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文”、“字”同义，“文”也是“字”，“文字”是个重叠词，就是“字”。实际上历史地看，“文”和“字”是两个东西，两回事。

概而言之，“字”是有声之“文”，而在“字”之前，“文”早已存在，但却是无声之文。“字”是在“文”的基础上发展而出，“孳乳”而出，无声之文，和声相结合，就产生了字。

“字”的本义与“文字”无关，而是和婚育生子有关。其字形为，上“宀”，下“子”， “宀”代表房子、家，“子”为孩子。字形含义为在家中生养孩子，与“文字”之“字”没有直接关系。用“字”来指代“文字”之“字”的唯一原因是，强调“文字”之“字”是被生养的孩子。“字”是被谁生养的，谁是“字”之母。答案是“文”，是“文”“孳乳”了字，“文”乃“字”之母，“字”乃“文”之“子”。

这意味着汉字的出现并非一个从无到有的突然过程，而只是从“文”到“字”的孕育和演变。甲骨文只是“字”的初始形态和起点，并非是“文”的。在甲骨文之前，中国早已存在成熟的“文”系统，而且这个“文”系统又有两个子系统：易经八卦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但主体是契约符号系统。

所谓的契约符号系统，就是结绳符号系统和书契符号系统。结绳和书契是汉字开始普及应用之前，契约的两种形态，也是契约的最原始形态。汉字开始普及应有后，契约的形态开始文本化，结绳和书契被文本化的契约所替代，开始迅速边缘化，甚至消失。结绳消失了，书契则被边缘化。这个过程发生在战国时期。期间，书契也被进行了文本化改造，即在书契上写字，记录更多的信息。当纸被发明以后，文本化契约开始成为占据绝对主流。

甲骨文是在以契约符号为主体的“文”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契约符号是甲骨文的字形结构的基本来源。即甲骨文的构形基础是对契约符号的借用，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而非是对具体事物的直接象形。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甲骨文是“契约文字”，而非“象形文字”。也可以这么说，甲骨文是是继承的，而非白手起家的，是二手的，而非原创的。

关于“文”与“字”的区别，以及由“文”到“字”的演变，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进行了记录：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这段话是对汉字起源史的系统梳理，也是最早的，非常重要。许慎明确地将汉字与易经八卦、结绳和书契联系起源，认为这三者都是汉字的前身，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许慎没有能够正确指出八卦、结绳、书契的属性，及其与汉字的区别，即未能区分“文”和“字”，从而也没有弄明白“文”和“字”的演变过程。在对八卦到汉字的演变过程的具体描写上，基本是臆断。他直接将“书契”等同于字，同时又错误地将汉字的产生说成是“象形”。

但是，许慎却清晰地记录了“文”和“字”的母子关系：“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许慎将“书写”的源头追溯到“书契”是正确的，将“书契”说成是“文”也是正确的。同时，许慎把“书契”之“文”看成是“字”的基础，并进一步指出，“字”是由加上“声”而孕育的，也是正确的。许慎唯一的错误是，混淆“书契”和“字”，混淆“文”和“字”却是错误的。许慎实际上把“书契”、“文”看成是一种基础字。

其实“书契”是契约、契约符号，是“文”而非“字”。同时书契的出现时间也远早于黄帝时代，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契齿文来自半坡遗址，可以上溯到7500多年前，比黄帝时代要早3000年左右。

许慎尤其提到“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个“形”其实就是“文”， “形声相益”就是“文声相益”，因为他前面说了，“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也就是说，许慎基本正确地记录了汉字的起源过程：文和声的结合。

“声”就是语言，与“声”相结合，就是与语言相结合，并用来表达语言。而“字”之前的“文”则是完全则是无声的，没有发音，完全与语言无关的独立的符号系统。

这就涉及到汉字与其他任何文字的不同之处，包括所谓的古两河文字和古埃及文字。中国在汉字出现之前，就存在一个历史悠久的独立的“文系统”，汉字正是由“文”所孕育，因而具备了强烈的“文”的特征。因而中国的字被称为“文字”。而中国之外，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地区，在字出现之前，都不存在独立的文系统，他们都是有“字”而无“文”，他们的“字”是没有资格称为“文字”的。

“字”仅仅是语言的符号化，语言的工具，完全依附于语言，而“文字”的字形中则具备独立的意义，“文字”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单纯的语言的符号化，语言的工具，并不屈从于语言。

再次强调一遍，只有汉字有“文”有“字”，有资格称为“文字”，其他任何的字，都没有资格称为“文字”，而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中都是没有“文”的，仅仅出现了“字”，这些“字”中也是没有“文”的特征。

同时，“文”与“声”、语言的结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文”与语言结合的紧密程度、文与语言的同步性在渐次加深。根据与语言的同步性程度，汉字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大阶段：甲骨金文阶段、文言文阶段、白话文阶段。

