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老太太去家里取了三只鹅蛋，然后在鹅蛋上画了一些怪异的花纹，将它们丢在水里，丢了一个，很快沉下去了，又丢了一个，又沉了下去，到了第三个，鹅蛋沉下去，又浮上来了。

道士就说：你就跟着这个鹅蛋走，就能找到你孙女了。

夜深人寂后，风从湖面而来，穿过木栅间的缝隙，扑到郑之亦满是汗珠的脸上，他死死盯着昏黄的白炽灯泡，几只蝙蝠舒展着翅膀，追逐着天女散花般绽开的蚊群，撒着欢儿大快朵颐。

他掏出手机，点开三天前那封突兀的邮件，里面只有一张放大到模糊的照片，是一间水边的木屋，背倚着黑魆魆扭曲的槐树，和周遭平坦绵延的水田格格不入。关了灯，他的身体渐渐融入暗夜，才像是躲进了怀抱一般，寒冷却安逸。

时隔多年，郑之亦踟蹰着从省城回到水仙镇，出了汽车站，磕磕绊绊绕了半天路才找到家，三三两两的路人走过，也并不搭话，他就像只石兽般蹲坐在祖宅前，望着粉刷不久的朱漆大门紧闭，而后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村东的防护林。

在林子里蜿蜒穿行百十米，土壤和空气变得湿润，紧接着一片浩瀚辽阔的水面闯入眼帘，郑之亦长舒一口气，他没有见过海，他觉得即便是海洋，波澜壮阔、水天共色的场景也不过如此了吧。缩了缩脖子，他娴熟地跨过形同虚设的隔离网，沿着湖边一直往北，到天擦黑的时候，刚刚好到了木屋前，小时候他的爷爷在出蟹的时节，总喜欢带着他守塘，仲夏夜之梦里，怪力乱神的故事和此起彼伏的浪涛声，交相辉映。

我推开吱呀作响的门，屋子里满是腐臭，墙上贴满了相片，每一张都是明眸皓齿、脉脉含笑的少女。

蜷缩在角落里的郑之亦，翕动着唇，宛若濒死。

“还在找她吗？”我捂住鼻子干咳了几声，企图打破这死沉沉的尴尬。

“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我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牛皮纸信封，抽出里面泛黄褶皱的照片，递到他面前。

郑之亦这才撇过头来，缓缓支撑着站起身来，整张脸和手脚都开始不住地颤抖，呆滞无神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无比小心地接过照片，嘴里不住地喃喃自语:

“我差点都忘了她的样子了。我刚刚在梦里还梦见我想不起她的样子了。”

如获至宝的郑之亦又躺倒在墙角，嘴角挂笑开始了轻快的哼唱：

“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怪异的腔调听不出半点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昆曲韵味，满满的只有苍凉。

我不由得想起他在给我的信里，每每在收尾附上一段《桃花扇》的唱词，他寄了十年的信，从舞象年纪到而立时候，只说了一件事：

“帮我找到子欣，她一定还在镇上。”

“找到她了吗？告诉她，那天我去赴约了。”

2006年冬天，他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里，问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子欣的音讯；说到他近来时常感觉头疼得厉害，脑袋里一直有什么东西拼命往外钻，有时候半夜痛醒了，摸到脸上全是血。

和往常一样，我也并没有回信。

1997年夏天，我跟随父母回到老家，转学到本地唯一的中学。那是个挺晴朗的日子，阳光透过斑斓的窗户，折射在脸上，严肃的女老师带着我走到讲台旁，我看见面前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他们哄笑嬉闹，我甚至听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只看见下面人的眼睛，或凝视，或轻瞟，或挤弄，读不出善良。

我被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除了看不太清楚数学老师瘦若鸡爪一般的板书，其他倒也惬意，不必加入毫无意义的闲聊八卦，不必回应低级无趣的课间游戏。

同桌的郑之亦一直说这里民风彪悍，自古就排外，有欺负转学生的传统，但碰到我这样影子一般毫无存在感的也是毫无办法。我看着他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把整瓶的墨水倒入前桌胖子的后脖颈，胖子一个激灵跳将起来，抄起凳子冲出门去，没几步就把狂笑着护头的他重重压在了身下。

