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多家媒体报道，从2015年年底开始，山东烟台一家上市公司副总裁鲍某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李某3年。从14岁开始，近3年时间内，被害人处于半失学状态，其间多次自杀未遂。从去年4月开始，案件经历立案、撤案、二次立案，目前山东烟台警方在侦办中，鲍某被取保候审。鲍某曾接受媒体采访称，自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女孩所说的是杜撰捏造的。10日，当事人李某发布信息说，她不认同鲍某没有性侵她的言论。
案件仍在侦办中，鲍某最终是否会被定罪，目前无法定论。但从被害人持续向公安机关报案、向媒体反映看，其主观感受上，身心遭受巨大伤害。这一事件，暴露了未成人保护方面的诸多缺失。
首先一点是：监护缺失。作为监护人，父母负有对未成年人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据媒体报道，被害人之前一直跟母亲生活，母亲迷信，听信孩子需要认“养父母”冲灾气说法，在网上看到鲍某希望收养孩子的帖子，于是联系上鲍某，最终让其将孩子带走生活。
将一个刚满14岁的孩子，交给一个并不了解的男子，带到其他城市生活，其中蕴含的危险可想而知。从让鲍某将孩子带走那一刻，母亲实际上已放弃了监护职责，将孩子置于危险境地。
其次，鲍某即使不构成犯罪，他“收养”孩子也过错明显，动机需要深究。根据收养法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基于避免性侵事件发生的考虑。从双方年龄（相差不到30岁）看，鲍某并不具备收养孩子的资格。媒体报道，为达到收养目的，他向被害人母亲谎称已婚。虽然双方未办理收养手续（也不具备收养条件），但一个单身男子编造谎言“收养”女孩，其动机需要深究。
再次，办案机关保护不力。根据被害人陈述，她于2015年12月31日在天津第一次被鲍某强暴，2016年初了解到应该报警，于是到北京某派出所报案。报警后，警察到家中搜查过，鲍某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家。
如果被害人说法属实，公安机关未告知被害人案件结果，办案程序上有缺失。被害人系未成年人，即使鲍某行为不构成犯罪，通知被害人监护人将其接回，也是办案机关应履行的职责。但事实是，其母亲直到2019年接到烟台警方通知，才了解到女儿多年被侵害的情况。
鲍某编造已婚谎言试图收养孩子，是这一事件的起点。然而，如果被害人母亲不是轻信，而是切实履行监护职责，鲍某带不走孩子；如果警方最初发现其有不轨行为（即使不是犯罪行为）后及时通知监护人，被害人受到的伤害会小很多。遗憾的是，悲剧面前，没有“如果”。
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此前的撤案决定书
如果被害人未满14岁，只要犯罪嫌疑人与其发生关系，即构成强奸罪，但本案中，被害人报案称，犯罪嫌疑人与其第一次发生关系时，被害人已经年满14岁，此时，认定强奸罪，除了需要发生关系的证据，还需要对方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实施的证据。2016年北京警方未追究、去年烟台警方立案后又撤案（当时检察机关也提前介入），应该都是卡在证据上面。在被害人和律师提供新的线索后，警方于去年10月再次立案。烟台警方4月9日表示，“将严格依法办案，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作为弱势群体，未成年人需要社会、家庭的特殊呵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报案、控告、举报，应当及时受理，迅速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立即立案侦查”，从去年10月再次立案到现在，过去了半年时间，侦查仍无进展。办案需要慎重，但无论对被害人还是犯罪嫌疑人来说，每拖延一天，就多一天的煎熬。期待办案机关在可能的条件下，加快办案速度，让真相尽早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