甲骨金文阶段即商朝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阶段。这个时期，汉字还处于初始阶段，与语言的结合程度还非常低，与语言的同步性还非常差，对语言的表达能力还非常低。对甲骨文金文来说，“文”的特征大于“字”的特征，是“文”而非“字”。同时，这个时候，汉字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使用，而仅仅用于祭祀，甲骨文材料和金文材料实质上都是祭品，是献给神的，给神看的，而非是给人看的。因此可读性非常差，所谓的佶屈聱牙。

在日常生活中，此时还是相当于没有文字，结绳和书契依然流行，是契约的两种形态。社会的秩序也主要靠契约来维持，而非政府。其实，政府本身也是高度契约化的，其政令系统就是一个改造的书契系统。

值得指出的是，在《五经》中，《尚书》、《易经》、《春秋》经文的文风与甲骨文金文高度一致，可以认为这些经文的成书是在西周时期。《春秋》经的成文在春秋时期，但是其格式显然在西周成熟。

“文言文”的出现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在战国时期。顾名思义，“文言文”就是“文与言”结合的文，或者用“文”来表达语言的“文”。“文言文”的出现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在文字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汉字的重大变革、革命，是文字领域里的“礼崩乐坏”。

“文言文”是出现是汉字的一场革命，其实，到了“文言文”阶段，汉字才是真正的“字”，“字”的特征才大于“文”的特征。对甲骨文金文而言，则是“文”的特征大于“字”的特征。因为，只有到了“文言文”阶段，汉字与语言的结合才足够紧密，才能够被用来表达语言。即便如此，文言文还是与语言保持着距离，并不完全同步。因此，文言文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文”的特征。直至2000多年后的另一场文字革命，汉字才彻底语言化，彻底沦为“字”，“文”的特征彻底消失。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汉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白话文阶段。

由于只有中国在字之前存在独立而成熟的“文系统”，也只有在中国，字的出现是一个“文”与语言（声）逐渐结合的渐变过程，其他任何文明和地区由于没有独立的文系统，字的出现就是一个直接表达语言（声）的过程，就不存在“文”语言的逐渐结合的过程。

甲骨文金文以及文言文，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因“文”“声”结合的不同，而呈现出的阶段和形态。在这个两个汉字的形态和阶段中，汉字都具备“文”的特征，从而与语言并不同步。对汉字之外的其他任何字而言，都不存在这样的形态，他们只有一种形态，就是白话文。

现代的欧美人捣鼓出来的所谓的文字学，想当然地把文字看成语言的符号化，看成语言的工具，把这一点当成一个文字学的基本前提，基本假设。这对汉字之外的字是成立的，但是对汉字却不成立。

对于汉字而言，字是“文”与语言相结合后的产物，即许慎所说的：“形（文）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由文）孳乳而浸多也”。这一过程，恰恰被两个甲骨文字形记录下来，就是“尹”和“史”。

“尹”的甲骨字形为手持竖直的细棍。王国维等人将“尹”字中手所持的细棍解读成笔，”“尹”为手握笔形。做出和接受这一解释也不困难，因为”笔”字本身也是从”尹”字派生。”笔”的本字为”聿”，甲骨文时期“笔”、“聿”同字，或者说，“笔”是“聿”的一个义项。战国时期，“笔”由“聿”加“⺮”而从“聿”中分化独立出来。

而甲骨文“史”与“尹”有两点不同。一是，在“史”中，“笔”高举在上的；二是，“史”中的笔上多了一个“口”。

在甲骨字形中，手，尤其双手高举的动作是代表敬神，对神的崇敬。譬如甲骨文“典”的字形为双手举着“册”。“册”就是“甲骨册”，即穿成串的甲骨片。“典”就是将“册”作为祭品献给神的祭祀仪式、场景。

“史”将笔高举在上，就是在表明，“史”所书写、刻写的内容是用于敬神的。实际上，“史”用笔所刻写的正是甲骨文，而甲骨的用途就是穿成串成为“册”，而用于祭祀。

“史”中笔上的“口”，指的是语言，意思是说，“史”所刻写的是与语言相结合的“字”。“尹”中笔是在手的下边的，没有高举的动作，而且笔上也没有“口”，这意味着“尹”刻写的内容不是敬神的，同时，所刻写的内容也与语言无关，是一种“字”之前的“文”。

具体来说，“尹”正是在书契中作为契约中保的“大人”，他们不仅负责“评理”，已达成共识，而且帮助契约双方刻写书契。因此，“尹”中的笔实际是刻写书契的刻刀，所刻写的是代表数字的契齿文。而契齿文是“文”而非“字”，完全与语言无关，没有发音。

“笔”、“书写”都是起源于书契，“尹”正是最早持笔书写的人。不过“尹”的书写方式是刻、刺，而书写的内容则是契齿文。

从“尹”到“史”的变化正是从“文”到“字”的演变，“史”也是书写者，书写方式也是刻、刺，但是书写的内容却已经是与语言（口）结合的字了。“史”是中国历史上首批书汉字书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