后来我对他讲，欺负别人可能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大家都想揍你肯定都是有原因的。

15岁留过三级的郑之亦喜欢偷摸溜出教室，拔掉车库里走读生的自行车气嘴，甚至卸掉班主任老师的车轮；他喜欢早早到校，攀爬到楼顶，用弹弓往匆匆赶铃声的女孩脸上打粉笔头；偶尔他会带些时令的水果，扔到我面前，我问他哪里来的，他示意我安静，然后眯着眼睛，拉满橡皮筋，朝着楼下走过的子欣发射出一颗浸泡了墨汁的纸团。

不理会楼下兼职保安的体育老师枪林弹雨一样的怒吼谩骂，他得意地指了指，说：“都是从她家偷的。”

郑之亦应该庆幸有一个富有的父亲，尽管每次当着校长和历任班主任的面，卸下皮带抽他的脸，但是至少钱摆平了所有人的怒火，让他在无数荒唐无聊低级的恶作剧后，依然留了下来。

他还是会拉着我，在周五下午全校唯一的体育老师提前回家的时候，冲出校门，狂奔着穿过街道和巷子，翻过围墙去摘子欣家的葡萄；会猫着腰，扒着窗户看子欣化妆扮相，听她和奶奶清唱难以听懂唱词的戏。

他告诉所有认识的人，初三年级的子欣每到夜里都会换上戏服，像恐怖片里的女鬼一样。

可惜每每子欣都只是平静地路过卖力宣讲的他，都淡淡地毫无波澜。

在期末考试出成绩的那天，我激动地几乎双耳失聪，屏蔽了所有人的发言，只等着宣布暑假开始这个消息。大脑袋的校长却从背后接过一面血红色的锦旗，紧接着暴发户郑万强快步走上了主席台，他咧开嘴笑得格外开心，再三推脱下接过话筒，面露难色又递还了回去。台下的盛子欣满脸泪水地站起身来，挺直了身板，深深地鞠了一躬。

土老财的父亲决定资助子欣去学艺术，这事让郑之亦始料未及，印象中这个油腻肥胖的包工头，唯一一次和艺术沾上边，就只有40岁生日那天，请了一个草台班子，唱了一场热闹聒噪的戏。

他沉默半晌，忽然转过头来，一脸严肃地盯着我，说：“我得见见她，和她聊一聊，她好像还从来没有搭理过我。”

1995年夏天，12岁的子欣从广西十万大山逃了出来，她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第五个女孩，从睁开眼就再没见过父亲温和的脸。和几个姐姐一样，她将在一个约定的时间，坐上一辆牛车，前往或近或远的山沟里，安安静静地面对残疾的丈夫，从童年守到迟暮。

撕心裂肺地送走三姐以后，她却再没有哭过，卖了四姐的那天，父亲买了菜和邻居喝到烂醉，想起村里的闲言碎语，突然无缘由地抓起手里的空酒瓶，一下子砸在了拼命搓洗衣服的子欣的后脑勺。就在那天深夜，满脸是血的她，披头撒发跑了十几里路到了最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苦苦哀求之下，终于坐上满是尿骚恶臭的卡车后厢，和三只五花大绑的出栏肥猪一起，被运到了苏皖交界的一个县城，昏沉沉睡死过去的她稀里糊涂被卡车司机卖给了当地的私人剧团。

醒过来的时候已是深夜，老旧的中巴吱吱呀呀撑了一路后还是罢了工，团长兼司机骂了句脏话，猛吸一口烟，扔掉烟蒂后，气冲冲回身骂道：“一个个睡得和猪八一样，还不起来推车！”

子欣正躺在一个纤瘦中年女人的怀里，她被这嘈杂猛然惊醒，团长站起身来又吼了一嗓子，吓得她一个激灵跳了起来，一脸懵地跟着众人准备下车。女人拉住了她，从身后的泡沫箱里拿出一个饭盒，笑嘻嘻地说，你还是把饭先吃了吧，外面风大你这个片儿板身体别被吹跑了。刚刚还恶狠狠的团长，也笑着答了腔：“不吃饭就想着干活，真是个好苗子啊！”

