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制度经济学的社会视野
制度经济学超越了传统经济学对市场机制的孤立分析，将制度视为塑造经济行为、影响经济绩效的核心要素。本章将从社会视野出发，探讨非正式制度、产权界定的社会过程以及组织作为社会行动者这三个关键维度，揭示经济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与互动机制。
一、非正式制度：规范、习俗与信任网络
非正式制度是未经明文规定却在社会中广泛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深深植根于文化、历史和集体经验之中，对经济活动产生着潜移默化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1. 规范与习俗的内生性力量
社会规范与习俗往往通过代际传递和社会学习得以延续。它们虽无法律强制力，却通过社会认同、声誉机制和群体压力等方式影响个体决策。例如，在某些社群中，“轮流信用协会”（如中国的“标会”）依靠长期形成的互助传统运转，这种非正式金融安排在没有正式契约的情况下，依靠社群内部的相互信任与道德约束维持运作。
2. 信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
信任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非正式制度。在信任度高的社会中，合同执行成本下降，合作更容易达成。福山将信任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认为它直接影响经济组织的形态与效率。意大利北部与南部的发展差异、硅谷创新集群的成功，都部分归因于地区信任网络的密度与质量差异。
3.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互动
非正式制度并非总是替代或阻碍正式制度，更多时候二者相互嵌入、相互塑造。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需要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的协同演化。当正式法律与本地习俗冲突时（如土地确权中的传统土地使用惯例），简单照搬外来制度常导致“制度空洞化”，而尊重并引导非正式制度则可能促进制度的有效落地。
二、产权界定的社会过程
产权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特定社会条件下通过复杂的社会互动、谈判与冲突逐步界定的结果。这一过程充满权力博弈与意义建构。
1. 产权作为社会关系
产权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于资源使用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对物的权利。德姆塞茨指出，产权界定的根本动力在于外部性内部化：当资源稀缺性上升或技术变化使排他成本降低时，界定产权的收益将超过成本，产权制度便随之演化。例如，渔业从公海开放捕捞到配额制度的转变，正是资源稀缺加剧背景下产权逐步明晰的过程。
2. 产权界定的冲突与协商
产权界定常伴随利益冲突与政治博弈。不同行动者（国家、社群、企业、个人）基于各自利益提出竞争性的权利主张。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法律条文的确立，更涉及日常实践中的承认与执行。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演化，就是国家政策、地方实践与农户诉求长期互动的结果。
3. 不完全产权与治理创新
现实中产权往往是不完全的，即无法事前明确规定所有情况下的权利归属。这催生了各种治理结构的创新，如共有产权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的自主治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在适当的社群规范与监督机制下，使用者能够自发形成有效的资源管理规则，避免“公地悲剧”。
三、组织作为社会行动者
组织是制度的具体承载者和实践者，它们并非单纯的技术效率工具，而是具有特定目标、身份与行为逻辑的社会行动者。
1. 组织的制度性同形
迪马吉奥和鲍威尔指出，组织在相似制度环境下会趋同，并非全出于效率考量，而更多是为了获得合法性。这种“制度性同形”通过强制、模仿和规范三种机制发生。例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普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标准化，往往反映了社会期望与规范压力，而非简单的效率选择。
2. 组织场域中的互动与演化
组织存在于“组织场域”中——由关键供应商、消费者、规制机构、竞争对手等构成的互动网络。场域内的组织既竞争又合作，共同塑造行业标准与行为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便是整车企业、电池供应商、充电设施运营商、政策制定者等多方行动者共同构建新产业生态的过程。
3. 组织作为制度企业家
组织不仅是制度的接受者，也是制度的创造者与变革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组织可能主动推动制度创新，为自身创造更有利的环境。特斯拉开放电动汽车专利、阿里巴巴推动电子商务信用体系，都是组织作为“制度企业家”重塑行业规则的例证。
结语
制度经济学的社会视野提醒我们，经济行为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非正式制度提供了经济互动的深层语法，产权界定反映了社会权力与协商的动态过程，组织则是制度生成与演化的活性载体。理解任何经济现象，都不能脱离其背后的制度脉络与社会关系。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转型的今天，这一视角尤为重要：新旧制度交替加速，非正式规范与正式规则剧烈互动，新兴组织形态不断挑战传统边界。唯有深入制度的社会根基，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经济变迁的复杂逻辑，设计出既有活力又具包容性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