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和使命不是道德问题，是增长问题。----而我们总是把价值观、使命理解为道德问题。
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只不过换了主角。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总能看到：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经济领域，一个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新组织击败庞大、老化、腐化、僵化的旧组织的故事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上演过。
本质上来说，基本矛盾是大公司希望不间断、极高速增长的本能诉求和大公司这种超大型生产组织架构必然不断加速的自然老化。
马云从1999年9月创办阿里巴巴到现在2018年9月，在短短的19年时光里，阿里巴巴由一间包括马云只有18个名员工的小微公司增长到共有86833名员工（2018年3月），由收入0增长到2018财年收入为2502.66亿人民币，核心电商收入为2140.2亿元，同比增长60%的这种体量。
随着阿里巴巴的营业规模、员工人数的不断高速增长和业务范围的扩大。马云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不可能再像以前十八罗汉时期那样，不断的盯着其他人，告诉他们什么是这个公司需要的、什么是这个公司不需要的。而什么可以干，什么又不可以干。即便是当你的公司到达1000人，你会发现发现很多新面孔，而你根本叫不出他的名字。那怎么办？你会发现价值观和使命的建设是必然的。
价值观和使命就是用来做制度做不了的事情
马云并没有否定制度的作用，他当然很清楚知道制度的完善建设是现代企业必须要做的东西。但是问题来了：
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制度的数量和深入程度是有着边际效应的。企图通过无尽无穷增加制度来管理企业注定会失败。
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另外相似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法律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行，为什么不能完全抛弃道德建设，然后不断添加新的法律制度。这样不就什么都可控了吗？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事实：
世界上有10%的重大事项你用法律和制度去建设，他是效率高，成本低的。而世界上的另外90%的事项，它们繁琐复杂，难以精准量化。企图用制度全部覆盖，是难以适应这个动态高速发展的社会的，往往你这边制度的墨水都没干，往往那边的实际情况又变化。你之前的制度前提其实已经不存在了。记住，当这个制度前提都不存在了，你制定的制度有什么用？
所以，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要稳定的高速增长，就必须用制度去管10%的重大事项，用价值观和使命去管90%的其它事项。这样的话，就可以建立一种适应复杂多变、高速发展的社会的一种公司组织架构。为增长扫除障碍。
这也是为什么说：价值观也好，使命也好，更多的是为大公司这种超大型组织架构增长服务。只不过价值观、使命在文学里面是褒义词，人们很容易就理解为道德上的问题。认为这是一种尧舜禹式的人治，这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