从那以后，逃出生天的子欣就浑浑噩噩地跟着一群毫无生机的中老年“艺人”一路流浪，一路演出。然而所得除去路费开支外，勉力维持众人温饱，所以大家都把他们的演出叫做“叫花戏”。

他们落脚在水仙镇，是在1996年的小寒，一群人在破漏的幕布后不住跺脚哈气，北风像尖刀一样捅穿了空气，刺进艳彩单薄的戏服。

39岁的郑万强梳着精神的大背头，喝到微醺，双眼呆滞地盯着台上瑟瑟发抖的瘦削女孩，推杯换盏间的阿谀谄媚，使他格外愉悦，他深信自己的财运还能再有5年，按照本地最灵验的算命先生的推演，他这一生，绝无后患；酒精慢慢起了作用，他忘记了不堪种种，忘记了羞耻、罪恶和悔恨。

半巡后，台上的“香君”被一群醉汉围着，调笑戏弄，猥琐秽语不断。无奈戏容下是她稚嫩惊恐的脸。

推推搡搡的人群中斜刺里飞出一把竹枝扫帚，将将好砸在为首两人的面门，紧接着是一声怒喝：

“你们也配！”

在场的醉汉登时酒醒了大半，众星捧月的寿星也抖一激灵，立时端坐起来，涨红着脸不敢吭声。

子轩时常在雨夜无眠时，和奶奶提起这个场景，她说没想到看似凶神恶煞的一群醉汉能被年过花甲的老太太喝住，一点点反抗的心气都没有。

就像她没有想到，这个站在寒风里，唯一认真听戏、轻声伴唱的老人，会在一面之缘后，花光所有积蓄，求遍所有能托到的关系，收养了这个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几乎无法正常沟通的姑娘。

奶奶时常需要借钱度日，但她喜欢听子轩唱：

俺曾见金陵王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是啊，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2007年的秋天，我接到南方一所大学邀请，跟随导师的师兄做中国古代戏曲文化的研究。临行前，父亲让我经停上海时，抽空回趟家过中秋。团圆饭的时候，提到了老家那座古拱桥的坍塌，它在一个反常的雨夜，被闪电击中，轰然沉入水底；路过的醉酒的郑万强，被巨大的雷鸣声吓到呆滞，径直踩着油门冲进了河水。

闻声而来的村民七手八脚地把老郑从车内拖上了岸，他裹着毯子不住颤抖，折断的手臂无力地垂在胸前，眼神像死了一样空洞。

远近闻名的暴发户老郑自此开始断崖一般下行的人生，最终因为临水拆迁安置房的垮塌，被暴怒的乡邻砸烂了院门。

他也不再出门，不再饮酒，只是在每一个雷雨天，嘴里却不住地念叨着：

“我真的看到了......”

“我看到了一条比树还粗的大蛇，狠狠瞪了我一眼，仰起脖子追着闪电游上天去了......”

“都是报应不爽......”

母亲问起同在省城的郑之亦的消息，我愣了半晌，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联系了，他的脑病越来越重。

他的爷爷在族内晚辈的婚宴上，和几个醉酒的侄子激烈地辩解自己的孙子只是神经衰弱不是精神病，没几个来回就突然仰面倒在了地上，没了气息。

自此，常年住院的郑之亦和家里人也断了来往。

我看着木桌上散乱铺陈的药盒，病例和化验单，医生刻意用不潦草的字体，告知他的家人，郑之亦可以出院了，保持心情愉快，有陪伴，是比药物更好的药。

我说，这些药你怎么都没吃。

他抬起眼皮，虚弱却愤恨地低吼：

“一个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丢了整整十几年，你们所有的人就这么无动于衷吗？”

