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绕着张北草原兜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圈（从野狐岭到桦皮岭全长132公里），然后折向西南，奔高速而去。
神一般的天路，上上下下盘旋了一百多公里，人车来来回回折腾了将近五个小时。这不，一上高速，憋屈了大半天的情绪突然爆发，狠狠一脚踩下去，油门轰得山响，120迈，直扑塞外重镇——山西大同。
张北之行，着实让我领略了一把“塞下秋来”与”胡天八月“的苍凉壮美。且不说那辽远无边的满目秋黄，枯蒿遍野，单单是行走在草原天路上，那杀气腾腾的寒气和呼号不已的劲风（天气预报说是八级），就足以让人终生难忘。
留宿在大同，天气情况似乎比路过张北的时候稍微好了一些。然而，黎明时分，走在街区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笼罩着一股透心的清冷。那些骑车的、赶路的，一并码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我想啊，深秋时节，若是单单是拿室外的最低气温相比较，长城以北的城市与关内的潍坊（我生活的城市），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路过张北时，北京的表弟一直在问，都准备好棉衣了吗？
按照预设的行程，本应该是昨天下午三点开始穿越张北草原的。但由于高速公路上不时地堵车（发生了三起连续追尾），到达草原天路起点野狐岭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况且这次旅行，恰遇张北县刚刚下了一场中雪，天路上的行驶速度又要求控制在30迈以内，所以，原打算一个半小时的行程（一个半小时只是在家里想象中的速度，启程前也没有充分了解天路上需要控车。功课做的相当差劲。），走了将近五个小时。
驶近桦皮岭的时候，天色已晚。呼啸的北风斜刺刺的从山坳冲向山顶，“呜—呜呜—呜—呜呜”地回旋在莽荒雪夜，如同置身于嶂山千里的吹角连营。道路两旁的积雪没过了草尖，足有十多公分厚。渐渐融化了的雪水，蔓延到只有四五米宽的柏油路面上，在散射的灯光下，看上去湿漉漉的。
夜行的汽车，渐次拉开距离，缓缓地蠕动着。蜿蜒的天路上，靓红的尾灯，如火把般的点燃了整个草原。夜幕下的农家客栈，硕大的夸张的霓虹，甚是亮眼。远远地望去，一座座灯火闪烁的村落，似乎是被断断续续的车流系在了一起，像一串火色的项链，挂在草原上。面对店家的好客，我们却不敢稍作停留。因为要争取以最短的时间通过这段还没有来得及结冰的道路（汽车显示室外温度下降到了0°C），到达这次旅行的下一个目的地——山西大同。
赶到大同，已是凌晨两点。由于旅途的劳累，所有的人还都在梦中沉睡，我也不忍心过早地去叫醒他们。于是，便一个人下得楼来，在淡淡的晨雾中，沿着街区，慢慢地闲逛。除了看看沿途的街景，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也顺便寻找一个吃早点的地方。
顺着茂源街，拐进魏都大道。八点多的光景了，多数沿街门帘，依旧是大门紧闭。只有一两个卖酸辣粉和煎饼果子的小吃摊主，正懒洋洋地卸下窗户上的挡板，准备开始营业。
虽说是初来乍到，整座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虽不比成都来的慢条斯理，也不如北京般的火烧火燎。微风荡着晨曦，只有三两个巴士极不情愿地走走停停，招揽着顾主。远处的高楼，稀稀拉拉地亮起了为数不多的窗户，一派淡然与静谧之中，沁透着一种岁月的安详。
乘电梯的时候，与一位酒店的保安师傅同行，于是搭讪道，老兄啊，大同早点有什么好吃的？我讲的虽说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可这位大哥愣是没有听懂半句。从他那含糊不清的“咕噜“声中，我倒听出了这位大哥不是本地人，也就不想去跟他多费口舌了。
来到酒店大堂，坐台的小哥，对我说了一句很是瞧不起我这个庄户棒子的话，刀削面囊！我也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全世界都知道山西刀削面，又不是你大同特有的！语气中充满了极不礼貌的情绪。
出了酒店大门，一路上问了好几个路人，大同有什么好吃的早点啊？虽然我舔着个脸，而接受问讯的几乎没有人驻足。即便是驻足了一半个，也是对我问的这个问题一脸的茫然。不知道究竟是大同在饮食上真的没有什么特色，还是对我这个外来人的唐突发问，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介绍自己的城市，总之，没有得到半点我想要的线索。
