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伟大城市的中心，在权力与财富，繁忙和富足之间，你几乎总能找到一座悼念阵亡者的纪念碑。巴黎，华盛顿，柏林和伦敦，都是如此。
此刻，我站在距离唐宁街财政部和国防部仅几米远的白厅（伦敦的一条街），眼前的纪念碑悼念着上个世纪的大战中数百万阵亡将士。为什么我们将死亡置于城市的核心？一种解释是，为了保护城市所代表的财富和权力，我们必须与那些觊觎它们的人抗争。在接下来几期节目中，我将带你回到五千年前，看看人类刚开始在城市生活的样子。
今天展示的物品，来自于最古老、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更直白点说，让一个城市富有的秘诀，与它强大的战争能力密不可分。
城市出现于大约五千年前，一些伟大的河谷见证了人类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肥沃的土地，加上有效的耕种，使得一些地方的人口在几个世纪内变得越来越密集。在尼罗河流域，正如我们在上期节目看到的那样，人口大幅增加导致了埃及统一国家的建立。
而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农业积累导致了多达3万至4万人的定居点，这是前所未有的规模，也是第一批城市。协调如此规模的人群显然需要新的权力和控制系统，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设计的这一系统，具有惊人的适应性，他们被一直沿用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城市到处都有美索不达米亚的DNA。
在所有最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最著名的是乌尔。因此，伟大的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在1920年代选择这里进行他的挖掘工作就不足为奇了。伍利发现了一座王室陵墓，一位女王和她的女仆葬在一起，身着金饰，华丽的头饰; 金色和青金石的里拉琴; 世界上最早的棋盘游戏，以及一个神秘的物品。
伍利写道：在更远的房间里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一块原本是木头的牌匾，长23英寸（58厘米），宽7.5英寸（19厘米），两面都覆盖着用贝壳，红色石头和青金石拼成的马赛克图案。木头腐烂了，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图案具体是什么，但好像有成排的人类和动物形象。当这牌匾被清理和修复后，它是墓地中发现的最好的东西之一。
这是伍利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所谓“牌匾”显然是一件高级艺术品，但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在这些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伍利的发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我正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展厅去找它，这就是了，我来描述一下这个物品：它的大小和形状很像一个公文包，伍利在墓中刚发现它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它实际上是个木质的盒子，整体是个梯形，下面宽，上面窄。这个盒子的四个侧面都装饰着马赛克图案。
在修复之后，伍利把这个盒子称为乌尔军旗，这个名称似乎还不如“牌匾”好理解。伍利认为乌尔人可能会在战斗中用一根高高的柱子把这盒子举起来，就像军旗一样。学者们保留了这个名字，我想更可能是出于对伍利的尊重。真的很难理解它是面“军旗”，因为很明显那些图案是需要从近距离观察才能看清的。一些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乐器，或者只是一个用来保存贵重东西的盒子，这东西的真正用途确实令人费解。我们为此请教了一位在伦敦工作的伊拉克著名考古学家拉米亚·盖拉尼博士，她说：
“很遗憾我们不知道它用来做什么，但对我自己来说，它代表了整个苏美尔人。它描绘了战争，它描绘了和平，它是多彩的，它告诉我们苏美尔人的足迹曾到过哪里——因为盒子上的青金石来自阿富汗，红色大理石来自印度，所有贝壳都来自波斯湾的海边。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作品，它很漂亮！”
截至目前的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每件物品都是用单一材料制成的——石头，木头，骨头或黏土，而且所有这些物品都是在制造者生活的地方附近发现的。今天，这是节目中的第一次，我们看到一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多种材料制成的物品。实际上，在这个盒子上，只有粘结不同部分的沥青来自当地，而这正是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大的财富来源——石油的痕迹。
在什么样的社群中，人们才能收集到并利用这些材料呢？首先，它需要有农业剩余，同时它还需要一种权力和控制体系，允许社群领袖有权调动剩余产品，并通过拓展贸易路线来交换外地的物资。这些农业盈余还需要养活祭司、士兵，管理人员，以及能够制作像“军旗”这样复杂奢侈品的工匠。这样的社会我们在“军旗”上就能看到。
在“军旗”上，图案被安排为上下三列。首先来看“军旗”的一面图案，这一面显示了统治者对税收制度应如何运作的设想。在较低的两列，人们平静地排着队缴纳他们的农作物，以及鱼，绵羊，山羊和牛。在最上面一列，国王和上层人物，可能是祭司们，正在开怀畅饮，旁边还有人弹琴助兴。
乌尔的权力结构一目了然：农民劳苦的耕作，并缴纳贡品，而精英们则与国王一起喝酒。为了强调国王的无上权威，艺术家把他描绘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得多，实际上他的脑袋都快超过画框了，一眼就能分辨出来。我们在乌尔的军旗中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模式。我们看看伦敦经济学院前任主任安东尼·吉登斯教授是如何看待人类社会这种转变的：
“有了农业盈余，就会出现阶级，因为有些人可以依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这在传统的小农业社区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那时每个人都必须工作。然后通常会出现宗教武士阶级，以及有组织的战争，还有税收和类似国家的组织——这是一种权力运行的崭新形式。
当每个人都生产相同的东西时，是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区别的。只有当一些人可以无偿享用剩余产品，而其他人必须从事生产时，才会出现阶级，并很快出现权力和统治体系。你将看到有人声称拥有神赐予的权力，它会与星相学相结合。文明就此起源，但它将建立在血腥、暴力、强权之上——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在过去小小的村庄社群里。”
如果说“军旗”的这一面展示了统治者如何运转繁荣的经济，那么另一面则展示了他用来保护财富的军队。因此，我们在刚才那一面看到的国王，在另一面变成了军队总司令，这并不令人奇怪。乌尔军旗的两面图案是人类关于军事—经济双重关系的早期描述，刻画了隐藏在繁荣表面之下的暴力。让我们转向战争的场景。
国王的脑袋又一次突破了画框，画面中只有他穿着一件罩着全身的长袍，手里还拿着一把硕大的长矛。他的手下正押解着囚犯——有的将被处死，有的将成为奴隶。失败者和胜利者看起来长得非常相似，因为这应该是两个相邻城市间的一场战斗。失败者被剥光衣服以示羞辱。
在最下面的一行画面，我们能看到最古老的战车，以及一种经典的绘画技巧——艺术家展示了正在拉动战车的驴子，从慢走到小跑，到全速奔跑，再到放缓速度。这种对动态过程的描绘，直到电影发明后，才有了更好的表现方式。
伍利在乌尔的考古挖掘恰逢伊拉克建国之初，当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崩瓦解，中东许多现代国家由此独立。这个新国家当时建设重点之一是巴格达的伊拉克博物馆，伍利在乌尔发现的文物很多都留在了伊拉克博物馆。
从那一刻起，伊拉克的民族认同与乌尔古城的文物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2003年，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博物馆惨遭暴徒抢劫，令伊拉克人民有切肤之痛：
“作为伊拉克人，我们把这些文物视为古老文明的一部分，而我们正是这文明的后代，许多文物都是从苏美尔时代留存至今的，古老的历史是今天的伊拉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节目的开始，我提出一个假设：所有的城市社会都需要依赖暴力保护自己的财富。但在下一期节目中，我将提供更有希望的视角。我会带大家去印度河谷，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在那里的古代文明，城市不是用纪念碑、国王和征服者来定义的，而是，用他们的供水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