我不理会他的怨念，平静地告诉他医生的判断，身体给生命所留时间无多，你应该干一些有意义的事。

郑之亦用凶狠的方言问候我，这就是对他唯一有意义的事。

无奈地回身推开门，我对着远远伫立的老道士和盛老太点了点头。

河岸边早已聚满了看热闹的周边村民，他们看着老太太连续扔进水里三只鹅蛋，片刻后只有一只浮出了水面。

我扶着孱弱的郑之亦一直往前走，在咒语声中鹅蛋逆着水流不讲道理地前行，拐过一道河湾后，停了下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株巨大的盛开的水仙。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它，它像天外来客一般，立在古拱桥的废墟之上，没有任何陪衬，孤僻的干净近乎圣洁。

盛老太太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哀嚎着：“我本是那阊门下，锦衣玉帛的人家...”十几年里的每一天，她都在无法承受的时候，把怨念唱给黑暗。

巨大的悲恸使她回忆起1945年的那场兵祸。一群不明来路的士兵半夜冲进了院子，见人就杀，哭嚎求救之声不绝于耳，火光滔天，照亮了半个苏州城。她在往后的人生的每个噩梦里，清清楚楚看到了父母和奶娘的脸，被鲜血覆盖，又被烈火吞没。

侥幸苟活的少女盛芣苢被一个远房的亲戚安顿坐上船，出了阊门，一路向北，沿着大运河，过长江，入了高邮湖后向东行，又过了两夜，稀里糊涂地和一群逃难的人群下了船。

老道士指挥着两个年轻的小伙往水仙的根部挖，在拨开几层淤泥后，看见茎上套着一只发黑的金属材质的圈。

洗净擦干重见天日的镯子，像新打的一般，登时捉住了众人的眼球。镯子交到盛芣苢的手里，她眼前一黑，颓然垮瘫在地。

大家一起把如树冠一般繁茂的水仙花推倒，露出了一副完整的白骨。

村民们啧啧称赞道士的神奇，病入膏肓的郑之亦回光返照一般恢复了清醒。

1998年夏天，绵延的雨不停歇地对着大地泄愤，电视机里整天播放着洪水肆虐的新闻，河水从漫过河堤到没过膝盖，再到淹没了屋顶，大人们清一色披上了雨衣，看不清楚面容。

我不得不背上书包，借宿在郑之亦家半坡上的二层楼房里。进到房间里时，正好对上子欣柔和的眼。我记得那晚风雨交加，我们窝在一起看完了画质不太清晰的《英国病人》，之后郑之亦读大学的哥哥郑远笑呵呵地过来取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他拍了拍我的头，指着子欣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有希望上大学，我这个弟弟就梦想着当个包工头了。”

一整个夏天，在湿漉漉的空气里，不情愿地写着作业，看郑之亦摆弄家里的猫狗，打作一团；每天有一个小时跟着他哥哥学弹吉他，听他闲聊外面的世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洪水一退，奶奶就急匆匆上门带走了子欣，任凭土豪郑万强百般挽留也无济于事。

开学后，我和子欣进了同一所高中，留下了满眼落寞的郑之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再也没有捉弄过子欣。我们常常收到远在北京的郑远寄来的信和随信附书。在昏暗无光的苦闷时光里，这些书像白砂糖一般，融化在生活之河里。

我们常常一起给在老家的郑之亦写信，大多是回信，到后来寄来的信不再有我的部分了，子欣会摘选一些，通过字条，由熟识的女同学传递给我。

再到后来，突然有一天，她毫无征兆在午睡时间坐到了我面前，身边三三两两的同学都侧过头去窃笑着私语。

她说：“我要去北京了，郑远说都安排好了，那边的老师教得要好很多。”

我迟钝半晌，点了点头，挺好的，艺术家都去北京。

“我和之亦说了，我们还是朋友。”

她抬起头，忽然间盯着我，柔和又坚定的眼神让我不知所措。

数学老师提前抱着试卷冲进教室，一脸的阴霾，我却像看见救星了一样长舒一口气。熙熙攘攘的人群立刻作鸟兽状散，她却忽地弯腰，闪身从我的桌肚里掏走了日记本，毫不在意地起哄声中一溜烟而去。