小巷拐弯处，好歹遇到一位大妈，慈眉善目的，刀削面囊！好吧，我是服了！就去找刀削面！我对自己说。
说实话，山西也好，陕西也罢，虽说是面有千种，我单单最爱的还是山西刀削面。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人民医院学习的日子，遇到加班久了，错过了饭点，就一个人来到西直门外大街上，来一碗山西人做的地地道道的刀削面。
眼瞅着那一根根棱角分明的面片从小哥手中高举的面团上用白铁片飞快地削下来，急匆匆地奔进沸腾的大锅，沉下去，旋即又浮起来，上下翻滚着，那真是称得上一种绝妙的艺术表演（我的老师黄萃庭教授说过，看一个好医生的手术操作，本身就应该是一种艺术享受。这话放在此处，确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摊主用大铁笊篱捞上来，放在锅沿上扽一扽，然后倒进一个蛮大的粗瓷黑碗中，浇上烫滚的悬浮着碎肉沫子的汤汁（也有一些小肉块），撒上芫荽末，端在油乎乎的小桌上，”哈失哈失“地吹着热气，大口的呲溜，那叫一个痛快，一个香啊！
一碗刀削面，西直门外的小摊才卖两块钱，但对于一个月只能领取三百块钱进修工资的我来说，也只能这样将就着吃，必须最大限度地把生活开支控制在工资范围之内。不省着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留着钱还有别的用处。
每周一次往家里打个长途电话，在那时看来，确确实实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每当周末九点以后，北京长途电话局半价优惠，所以，等我赶到西长安街复兴门那个因为救活“61个阶级兄弟“而闻名全国的长话大楼时，往往都已经排起了长长的等候队伍。时间过得好快。眼瞅着电话机上的数字渐渐归零，赶紧说，时间到了呀，有事下一周说，接着就是电话的忙音，怅然若失。回到宿舍或许已是凌晨，一路上车子骑的飞快，心里更是高兴的不得了。十块钱，那个高附加值，是现代人在这个快速的信息时代无法去体会到的。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会走过老唐烤鸡厂。说实话，馋归馋，一个整鸡是断然不敢掏钱买的。每每遇到有那种加工中弄碎了的，厂里也用一个大筐子摆在那里，价格是整个烤鸡的二分之一，就去买上一斤，拿到地下室潮湿的宿舍，大家分享着搓一顿过瘾。
那个时候，所有的到北京进修学习的医生，经济情况虽然是千差万别（现在好多了），但家境特好的毕竟不多。江西瑞金来的一个老表和云南思茅（现在的普洱市）来个一个烟鬼，看上去经济条件应该是最差的。因为进修的一年当中，都没有舍得回过家一次。
出门在外，说不想家那肯定是假的。有一个笑话，我一直记着，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忍俊不禁。一天，那位江西老表晚上回到宿舍来，面带微笑地逗弄大家。猜个谜语怎么样？大家当然说好。我出谜面，你们猜谜底。他清了清嗓子，谜面是，“中华鳖精“。就是最牛逼的马家军吃的那个补品吗？有人问。对！对！对！老表脸上满是兴奋。大家一边吃晚饭，一边不停地猜着，但时间过去了好久，大家都没有猜出一个贴切的谜底来。最终，老表实在憋不住了，从床上站起来，叉着腰，我们的宿舍啊！一帮人顿了几秒，立马都笑喷了。
在北京学习，说起经济条件，我不算最好的，当然更不是最差的。因为有大姑和三叔在北京工作，周末的时候，常常地打电话把我叫到家里去搓一顿好吃的，犒劳犒劳。更何况每当我从老家再次返回北京的时候，爷爷也每每塞给我一些钱，并嘱咐我，孩子，穷家富路，出门在外，该花的一定得花，千万不能装孙子。所以，大姑和三叔对我的关爱至今没有忘记；爷爷的话，更会让我记上一辈子：咱家人，不差钱！
临近学习结束的时候，媳妇领着闺女来北京玩了二十多天。大姑陪着看了好多景点，我陪着吃了好多好吃的。一天花去一张“老人头”，就从来没有眨过眼。我相信爷爷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活着，就要一个痛快！
如今，刀削面已经涨到七块钱一碗。量也没有以前的多，虽说是新添了许多花哨的东西，总感觉味道没有以前吃过的好。
也许有人说，你那是赵匡胤的小豆腐，我说不是！我还是觉得，生命中只要是留住了那一份朴素和纯真，就往往不会再去喜欢涂脂抹粉的世界。虽然今天的阅历已经和二十多年前发生了许多多的改变，但唯一不能改变的是对那一段往事眷念的情怀。
余秋雨说，人，总是不要太难为自己。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的时候，相对潇洒一点，给自己一份宽容，又有什么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