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年），巴蜀发生战乱，两国都求助于秦惠文王，秦惠文王想利用巴蜀发生战乱之机，兴兵伐蜀，不料韩国侵犯秦境。他面对这种局势，举棋不定。
于是有了张仪和司马错在秦惠文王面前的争论，两人都从“王业”为出发点发表自己的观点。张仪主张伐韩，而司马错主张伐蜀，各陈己见。
张仪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所以主张伐韩，分三步走：第一步亲近魏国和楚国，然后出兵三川，扼住轘辕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步，由魏断绝南阳，楚国兵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天下，成就王业（曹操的谋士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看来这一计谋还是有出处的）。并针对司马错的伐蜀，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蜀地偏远，而且劳师乏众，却不足以得威名。就算得到了他的土地，也没有什么利益。这样做离秦王成就霸业反而更远了。
针对张仪的话，司马错直接用“不然”进行了反驳。首先司马错认为秦王想要成就王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富国先扩充领土；要强兵，先让百姓富裕；想做天下帝王，得以德服众。紧接着针对伐蜀和伐韩的后果进行分析：伐蜀，可以扩充自己的领土，得到他的财富，可以富裕秦国的百姓，而且巴蜀正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蜀国是一偏僻小国，就算把他灭了，也引不起其他诸侯的注意，并且还能得到禁暴止乱的好名声，即师出有名，也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一举多得。但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还有挟天子的恶名，况且不仅不能挟天子以令天下，还会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所以伐蜀才是上策。
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注重名利，而且想法太理想化，就说先亲近魏国和楚国，魏国和楚国就一定听你的话，去出兵牵制韩国吗？尤其是挟天子以令天下，当时的秦国虽然经过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军事上的确强大了，但并不足以威慑其他诸候，就算挟天子以令天下，其他诸侯国会顺从吗？这些都是未知数。司马错就比较务实了，认为只有先让自己的国家真正的富足了，强大了，才能秀出自己的肌肉，成就王业。
秦惠文王毕竟也是一代明君，权衡利弊，还是采取了司马错的建议，最终取得蜀这一富庶之地，扩充了领地，使得秦国更加强盛富裕，其他诸侯国都已经看不眼里了。这就是军事家与谋略家的不同，正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同，所以观点才会不一样。作为秦将的司马错，他从秦国的实际出发去考虑，追求的是稳扎稳打，考虑的是秦国的稳步发展，而不是急功近利。而张仪是谋略家，他是把利益放在了最前面，但不是所有的蛋糕都可以咬上一口的。
而秦国也正是因为一代一代的国君，脚踏实地，推动了秦国的稳步发展，才为秦始皇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想当年刘邦与项羽的楚汉之战，刘邦在韩信、彭越的协助下，把项羽围困垓下，最终取得胜利，建立了汉朝。可是汉朝的大片土地也划分给了这位功臣，可以说他是与韩信、彭越共天下。这不是刘邦想要的结果，他要的可是家天下，于是在国家稳定之后开始想方设法，把韩信、彭越手中的权力进行压缩，并最终还是杀了他们。可是在这之前，刘邦撕毁鸿沟合约，本来想一举歼灭项羽，结果却被项羽围困在固陵，孤立无援。于是张良、陈平献计，让他许以韩信、彭越封地，与他们共天下，请求他们的救援。刘邦虽然无奈，但要解围，必须依靠仰仗他们俩。这就是不同的立场，有了不同的观点。在仰仗彭越、韩信时，可以与之共天下。但当局势稳定之时，韩信他们的势力已经威胁到了他的帝位，所以杀之，以除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