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泽东46岁。
12月27日，《新中华报》刊载毛泽东向该报记者谈话，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
“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
毛泽东驳斥说：
“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
“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
“‘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页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
这则谣言看来影响很大，否则《毛泽东年谱》也不会专门记载毛泽东的辟谣。这个司令长官应该就是阎锡山。毛泽东说是日本人造的谣，可能是给国民党留个面子。
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针对共产党政权的谣言很多。贵州师范大学张亚玲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谣言及其治理研究（1937—1945）》，专门针对这一时期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谣言做了研究。
谁在造谣？
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特务、托洛茨基派等反革命分子，土匪、二流子、巫神马脚等落后群众，都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谣言的制造者。
造什么谣？
谣言分为四类。
（1）政治谣言
该论文指出：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统治集团利用自己掌握国家机器的优势，长期进行反动宣传，造谣惑众，丑化和诬蔑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编造共产党“毁灭宗教”、实行“共妻”和“妇女国有化”、“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已离世”等各种谣言，极力抹黑党的领导人，扭曲党谋求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伟大形象。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分子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共，查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等十余人，并炮制八路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等不实谣言，发出要严整军纪军令的威胁，为掀起反共高潮做铺垫。
1940年5月，日本同盟社捏造出“毛泽东在甘泉逝世”的谣言，试图诱导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上钩，以利抗战失败。
此外，汉奸特务作为反革命分子的爪牙，为扰乱地方秩序，炮制了各类政治谣言。
（2）经济谣言
论文举出两个案例。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颁布的《战时管理进出口货物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把猪、母羊、牛、骡、驴、马、骆驼列为严禁出口货物。为了鼓励群众饲养家畜，边区政府采取了免税的政策，但一些反革命分子却在人民群众中大肆传播“牛也要征税”的谣言，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为运输公盐，西北局制定了为期20天的运输周期。一个人赶两头毛驴到定边盐池运盐，来回要走40天左右，同时毛驴驮得数量又少，有的牲口甚至途中被压死。有人为了逃避驮盐而悄悄地将牲口出卖了，有人采取消极的方式抵制运盐工作，“曾有谣言传播：‘某人的驴子运死了’、‘某人死在路上了’……甚至用病驴去驮盐”，致使农业生产难以扩大，反过来影响到了公粮的征缴。
（3）军事谣言
抗战爆发以后，边区政府面临日本帝主义的战争侵略与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并制造一系列的军事摩擦、发动军事谣言，试图阻碍边区政权建设。
一例就是上述年谱记载的“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谣言。 另外，1940年11月，国民党当局谎称“贺龙师三千人南下”对国民党军构成威胁，胡宗南各部以此为借口，纷纷向关中边区开进，即将大举进攻。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一边“进剿”新四军和八路军，一边发动宣传机器，大肆鼓噪皖南事变系“整饬军纪”、“严惩叛军”的内部事件，企图借此蒙蔽事件发生的真相。
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国共统一战线、动摇民众抗战，也大肆有意造谣惑众，制造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谣言，对沦陷区和国统区进行和平渗透兼军事征服，通过释放和平烟雾弹以诱导动摇分子上钩。
(4)社会谣言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落后，民众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在信息的传递与接收中缺乏思辨力，从而为边区社会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国民党顽固派利用邮局将大批反动刊物发行至边区，而延安及边区各地书店、图书馆、阅览室等对于反动书报及带有浓厚毒素的旧小书、旧唱本多采取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甚至有个别书店乐于推销这些东西以期图利，从而使得小学教员中出现“汪精卫不是汉奸，他是假投降日本”、“苏联打败德国后要打中国”等法西斯理论。
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也多是通过官媒传出。抗战爆发后，日本傀儡政权的传媒，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他们打着“国民政府”名义推行文教日化政策，制造“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一类谣言，日本同盟社甚至捏造的“毛泽东在甘泉逝世”等虚假谣言。
如何应对？
辟谣工作，是边区政府宣传部门的重要工作。
完善外宣。为加大对外宣传力度，1937年到1941年间，边区政府不断完善宣传机构，并在各分区党委宣传部和县区党委宣传部下设对外宣传部门，开展对外宣传。
广播电台。除了各种报刊杂志，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开设各种语言的广播宣传，其中有为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做宣传而开办的日语广播、为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反击国民党反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开办英文广播，定向美国旧金山，每天播报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并用英、法、俄三种文字撰稿，对帮助国际人士了解事变真相起到了重要作用。
借力外媒。共产党积极借助外国记者宣传其革命思想，以开放的态度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采访参观，并以此扭转了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与西方主观印象的“逆差”。
在埃德加·斯诺和尼姆·韦尔斯、约翰·高斯的著作中，对延安中共高层领导进行专门论述，向外界展示了边区领袖群体的朴素风貌，也使得反动谣言不攻自破；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对中共领导的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亲密的军民关系、朴素和谐的社会气象推翻了诸多流言论断；除了国外新闻记者，包括医务工作者、科技、艺术工作者和各国世界的到访，留下的专著、回忆录、日记、新闻报道和专栏文章等，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谣言斗争提供了宝贵理论支撑。
土法内宣。陕甘宁边区有着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宣传设施落后。基于此，边区采取了多种形式展开宣传。采取过办黑板报、设置读报组、办冬学等接地气的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存在多种不同政权，造就了特殊的舆论场。反革命势力大肆制造谣言，极力抹黑党的领导人，扭曲党谋求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伟大形象。为了反击各种敌对势力的造谣中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各种反谣言手段，取得了积极成效。陕甘宁边区对谣言的有效治理不仅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战事环境中掌握了革命话语权，坚定了民众的抗战信念，是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有益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