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多元经济形态与社会繁荣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双重浪潮的冲击下，单一的经济增长逻辑已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挑战。当代社会的繁荣不仅需要效率与速度，更需要包容性与韧性。社会企业的兴起、地方化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平衡，以及数字经济的社会嵌入，共同构成了多元经济形态的崭新图景。这些探索试图在资本逻辑之外，寻找一种能够兼顾经济发展、社会公正与人文关怀的共生之路。
第一节 社会企业与合作经济：民主治理与公共利益的回归
社会企业与合作经济并非新生事物，但其在当代的复兴，折射出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深刻反思。早在1844年，英国的罗奇代尔公平先导社就开创了合作社的基本范式，强调过程透明、诚信经营与社会责任，将成员需求置于资本收益之上。这一理念在21世纪以社会企业的形式重新焕发生机，试图在非营利的公益使命与市场化的运营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
社会企业与合作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经济民主”的追求。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经济民主主张不论性别、年龄、族群或社会地位，所有人都应拥有参与及制衡经济的权力，使经济回归以人为中心的初衷。这种理念在实践中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合作社形式实现劳动者或消费者的共同所有与民主治理，二是通过社会企业将解决特定社会问题作为核心使命。
英国合作社集团（The Co-operative Group）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样本。这家英国最大的合作社企业，业务范围涵盖零售、金融、殡葬等多个领域，消费者只需支付一英镑即可入股，既可根据消费获得红利，也可将收益投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保护等公益项目。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治理模式——董事会成员由约一万名成员共同选出，会员能够参与整个事业体的决策，实现了所有权、控制权与受益权的统一。这种“成员所有、成员治理、成员受益”的模式，有效避免了资本逻辑对企业的单一支配。
在金融领域，合作经济同样展现出独特价值。日本的“未来银行”以合作社形式运营，其创立源于对主流银行资金流向的质疑——创始人田中优发现，大银行的存款大量被用于军事企业融资和核能设施建设，而储户对此毫不知情。未来银行则致力于建立一个透明化的金融管道，专门为环保项目、社会福利组织和新兴社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自1994年成立以来，这家只有497名社员的银行累计对外融资11亿日元，且保持零呆账记录。这一案例证明，即便在资本密集的金融领域，以信任和透明为基础的合作模式同样能够实现可持续运营。
社会企业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其“双重底线”的追求上。学术研究表明，社会型企业的意义在于同时创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经济角度看，合作事业可以创造规模经济，为偏远地区营造发展特色；从社会角度看，这类企业有助于提升社会关系连带，改善失业问题，提供福利照顾，为居民提供培训与教育机会。换言之，社会企业不仅是财富创造的组织，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载体。
然而，社会企业与合作社的发展也面临现实挑战。有观察者指出，社会企业在引入过程中，其原初的民主参与设计逐渐被淡化，如今衡量一家社会企业是否成功，往往偏重其盈利能力而忽视其治理结构的民主性。与此同时，许多合作社成员的参与度有限，所有权与实际治理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导致民主治理徒有其表。这些问题提醒我们，真正的社会企业不仅要有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更需要在组织内部实现民主治理——因为最好的社会责任，恰恰是从内部的民主实践开始的。
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普雷斯顿小镇的转型实践为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这座曾被评為全英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小镇，通过“社区财富建设”计划，将公共采购资金优先投向能够创造“利益共享”的商业组织，合作社自然成为主要合作对象。这一政策使投入社区经济的采购资金从2012年的5%增长至2018年的18.4%，小镇也由此被評为全英国最进步城市和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普雷斯顿模式证明，当公共政策有意识地将资源导向民主化、本地化的经济组织时，即使是资源匮乏的社区也能够构建出具有韧性的经济生态。
在中国，类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甘肃张掖市近年来在多个社区成立社会服务企业，探索“社区+社企+社区合伙人”模式。这些社区企业的法人由社区居委会主任或副主任担任，收益主要用于建立社区发展基金、开展公益活动和改善基础设施。企业引入“城市合伙人”理念，将信誉好、技能强的个人或企业纳入资源库，与居民需求进行精准对接。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些企业聚焦困难群体，通过就业创业工坊、爱心助残超市等形式，帮助低收入人群、残疾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这种以社区为单元、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收益回馈社区为目标的社会企业模式，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节 地方化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平衡：韧性与连接的重新构想
