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本文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2025鸟超杯写文pk赛小组G组。
1、
在村里人的眼中，华仔的苦难来自于他母亲的逃离。但在华仔自己的眼中，那苦难的根，深深扎在父亲杨瘸子的影子里。
那时候，村里还没安装电话，但杨瘸子的堂客跟城里人偷情私奔的消息却在一日之间传遍山村各个角落。上至九十岁半瘫老太太，下到四岁刚会聊天的小娃娃，只要说到杨瘸子，三两句便会将他留不住堂客的丑事相互传递。消息的扩散鬼使神差一般，我甚至一度以为是叽叽喳喳的麻雀当了信使，华仔却说是土狗们传的暗信。
据说不善来者是位白皮小子，赢比潘安的俊俏，赛过赵子龙的威猛。白皮小子骑着一匹枣红马，身姿挺拔，威风凛凛，连蝴蝶见了都忘记扇动翅膀而纷纷坠落。他的叫卖声更是如铃铛般晶莹剔透，清脆悦耳。在这个充满激情的夏天，白皮小子举着一张彩色照片，对正在门口缝补塑料凉鞋的华仔妈唱着说，美女呀美女，花开不是因为春来到，是因为你灿烂的笑容啦。云卷不是因为起风，是因为你芬芳的吐息啦。蝴蝶纷纷坠落，不是因为太阳酷热，而是因为你的美貌使他们嫉妒而死啦。那时的华仔妈刚二十五岁出头，守着比她大十岁的杨伯，守着石头一样冰冷无趣的瘸子，内心正有一捆干燥难耐的烟花等待绽放。这位从没见过的俊俏美男以及从这位美男子口中唱出来的从没听过的甜言蜜语瞬间点燃了华仔妈内心的引线。轰，整个夏天，炸开了。
白皮小子掏出相机，对着华仔妈咔咔一顿闪光，就算我不赚钱，也必须为美女留下青春的见证，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华仔妈脸泛红潮地接过白皮小子递来的照片，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小一张图纸，竟勾勒出她在镜子里找了十几年都没找到的动人和美丽。她拿着照片跑到杨伯面前问好不好看。杨伯编着背篼，没有腾手接住，只是“唔唔”地哼着。就这样，第二天清晨，华仔妈第一次坐在了另一个男人的怀里，第一次坐上配备了鞍鞯的赤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了这个即将因她而热闹的村庄。
七岁的华仔从此只有一位瘸腿的父亲。七岁的他从此变成没奶没娘的孩子。他的苦日子紧跟着就来了。每天早晨，当村里的公鸡还蜷缩在圈里时，华仔就打开了闪烁得噗呲噗嗤响的钨丝灯，站在小小的四脚凳上，为自己和父亲炒一盘蛋炒饭。抹干小嘴后，去地里采些红薯藤，或者从地窖中揽上一衣兜洋芋，再次站上那个满是泥灰印的四脚凳，为圈里的两头肥猪熬一锅潲食。每天放学，华仔趿拉着那双母亲还没缝好的塑料凉鞋，一路拾捡柴火，吧嗒吧嗒地回家，与他的四脚凳为伴。在我追蝴蝶蜻蜓，或是打弹珠喂蚂蚁的星期天，华仔总是摇摇晃晃地担着半桶水爬坡上坎。我默默为他计数，起初他会来回挑十二趟，然后是十一趟，十趟，直到六年级时，他已经只需要四趟就能挑满家里的水缸。
华仔妈离开后，杨伯开始爱上高粱酒。爱上高粱酒的杨伯，仅剩的那条好腿似乎更沉重了。纵然杵着拐杖，他的腰一天天地弯了下去。似乎是烈性高粱酒的副作用，也似乎是全村人的风言风语戳弯了他的脊梁骨。
第一次亲眼看到华仔受杨伯的苦是小学四年级寒假的一天。那天因为奶奶重病去了县城，我只能一个人在家。为了驱逐四立三间大房带来的空旷的恐惧感，天黑前，我去了华仔家。华仔家只有一层年代久远的木楼，一进两厅，没有堂屋。厨房是用木头傍着老屋斜搭而成，斜顶铺着一层颤抖的稻草。厨房门虚掩着，我轻推进去，发现没有门闩。从厨房进入华仔的房间时，蹲在床边直角角落的华仔猛然横抹双眼，对我做了一个嘘声的手势。从纸糊窗口射进来的霞光染红他的双眼。我说，杨伯在不，我要问他今晚可不可以跟你睡。华仔指了指另一间房，声音带着哽咽，他睡了，今天是不会醒了。我想推开杨伯门看看，华仔拉住我的手。他说，我带你去个地方。
华仔带我去的地方是他的秘密基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还有这样一个藏身之处。基地坐落于村南墓地的东面，那里有一片未开垦的荒地，镇上唯一的公路路过的地方。四十分钟到达现场，太阳已经落山。华仔捡柴点了堆火，我们背对着火光并排而坐。我们的面前横亘着一浪浪群山，黑色的山体和灰色的天空之间的轮廓线清晰可见。他问我，你看那些山像什么？我说，像海浪。华仔说，你见过海吗？我摇头。他说，我见过锯子，那些山就是锯子上的牙齿。我不赞同他的比喻，顶嘴说，山顶圆圆的，才没有锯子牙齿那么尖。我看见一行泪从华仔的脸庞上滑落，曲曲折折，正如天上的山体轮廓。他说，这些山好扎人，我想翻过去看海。我安慰他，看海很容易的，等我爸有空了，我求他带我们去上海。我爸说过，上海在海上。华仔的眼睛里划过一道金光，深圳也有海吗？我摇摇头，不知道，我没听过那个地方。你为什么想去那里？华仔低下头，声音悄不可闻，他们说我妈去那儿了。
