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是由钱宾四先生的高徒戴景贤所著，感怀于人类文明前途与人文学术之未来，藉由评论先师，行发扬国学精髓之义理。全书着眼于钱宾四先生的四部重要著述《先秦诸子昔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以所关注的主题，即近现代巨变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等方向为切入点，阐述了钱宾四先生的“中国文化特质说”“主体性建构等史学观”“儒学观及义理立场”等学术思想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自信的信仰和进行独立思考，拥有自由精神的学术风格。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都是爱国的，而钱宾四先生的爱国，则体现为黄仁宇先生的评价“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得益于深厚的儒学背景，钱宾四先生对于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驱使着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挖掘得以延续的宝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后人文化断层，思想空虚。
戴景贤先生大概也如钱宾四先生一般，对中华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自信。他们不会因为外人的嘲讽，历史的耻辱而丧失身为炎黄子孙的尊严，他们感慨于世事变幻，却不离不弃，执着的为同胞奔走呐喊。“中国文化中所内涵之真精神，不唯有本源，亦且有其一贯之血脉；历代之学术，不唯要解决其时代各自之问题，更重要者，亦须于解决问题之同时，能保持此内涵精神勿走失”。他们的这种自信，来源于历史本身，而这一切，又在现实里印证着，推动着我们前行。
当我们再将眼光转向现实，科技，资本充斥着全球，一切都那么陌生，而华夏大地这一绵延了几千年的土地虽然焕发了新生，但无人不感怀世殊事异，世风不再。此时，一个冷静的疑问悬在我的头顶，“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又失去了什么”，我想，问题的答案不再未来，而在过去。
中国出于现实困境中之核心问题，应在与其自我“历史主体性”之维护，以及处于现代世界文明转变之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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