过去数十年间，全球供应链以效率为最高准则不断延展与优化，形成了高度复杂的跨国生产网络。然而，近年来的种种冲击——从贸易摩擦到全球疫情，从地缘政治冲突到自然灾害——暴露了这一体系的脆弱性。如何在全球连接与地方韧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成为经济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共同关注的议题。
地方化经济并非简单的“去全球化”或封闭自守，而是在承认全球连接必要性的前提下，重新确立地方作为价值创造与分配的主体地位。这一转向体现在三个层面：基础设施的地方化嵌入、供应链的区域化重组，以及产业生态的本土化再造。
在基础设施层面，上海松江综合保税区的“航空前置货站”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创新的范例。传统模式下，出口货物需要长途运输至机场口岸，在堆场长时间等待查验和安检，既耗费时间又增加成本。松江的创新在于将机场货站的职能“前置”到综保区内——货物可在抵达机场前完成全部安检和通关手续，直接从前置货站运至飞机接驳口装机。这一看似简单的流程再造，带来了通关效率提升30%、物流成本下降15%的显著成效。
松江案例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展示了地方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在全球供应链中重塑自身位置。正如当地官员所言，“效率之变让综保区能级跃升，企业供应链韧性和全球竞争力显著增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创新并非孤立的局部优化，而是地方政府、海关与企业深度协同的结果——通过“智慧验放”“无感通关”等举措，打破部门壁垒，重构作业流程。当更多地方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主动“链”入全球网络，全球供应链的格局也将从中心化的“枢纽- spoke”模式，转向更加分布式、多节点的网络结构。
在更宏观的尺度上，地方化经济的另一重内涵是推动产业生态的本土化再造。浙江县域经济的开放实践为此提供了观察窗口。面对国际形势变化与全球供应链重构，浙江省贸促会组织“国际贸易投资代表团浙江行”系列活动，将海外客商直接引入县域产业集群与高新园区。嘉兴海宁的跨国采购对接会上，近60家中东采购企业走进当地外贸工厂实地考察，最终签下总额1.05亿美元的出口订单，推动箱包、毛衫、羽绒服、面料、皮革五大产业带集体入驻嘉兴（迪拜）优品直销中心。
这种“请进来”而非“走出去”的模式，使县域企业得以在“家门口”链接全球商机。马来西亚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副领事在走访嘉善、桐乡后感叹：“在面积不大的县域里，居然藏着这么多园区和发展机会！”这一评价揭示了地方化经济的核心优势：当全球买家能够直接进入地方产业集群，感受其完整的产业链、高度自动化的智能车间、紧密协作的供应商网络，交易就不再是抽象的价格博弈，而是嵌入具体生产场景的深度合作关系。
更具前瞻性的探索来自湖南平江的“雁归”实践。企业家徐业友带领18家供应链企业集体返乡，将全球视野与数字能力带入这座湘北小城。他并未退守一隅，而是通过跨境电商、数字物流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让“平江制造”直面全球消费者。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系统性产业生态的移植与再造——从“211快速交付模式”到1700余项专利，从IPD研发流程到跨境数字平台，他带来的不仅是工厂，更是整套全球化运营体系。
这一案例的启示在于，地方化经济不是要切断全球连接，而是要在地方尺度上重建连接的能力与条件。正如评论者所言：“当更多‘链主’带着全球资源反哺故土，当更多小城能借数字东风直连世界货架，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必将更加坚实而广阔。”换言之，地方化经济的真正潜力，在于使地方从全球价值链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与建构者。
当然，地方化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平衡还涉及更复杂的维度。在技术层面，它需要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与适配，使偏远地区也能获得连接全球市场的通道；在制度层面，它需要地方政府的主动作为与制度创新，打破传统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在社会层面，它需要培养本地人才、激发本地创新，使经济增长真正植根于地方社会。这三重任务的推进，决定了地方化经济能否从理念走向现实。
第三节 数字经济的社会嵌入设计：从效率工具到公共价值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经济形态与社会生活，但其发展方向并非预先注定。当平台垄断、算法歧视、数字鸿沟、隐私泄露等问题日益凸显，一个根本性的追问浮出水面：数字技术应当服务于怎样的价值目标？如何使数字经济真正“嵌入”社会，成为促进公共福祉的力量？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在技术设计与治理架构层面进行系统性反思。研究者提出，智能社会的技术治理应从价值嵌入、动态调适、人机协同、技术民主四个维度重构范式。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思考数字经济的社会嵌入——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冷工具”，其发展与运用始终承载着特定的价值立场和导向。
价值嵌入是数字经济社会嵌入的首要原则。这意味着将共同富裕、绿色发展、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融入技术创新的各个环节，使技术活动超越对单一效率目标的追求。在实践层面，这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努力：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和伦理准则引领技术创新，企业强化社会责任意识，科研机构加强技术伦理的基础研究，公众则提升数字素养与伦理意识。只有当价值关怀嵌入技术研发的全过程，数字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技术向善”。
