人成法哉。

或谓，有治人，自有治法，固矣。其如圣人，不常见何？故不如言法治者较有根据也。然，要知国家有何等人才，即有何等治法。创制显庸之大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自有其经天纬地过化存神之治法。而循循礼让之善人君子，如成康文景，亦有其循规蹈矩休养生息之治法，固不得向桀纣要求保障人权，亦不得向盗跖要求合法自由也。

故孔子云：“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

总以有何等好人，然后施之国家社会，自有何等好治法。今人耳食皮相，第炫惑西人为法治国，而不知西人亦是人治，盖其一切政策，与其一切物质文明发皇，皆西人有恒之一念所流演，策励而出之者也。西人有恒心，故物质文明发达。“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有其人自有其治也，所以真正言治，根本在人。

《大学》教人修身，能修身之人，而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古今中外未之有也。故反复申言：格、致、诚、正、修。并断以修身为本。于治平章内，不立法律条文者，正以治人，必以学识才德为标准。治法可以随时变通而自创制，非圣贤不解法律条文也。

（三）有治法无治人   法，即等于空文

纵观历代开国之初，无不有一代致治典章，以资后人法守。无如夏礼虽备，杞不足徵。殷礼虽备，宋不足徵。千古如出一辙。

再看墨西哥之宪法宛在，而国人好乱，拘束无功。中华民国之约法谨严，而军阀擅权，反遭摈弃。漫说强制人的外表行为之法律，无真能实行之人，势必等于空文。即本诸人人天性同然之道德仁义的教训，苟无真能实行之人，亦不过流为口头禅语而已。例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真能躬行实践者有几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条目，而真能全体大用者有几人？秦汉以后，大道失传，每况愈下，所谓道德仁义，多半名存实亡，何况法制乎。

今人患中国无法，汲汲贩取泰西之法文，以削足而适履。吾则患中国无人，殷殷望治世之人才，以修己而安人。即如前清律法，非无明文也，因无人斟酌损益，实力奉行，故因循腐败，以致灭亡。

有人无法，法由人兴。有法无人，法由人灭。故法纵美备，人仍贪污。法纵详实，人仍诈伪。孔子云：“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

正以有法无人，法为废物。故“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重人而不重法也。

（四）有治法无治人   法，反为作奸犯科之护符

法如一物，因人不同，解释不同，宽严不同，而其作用不同也。

如同一盗窃罪，初犯与累犯不同。同一杀人罪，谋杀与误杀不同。即同一谋杀罪，律师甲可引某条文加重，律师乙可引某条文减轻。以罚款论，甲警可罚以一元，乙警可罚以十元。以此类推，法既可以活用，人自可以逃法枉法。若徒有法，而无廉明执法行法之人，则老实者必受烦苛。狡猾者逍遥法外。不仅如此，且可借法文为护符以诈他人。

前清之讼师，民国以来之律师，舞文弄墨，兴风作浪，靠唆讼诈财鱼肉乡民。大者权奸盗窃国柄，军阀肆虐殃民，假国法为强国之工具。袁世凯借口于国民当兵纳税之义务，行个人聚敛财富之阴谋，是依法治国耶？！

老子云：“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西人有言：法律是保护恶人之工具。推而言之：一切法度，莫不如是。如君臣之分，国家之一种法制也。而桀纣幽厉，反假之以屠戮忠良。仁义之施，政治当然之法则也，而齐恒、晋文乃假之以图谋强霸。至于王莽之假周公，曹操之假文王，不特假其法，且并其人而假之，则更有何法之可言。今之以旧礼教为杀人凶器，欲一举而破弃之者，亦因见历来专制恶魔，假礼教以自用自专之护符，故激而出此。岂知舍古礼而言今法，齐失而楚未得，结果或更多流弊。究其根本，皆是有法无人，故小人得而假借之利用之也。

（五）人为主体， 法为作用

重人而不重法，必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大圣人当国而后可。盖此诸大圣人，贯通天地人，具备智仁勇，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量，无不与天地人物息息相通，故能参天地而赞化育。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无所谓成法也。然，其言即为天下万世之法言，其行即为天下万世之法行，从心所欲不喻矩，无一不可师法也。等而下之，则非所论矣。秦汉以后，治少乱多，即人非而法亦不备也。若重法而不重人，除少数愚民可以愚弄强制外，任何国家社会，无一可治者。

