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来杭拓展业务在家里小住，某日喝茶间聊起不久前和我母亲在老家同赴一亲戚家吊唁的情形。吊唁之后的席间，他一眼便在人群中认出了我的母亲。据他描述，母亲在众人里特别好认，因为实在太显眼。母亲在席上与一众许久不见的亲戚侃侃而谈，很是精神，颇有众星拱月之势。
起初，我们只是在聊一些家长里短，各自去睡之时，我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生在饥荒岁月的乡下，母亲和众多贫苦出生的人一样一世辛劳。父亲落榜不久即与母亲完婚，然后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随父亲在各种艰难中颠沛流离。父亲耕田，她就下地；父亲贩鹅，她就养鹅；父亲做油漆，她就拎漆桶；父亲开饭店，她就做厨师；父亲村长被辞，她就随父亲南下打工；异乡十年梦醒，她就随父亲重回故里。
我记得他们应该是2011年从上海返乡的。那个时候虽然上海的饮用水生意依然不错，奈何妹妹要回故乡完婚，日渐苍老的老两口实在有心无力，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于是盘卖店铺得一笔钱落叶归根。相较于十年前的仓惶而逃而言，归来之时也算衣锦还乡。这样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在父亲和母亲心里却有着天差地别的认知。父亲唯有“不甘”二字，他是个野心家，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配得上他的野心，他无数次向我暗示过想要留在这个城市，哪怕是给人看大门，捡垃圾。那十年里他用汗水换来了金钱以及尊严，时常感慨自己年轻之时荒废的光阴太可惜，他后悔出来的太晚太晚。而母亲自从得知要返乡便对故乡望眼欲穿，终日掰着指头算归期。
我自然是理解母亲的，上海对她来说实在太大了，她小小的心装不下这么一个巨大的城市。从来到这个城市开始她便如无根之萍，风中蓬草。那时我们全家人最怕的就是警察，因为家里运水的货车总是超载，否则根本无法赚到那点可怜的收入，而交警每一次地出现都让我们如惊弓之鸟，扣分罚款往往是一家人一天都无法开颜的唯一原因。人活在一种巨大之下自然因渺小而自卑怯弱，在上海的母亲从不敢随意与陌生人打招呼，她总是努力恪守一个异乡人的本分，唯恐惹下无谓的是非。记得有一次在哇哈哈水厂拿货时，叉车工由于工作疏忽将她脚踝骨铲至骨折，本应理直气壮找厂家负责，她竟偷偷瞒着众人忍痛回了家。后来被父亲责骂愚蠢之时，她很是委屈，只说是怕给开叉车的老赵带去很多麻烦，怕以后再去厂里提货时多糟人刁难。这件事至今想起依然让人心痛不已，心痛的却远不是母亲的脚伤。
上海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与母亲那身土气格格不入，孤独寂寞常常是异乡之人最难以下咽的一口粗茶淡饭。离开那个城市之前的一个夏夜，我和妹妹一起欣赏了外滩的夜景。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唯一一次与夜上海相遇，灯火璀璨的让人想哭，为什么我们不属于这里。回来之后我们一直希望母亲和父亲也能在离开之前去看看上海的夜景，但此事终成泡影，我想母亲对此根本无一丝留恋之意。
归乡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翻修家里的房子。热火朝天里看到了母亲久违十年的喜悦之情，这是自然的。这里是她家，门口的街道，屋后的池塘，远处的村庄，庄上的田地无一不向她透露着一种亲昵。她知道在这里即便自己目不识丁也是和大家平等无差，甚至因为这里亲戚族人甚多而骄傲不已。这里没有上海外环线上的车辆洪流，甚至连交警也温善可爱许多。她和父亲把老家的房子收拾的很体面、干净、温馨。临街开门做商铺，两间门面，一间库房，新建宽大的厨房和卫生间，扩大了原有的小院，种上枣树，栽上石榴，养上百盆花草，院子中间摆下石桌石凳，春天赏花，秋日品果，妹妹回家带着两个活蹦乱跳的小外甥在院子里追逐嬉闹，前年我完婚，今年家里又添个大头孙子，这的确是她这一生最美好的日子。
父亲回来之后就和妹妹、妹夫一起做了驾校的教练，后来又单独买了好几张车拉起一支队伍从驾校里独立出来单干，不管赚没赚钱，高昂的斗志以及红火的架势的确让很多同乡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眼光。这其中恐怕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至少在这里她可以一嗓门就让整个小镇听到她的声音，高声言语有时就是一件让人痛快的事，不是吗！
今年在家里人的鼎立支援下，我终于在杭州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是一个主城区的小房子，不大，我正在把他打造成一个温馨的小家。好多朋友都说以后让母亲来城里享享清福，而我却一点这样的意愿都没有。这当然不是怕所谓代沟或者婆媳问题，而是我实在不忍心。杭州虽不像上海那样冷冰冰，不过始终是个大城市，对于母亲而言，这样的地方常常会让她手足无措。2014年，母亲曾来杭州小住一周。彼时，我租住的房子只有不足九平米，母亲每天除了必要的上厕所外，几乎从不跨出我的房门。一般都是晚上九点以后我下班回家，她才喜笑颜开。趁休息时，准备带她去逛西湖，已是阳春三月，母亲却还穿着一双皮棉鞋。我问她为啥不穿个薄点的鞋，她却告诉我那是她最贵的一双鞋，一般喝喜酒时才穿，我心头一颤，不再言语。出门后直接领着她去武林鞋城买鞋，走在路上，挽着她的胳膊，却被她一把拉开。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太胖，穿的又不好看，怕给我丢脸......这句话到现在想起，还让人心如刀绞。我执意挽着她走，后来她就很僵硬的随着我了。买鞋的时候，蹲在她脚边给她换鞋，旁边的老板，用一口浓重的杭州话夸她有个好儿子，她听不懂那些话，却很清楚明白老板的意思，那个时候我头压得更低，她却难得地昂首挺胸。
今年曾同租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同学母亲过世，那个为儿子操碎心的母亲也曾对我很好，她的溘然离世让人很意外，毕竟原来居住在一起时，记得她并不显苍老，人也很精神，这突然就没了，实在让人愕然。某个晚上，母亲和我视屏通话，偶然聊到这件事，突然悲从中来，先是眼眶湿润，再来泪流满面，最后竟化成一场嚎啕大哭。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知道母亲身体并不好，血压血脂很高，肾脏也不好，但她的一句：“我们都很好，不要操心，你好好的就行。”我就能轻易地心安理得，但就在那一天，我突然很害怕，真的怕有那么一天自己在三尺讲台之上收到那个最不想听的电话，如果真的那样，我想我一定会恨死自己。那晚我在视屏里一遍遍的嚎啕这着：“你这辈子幸好有个孝顺的女儿，要不然你养个儿子有什么用，你养个儿子有什么用......”
可即便这样，我依然不愿母亲来城里生活，她这一辈子太苦，我不想她到老了还活得那么不自在，那么卑微。我喜欢她在老家的样子，总是高声喧哗，生怕整个小镇有谁听不见；我喜欢她在老家人面前吹吹牛皮，侃侃而谈，人老了，还去计较些什么呢；我喜欢她走亲串门，想去哪就去哪的无拘无束；我喜欢她芳树之下，儿孙绕膝的满足与平静，这样的生活在城里我给不了她。作为儿子，我不想我农村的母亲来城市。
也是木头
二零一七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