在基层治理领域，数字技术的社会嵌入已经展现出丰富的可能性。浙江小古城村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杭州西郊的村庄，近年来探索“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数字化民主协商模式，将传统的“樟树下议事”拓展为线上线下融合的参与平台。研究者的分析框架揭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双重路径：外部嵌入方面，技术工具提高了协商效率，制度供给提供了规范支撑，关系网络增强了信息共享与透明度；内生赋能方面，数字化改造优化了组织架构，基础设施投入奠定了物质基础，数据技术则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这一案例的启示在于，数字技术并非简单地“取代”传统治理方式，而是与之深度融合、相互赋能。村民依然可以在樟树下面对面交流，但也可以通过手机端随时随地表达意见、参与决策；村务决策依然需要民主协商，但数据分析可以帮助识别焦点问题、把握民意走向。技术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人的判断，而在于拓展参与的可能性、提升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数字经济的社会嵌入还涉及“技术民主化”这一更深层命题。技术民主化的核心在于打破技术壁垒，推动公众从技术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建设“数字基座赋能、数字工具助力、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民意回流”四大保障体系。换言之，只有当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共享技术成果、便捷地使用技术工具、有效地表达技术诉求，数字经济才能真正成为“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经济形态。
在社区层面，张掖市的“社区合伙人”模式展示了数字技术与社会需求对接的可行路径。社区服务企业建立资源库，将信誉好、技能强的个人和企业纳入其中，同时广泛收集居民关于就业就医、养老服务、家政服务等需求信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实现供需对接。这一模式的核心并非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而是技术如何嵌入社区关系网络、回应居民真实需求、促进社区内部资源整合。当技术成为连接供需的桥梁而非取代人的中介，数字经济的社会嵌入便有了现实的基础。
值得警惕的是，数字技术的社会嵌入并非自然而然的过程。技术迭代的加速度与治理响应的时间差，使得传统静态、统一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建立适应性治理框架，在释放技术创新动力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这需要“穿透式监管”破解监管盲区，“场景化立法”回应技术形态的特殊性，以及跨境协调推动全球数字规则的衔接。
从更深层的视角看，数字经济的社会嵌入最终指向人机关系的重新定义。人机协同绝非简单的人机分工，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实现治理效能的指数级跃升。它强调的是人的价值判断和经验决策与机器的数据处理和智能决策的相互配合，产生“1+1>2”的治理效应。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公共治理领域，同样适用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人工智能辅助而非取代人的判断，当算法推荐拓展而非限制人的选择，当数字平台赋能而非控制劳动者，数字经济才真正实现了其社会嵌入的使命。
小古城村的经验表明，数字技术的引入并非简单地替代传统的民主协商方式，而是通过“云场景”拓展参与空间，通过“云传播”整合对话形态，通过“云知识”激发参与主体的认知潜能。这种技术赋能而非技术替代的路径，为数字经济的社会嵌入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技术应当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相反；效率应当服从于价值，而非主宰一切。
多元经济形态的探索，本质上是关于“什么样的经济才是好的经济”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社会企业与合作经济提醒我们，经济效益可以与民主治理、社会公正并行不悖；地方化经济与全球供应链的平衡昭示着，全球连接可以与地方韧性相互支撑；数字经济的社会嵌入设计则表明，技术进步可以服务于公共福祉而非少数人的利益。
这三种探索的共同指向，是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具韧性、更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形态。在这样的经济中，效率不是唯一的尺度，公平、民主、可持续同样构成价值坐标；在这样的经济中，资本不是唯一的主体，劳动者、消费者、社区居民同样拥有参与和制衡的权力；在这样的经济中，技术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嵌入社会关系、回应社会需求、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当然，这些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制度障碍、路径依赖、观念束缚等多重挑战。社会企业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坚守使命而不“漂移”？地方化经济如何在全球网络中保持开放而不封闭？数字经济如何实现技术赋能而不走向技术控制？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试错、调整。
但正因如此，这些探索才弥足珍贵。它们打开了想象的空间，让我们看到经济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它们提供了实践的样本，让我们相信另一种经济是可能的；它们点燃了希望的种子，让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包容、更加繁荣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