欧洲大战之产生，民国以来之各种乱象，即口讲法律而人为鬼蜮也。故国家政治作用，不论何种国体，何种政体，亦无绝对的优劣。总要为政者，为贤明有德之人，然后因时制宜，因事立法。国家不劳而自治。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亦谓有治人，亦须有治法也。不过法由人立，人可因革损益法，必以治人为体，治法为用，方无轻重失序，无本末颠倒之流弊。且孟子《离娄》章论证，一则曰：“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再则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三则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四则曰：“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细绎其义，一则以人治，须谙乎治法。再则以治法，必本于治人。三则以真正治人，必依国性民情为治法。四则以非治人自无治法，无治法即非治人。近人有谓当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亦莫可奈何之叹。是徒见抄袭法治之滋乱，而不知大圣人自有经天纬地拨乱反正之大经纶。亦由圣人不出世，鱼目多混珠。故聪明自恃者，反谓圣人不若己也。然孔子为政三月而鲁国大治，及其去位，鲁复孱弱如故。足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明证。即如俄国之彼得一世执政，变法图治而致强盛。至尼古拉二世执政，改制立宪，而竟灭亡。岂不亦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确徵。（真法法情）

故可得一结论，有治人自有治法。与其邯郸学步，矜言法治，何如选贤与能，尊重法治。

   （六）人有善恶 法无善恶       （真法情真，非善非恶）

人类有史以来，有一事必有一法。例如火食兴，即沿用钻木取火之法。陶器兴，即沿用范土为器之法。故大而礼乐刑政，小而饮食衣服，莫不因时制宜，各有其当然之法守。或国家著为法令，或社会沿为习惯，有成文法，不成文法之区别，其足为法守则一也。

考其立法原本，无论何等法制，皆是利人群，维护社会之需要，固不得有是非善恶分别褒贬于其间。其所以积久弊生，或腐化或恶化者，非法之本质原来如此，都因行法之人或腐化或恶化，法乃随之而腐恶也。若人尽尧舜，则禅让之法，万世可行。人尽启贤，则世及之法，亦可万世可行。故孟子云：“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亦无所谓善，无所谓不善。而有启、有太甲、又有桀纣、以致世及之迹同，世及之实异。况乎同一刑法，皋陶作士，则足以明刑弼教，刑期无刑。桀纣肆虐，乃借此焚炙忠良、残民以逞。同一官制，周公为相，则足以位置贤能，安辑周室。幽励当国，乃反以宠容谗谄，复灭宗周。

遍观中外古今历史，立法皆为求治。然无绝对的是非善恶可言。而从古及今，由中推外，人类莫不有智愚贤不肖，君子小人之分途。故国家之治乱兴衰，社会之隆污升降，完全在人而不在法。所以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近代政治学家，分析国体与政体，有国体共和而政体专制者，拿破仑时代之法兰西是也。有国体君主而政体立宪者，为宪政鼻祖英吉利是也。故一部分学者谓，国体无绝对的是非，政体则以立宪为优美。岂知政体亦无绝对的优劣，悉因人而分高下。盖德意志有宪法，中华民国亦有约法，何以治乱不同。（论君主立宪，则德为先进论。共和立宪，则德犹后起。）意大利有宪法，土耳其亦有宪法，何以强弱互异？皆因所同者法，所不同者人耳。故“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此之谓也。再以浅显易明之婚姻制度而言，有专制婚姻，有自由婚姻。然专制制度下，有夫妻不和者，亦有夫妻好合者。有家庭黑暗者，亦有宜尔室家者。自由婚姻制度下，夫妻亦有好与不好者。诸如此等，总而言之，还是人的关系。

