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边界作为创造性空间
在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边界往往被视为终结之地——市场的边界即社会关系的尽头，治理的边界即权力效力的极限，学科的边界即知识有效性的终点。然而，若以更具生成性的眼光审视，边界并非壁垒，而是接触地带；并非割裂的鸿沟，而是转化的界面。本章将探讨在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张力地带、在传统治理模式的交叉地带、以及在经济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地带，边界如何被重塑为孕育创新与整合的创造性空间。
一、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互补性
分析市场化社会中经济行动的逻辑，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当前社会运行机制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有关经济行动的解释主要围绕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强调经济利益驱动的市场逻辑，将行动主体预设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二是强调传统文化、社会关系作用的社会逻辑，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然而，这两种逻辑若各自走向极端，都与社会实践存在割裂之嫌——纯粹的市场逻辑将一切社会关系化约为金钱交易，而极端的社会逻辑则可能忽视经济效率的现实约束。
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互补性，首先源于二者对人类行为动机的不同把握。市场逻辑基于理性选择与效率优先的假设，这在资源配置层面具有显著优势；社会逻辑则关注信任、互惠与集体责任，这为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基础。历史经验表明，那些能够持久繁荣的经济组织，往往并非纯粹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实体。例如，17世纪至20世纪在英国和美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贵格派商人，不仅取得了经济成功，还率先为工人建造住房、开展社会项目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引领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同样，亚太地区的部分海外华人企业也呈现出服务社区、创设慈善机构的特征，而非仅仅追求增长与利润。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深刻事实：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相互增强的关系。
在实践层面，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互补性体现为“合理行为”的微观基础构建。合理性标准要求我们依据文化和社区规范来评价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而非仅仅基于个人视角。当企业将社会逻辑内化为组织行为的准则时，它们实际上是在为市场逻辑的长期有效运作培育土壤——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互惠增强了合作韧性，公正则维系了市场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正如有关研究所指出的，中国人的经济行动需要从整体视野出发，综合把握市场和社会因素的双向作用。这种整体视野不是对市场逻辑的否定，而是对其必要的社会嵌入性的重新确认。
二、新型混合治理模式的探索
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互补性，不仅体现在个体经济行动层面，更在宏观治理模式的创新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传统的治理模式往往遵循“要么市场、要么政府”“要么效率、要么公平”的二分法，但在复杂的混合型治理情境中，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常常陷入困境。正是这些困境，将治理者推向了边界地带——在那里，单一的治理逻辑失效，而创造性的混合模式得以萌生。
在城市基层治理领域，混合型网格辖区的治理创新提供了生动例证。面对商圈管理、市容环境、民生服务等多重目标的协调难题，传统的“条线分割、多头管理”模式往往导致响应滞后、推诿扯皮。对此，上海虹口区江湾镇街道第二综合网格探索了党建引领下的“多格合一”模式，将街道综合执法队、城运、市场监管、党建等条线力量整合进同一框架，并联动区级部门下沉力量，形成治理合力。这种模式打破了行政边界的壁垒，使原本分散的资源得以统筹调度，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作为”的转变。更具启示意义的是，该网格还通过党建联席会议制度，为商户、居民、政府部门提供了议事平台，引导商户成立门责自律组织，化“被动他律”为“主动自律”。在这里，治理的边界不再是权力行使的终点，而是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起点。
在更宏观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展现了市场活力与社会保障相融合的可能性。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探索的“城乡大管家”模式，通过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股权合作，构建了环卫、市政、园林“三位一体”的综合运营体系。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国资之稳”与“市场之活”的深度融合：国有资本凭借资源协调能力与政策落地优势，锚定公共服务的民生导向；民营资本则以其灵活的决策机制和成本管控能力，激活市场化运营的效率动力。改革成效令人瞩目：机械化车辆精减20%、管理人员精减30%、设备利用率提升17%以上，累计降本增收396万元。这些数据表明，在国有与民营的边界地带，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混合治理模式的探索启示我们：边界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需要精心设计的转化界面。无论是综合网格治理还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建立了跨越边界的协调机制——这些机制既保留了不同逻辑的各自优势，又通过制度化的沟通、协商与整合，使多元目标得以兼容实现。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关系时所指出的，历史是由多种力量相互博弈、相互冲突、相互牵制、相互抵消后融合成的“平均数”或“合力”。治理的创新，恰恰在于如何引导这种合力朝着增进公共福祉的方向演进。
三、经济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回归
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互补性探索、混合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最终指向一个更为深层的理论命题：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其学科边界与人文根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发展正面临动能不足、治理滞后、发展失衡等难题。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遵循“物的逻辑”的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理论已经行不通了。构建新的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理论，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创立之时，正值人文主义衰落、理性主义兴起。经济学沿着理性主义的路径走上了科学主义的道路，其代价是“去价值化”。亚当·斯密曾以《道德情操论》探讨人的本性，以《国富论》分析人的理性，但现代经济学知识沿着理性假设不断抽象，将感性维度抽象掉了。李嘉图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分开，使经济学成为非历史的；穆勒将实证与规范分开，使经济学开始摆脱道德伦理等价值判断；新古典主义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使经济学走进了由数据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这一知识演进路径导致了一个吊诡的结果：经济学越是追求“科学性”，就越远离人的完整存在；越是强调“价值中立”，就越难以回应现实世界中迫切的价值关切。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困境的自觉回应。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倡导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推动了经济学的“人文回归”，有效破解了经济发展的“人文悖论”。从学科内涵看，人文经济学关注的是人、文化、经济三大要素，研究的是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效率与公平、自立与互鉴的辩证关系，回答的是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这一研究议程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野，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经济学的人文回归，意味着对学科边界的重新定义。首先，它要求重新确立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这决定了经济学是“人的经济学”还是“物的经济学”。其次，它要求经济学不仅要回答“是”的问题，还要回答“应该”的问题，这意味着规范分析的合法性需要被重新承认。第三，它要求经济学不能单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的效率问题，还要考虑精神文化的需求。第四，它要求建立全面人性的三维结构——理性、感性和信仰，以此超越“经济人”的单薄假设。第五，它要求经济学体现“善”的价值判断，恢复经济学的伦理性质，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经济学的人文回归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要求。中国在引进经济学时，直接引进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这在起点上就存在先天不足——抛开价值问题的技术分析，往往偏离甚至背离了中国独特的发展逻辑。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要求实现从“以物为主的发展”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转变，这必然要求经济学进行人文重构。人文经济学正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结晶，它深刻阐释了人文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揭示了人文精神、人文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结语
边界之为创造性空间，在于它拒绝非此即彼的简化逻辑，而邀请我们进入“既此且彼”的生成领域。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互补，使我们看到经济行动既非纯粹理性的计算，亦非单纯社会规范的产物，而是二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创造性综合。混合治理模式的探索，使我们明白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并非治理的终极悖论，而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兼容的目标。经济学的人文回归，则使我们意识到学科边界并非知识的牢笼，而是通向更深广的人类理解的门槛。在边界地带，我们既告别了单一逻辑的傲慢，也避免了相对主义的消沉——正是在那里，创造性的综合成为可能，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