多年以后，我有时候在梦里半写实一样回到那一天，回忆和虚幻交缠不清，但是无论复演多少次，我都没有说一句话，仿若溪边冥想，流淌而过的不过是他们的人生。

周五的晚上，我接到郑之亦神秘又兴奋的电话，他难掩喜悦地邀我给子欣过16岁的生日，说一定要说服家里人陪她去北京。

是啊，爱做梦的灵魂都爱北京。

可惜到了时候却是个阴雨天，我犹豫半天，只买了蛋糕，准备喊上郑之亦一起。远远地，却只见他怀揣着军绿色的挎包，骑上二八大杠，追着他父亲新买的桑塔纳轿车，急匆匆闯进了漫天的大雨，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而子欣家清冷的院子里，只看见盛老太孤零零地在走廊里摆弄破旧的戏服，侧着身子听老旧收音机刺啦的唱词。

我想，她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夏至那天，我收到了子欣室友转交的包裹，拆开后仅有那本日记，和一只银镯子，我认得那只镯子，是她左脚踝上那只，内侧刻着“长生”。

翻开日记本满满都是批注，和比语文老师写得都长得多的评语，五颜六色的却怎么也看不见去。

我满脑子都是那天的雨，仿佛是特地为了他们潜逃而下。

可青春本就简单：不期而遇，不告而别，而已。

子轩失去踪后的第三天，警察在水边找到了郑之亦，他从芦苇从里蹦将出来，仓皇逃窜，直到被警车撞折了一条腿。他们在他的书包里翻出了一封措辞稚嫩的表白信，满是伤痕和泥泞不堪的脸上，堆砌着痴呆的傻笑。

过完中秋，我起了个大早抽空给导师录一段《桃花扇》老的唱腔，盛老太多年未见我，显得格外高兴，她听成了我要写一本有关孔尚任的书，碎碎念又讲了很多她年少时听来的故事。像父母说得一样，再到伤心时她也绝口不提子欣，那是一根扎在心脏中心的刺，动一下都血流成河的。

1971年冬至夜，盛芣苢匆匆忙忙从剧场赶回家中时，光荣正义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对她丈夫和两个儿子的审判定罪。

讨饭到本地，被芣苢收留的的小强大义灭亲，正义揭发，无比光荣地带着革命队伍轻松得到了那些封建反动的戏词和满满两箱的四旧行头。

为此，少年郑万强得到了一颗糖果，并被吸纳成了革命尖兵。

他跟着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死死地看着猪圈，和猪圈里圈的人，令万恶，虽百死不赎其恶的走资派尝尽了苦头，吃够了教训。

在一场别开生面的公开批斗后的深夜，盛芣苢和20多年前一样，又变成了孤家寡人。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围观的人群在警察的驱赶下不舍地三两离去，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扶着盛老太上了一辆面包车。

我送走道士，才点开一封冗长的邮件，郑远的日本妻子用稍显蹩脚的中文给我写了他们的日常和前尘往事。

他的脑病愈加严重了，不久于人世，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亲弟弟，托我照顾他。

1999年，北京归乡养病的郑远，突然掐着女孩的脖子拖上了父亲心爱地桑塔纳轿车，疯了一样冲进雨夜，他狂妄又绝望地狞笑着：

“失镯与失身何异！”

镇卫生院接纳了几乎病入膏肓的郑之亦，我拖住院长的胳膊，问为什么他们兄弟的脑子都害了病？

院长是我同宗的叔叔，他热情地扯着我喝功夫茶，高谈阔论，总结开来就是他们家风水出了问题，还有就是用脑过度了。

我陡然想起那五颜六色的批语，她在每一篇阴郁的文字下，写，不要想那么多啊，思虑过度最伤身。

拜别出了卫生院，是一排积尘的宣传窗，我若无其事地转身，看见里面泛黄的报纸。

1991年县里的报纸，上面登了一条简短的新闻，水仙镇明代古拱桥上的两只镇兽蚣蝮，离奇失踪了。

第二天傍晚，地痞老郑开着一辆不明来路的摩托车，意气风发地接上了放学归来的儿子，悄悄地说：

算命的讲，我要开始转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