故中国圣贤言治，重人而不重法。

（七）法恶，人善法亦善 法善，人恶法亦恶

法无善恶，因人而分善恶。

故为政者果系善人，天下无恶法。为政者若系恶人，天下无善法。

例如，杀伐与仁让的比较，杀伐为恶法。然舜放四凶，禹征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诛管蔡，孔子诛少正卯，或以拨乱反正，或以除暴安良，遂成顺天应人，治世宜民之大业。故古之诸大圣人，其出谋发虑，仁让固所以爱人，杀伐亦所以成人，“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若暴戾恣睢之桀纣秦政，敢于杀人以逞，则真为万恶之残贼矣。

又以慈悲与残忍比较，则慈悲为善法，而宋襄公之不重伤，二擒二毛，致战败受创，而几乎亡国。梁武帝之斋僧供佛，面代牺牲，卒饿死台城，反以酿乱。此岂慈悲之反恶于残忍哉？则以宋襄公、梁武帝一流人物，乃假道德假仁义耳。其言其行无非欺世愚人。质而言之，此种小人，纵有时假借慈悲，亦仍是私心作用，到头不免身败名裂。而道德仁义慈悲之善法，反为小人蒙迂阔无用之垢，空疏寡效之议。所以孔子曰：“恶以是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夫德本善法，而乡愿乱之。信本善法，而利口乱之。义本善法，而佞人乱之。仁义慈悲本善法，而宋襄公、梁武帝之流乱之。

由此可见，法恶，人善，法亦善。法善，人恶，法亦恶。法，需由人善处也。

（八）万法由人兴 万法由人灭

立法行法者人，奉法守法者人，毁法乱法者亦人，法不能离开人而存在也。

是以古之伏羲氏，“仰观天，俯察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是卦象之法兴。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教天下稼穑之法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治天下之法兴。推而至于佃渔杵臼舟车弧矢之属，以及近代声光化电机械技巧之类，凡足以利济人群，幸人类幸福诸法制，无不由人所创造，所兴起。亦无不由人所利用，所流传。

以形上之道言，儒家一贯之法，孟子以后无传人；佛家心印之法，六祖以后无传人；道家薪传之法，邱祖以后无传人。因无载道之人，大道从而晦隐。中华文明之退化，其所由来久矣。即如希腊哲学，何以沉晦于中古，而光明于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乃有人认识。而佛教大乘，不传于印度而传于震旦。耶稣救主，不信于犹太，而信于欧土。亦以印度犹太，无认识佛与耶稣之人。震旦欧土，有认识佛与耶稣之人。以形下之器而言，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何以不传于后世，因无人研究也。声光化电之术，何以不兴自中国，亦因无人用力发明也。国家政治法律之作用，社会文明风化之传布，亦犹是耳。

司巴达（原翻译如此──编者）雅典盛大之文明，由司巴达雅典人自兴之，亦由司巴达雅典人自灭之。中国唐虞三代，盛大之治化，由中国人自兴之，亦由中国人自灭之。有禹汤文武周公，而礼乐教化大行。有桀纣幽厉，而礼乐教化崩坏。故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徵。我观殷道，宋不足徵。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均足证无人则无法，徒法不能行。即有人立法，而后起之人不能继承光大，其法必反滋弊害，以至毁灭。所以辟雍钟鼓，重在作人。周公吐握，急于得人。而近世教育家，政治家，亦知教育培养人才，为国家根本。又就谓人治是中国的古训，便可随便抹煞。法治，是西洋名词，竟自贸然信奉耶？

（九）大同世界必定先有治人后有治法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试问，大道何以行？还是人能弘道。天下何以公？还是人秉公心。有大公则天之尧，而后能让舜。有重华协帝之舜，而后能让禹。亦惟有玄德升闻之舜，而后能受尧之禅。有不矜不伐之禹，而后能受舜之禅。故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有志焉，而未之能逮也。”又曰：“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明于其义，达于其利，而后能为之。”已明揭示，要有大同人才，而后能开公天下之大同世界。

大同世界之治法，简单明了，“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已。而选贤与能，仍是治法之中，首重治人。讲信修睦，乃于治人之下，行好治法，其风声所播，人人乐从。“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岂非全民政治之极则。“男有分，女有（情）”。男女天然平等也。“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劳资安然合作也。“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则一切法令禁令皆归无用矣。而其根本全在于兴三代之英，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