我们不再说话，只是并肩而坐，看着逐渐融入天空的群山。它们明明就像海浪。可那些海浪终其一生，也无法涌到他的脚边。
火苗在我们背后噗嗤地舔着舌头，独自对抗着黑下去的夜，很快，火苗便将黑夜舔出一个洞。我和华仔就在这个洞里等待最近的一群山也融入黑暗之中。我拍拍华仔的肩膀，我爸回来了帮你问问， 深圳是不是也有海。华仔转头看向我，侧脸在火光中第一次浮现出了笑容。他说，不，你帮我问问怎么才能去深圳。
这天半夜，熟睡的华仔突然抱住我哭嚎，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吓坏了，试图两次叫醒华仔都失败了。第二天华仔向我坦白，杨伯喝多了酒，将自己受华仔妈出逃的气撒在了华仔身上，又是巴掌又是棍子，将华仔打得蜷缩在角落暗自流泪。也就是从那以后，我俩成了铁哥们。杨伯在我口中不再叫杨伯，而是叫杨瘸子。
华仔的秘密基地也成了我的秘密基地。有好几次，华仔遭了杨伯的打离家出走，当愿意帮助杨伯找人的村民跑遍村里的每个角落时，只有我知道华仔的藏身之地。那儿有一片荒凉的土地，有一群保佑着子孙后代的祖先墓地，还有一条我们练习扒车的公路。
2、
一千座山一万座山手拉手围成笔挺的土墙，意图阻断天空的沉没。天空在夜色中的沉没势不可挡。
有几颗淡薄的星自天边拨开云层，倒映在黑暗的村落，稀稀疏疏地点亮了几户人家。但对面那座屋子迟迟没有散发光亮。一阵冷风从背后袭来。父亲在刚打开的门扇催促我进屋烤火。看我迟迟没有动静，父亲唉声叹气地说，村子里就过年这两天闹热些，过了初四，灯都看不到两盏啦。你小时候喜欢看的排排亮（守岁烛）早就没人点了。
是啊，千重山，万重山，怎么能挡住心中长有翅膀的年轻人呢？华仔终是去了深圳，带着视死如归的勇气。我受了他的影响，加之有父亲的关系，也如愿上了大学，去往国外。
母亲在炉屋里呼唤我们爷俩，说马上开播啦，好几年没一起看春晚，机会难得，你们搞快点。我退回堂屋，关上陈旧的木门，搀扶着佝偻的父亲进屋。母亲正边嗑瓜子边吐槽，近两年的节目一次比一次难看，希望今晚上能有惊喜。我陪着父母看了一会，无非是些味同嚼蜡的朗诵合唱、平平无奇的歌曲舞蹈，倒是有个杂剧表演有模有样，得到了母亲的好评。
父亲不停地呷酒，问我这几年在国外的经历。他不停地劝我，都回来了，就别再出去了，国内安全。紧接着，他满嘴伤感地对我说，对了，明后天找个时间，去给你杨伯拜个年吧。
我默不作声地嗑着瓜子。父亲穷追不舍，你杨伯可怜啊，孤家寡人，老无所依，生病了连端碗水的人都没有。你去看看他，跟他说说话。我吐出口中的瓜子壳，连同飞溅的唾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要不是他自己作，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父亲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由于用力过度，身体晃了几个趔趄。我连忙扶住他，小心点，别那么激动。
你晓得个屁！父亲用他苍老的手剑指我，哆哆嗦嗦半晌才缓缓吐出，你哪里晓得杨伯的好，哪里懂得杨伯的痛。如今，你出去了，杨华出去了，年轻人们都出去了，就剩下咱们这些老骨头，没啥用咯。
我赶紧扶着父亲坐下，宽慰他，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省城找了工作，等安顿好就将您俩老接过去。父亲却说，你去看看杨伯，最好能联系联系华仔，劝他回趟家......他父亲的日子不多了。当儿作女的，哪有真恨父辈的？
看着父亲激动得涨红的脸，我不敢再违逆他，满口答应明天就去看杨伯。可说到华仔，我只好如实交代，自从大学毕业，我去了国外，华仔去了深圳，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在确认我没有说假话后，父亲又从沙发上起身，吓得我赶紧拦手劝阻他。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也是时候了，你等着，我给你拿个东西。父亲弯腰走出炉屋，往卧室方向踱着沉重的步子。他的腰是什么时候突然这么弯了？
炉子里烧的是无烟煤，火苗吐着信子，试图钻出炉圈缝隙。那片火光唤醒儿时的记忆，记忆里的火光中有山，有路，还有一对稚嫩的背影。
父亲拿着一叠陈旧的信递给我，你跟杨华是最好的朋友，所以你跟他一样，对杨伯有恨。这份恨有由头又没有由头，你看了就知道。我疑惑地接过那叠信纸，打开其中一封，只见信纸开头是：尊敬的林爱华女士。
我睁大双眼瞪着父亲，怎么会在你这儿？父亲抽出一支龙凤呈祥递给我，看来你知道一些事，却不知道全部。
3、
初中开始，华仔的成绩一飞冲天。
在这之前，我俩不算好学生。对于我，是因为贪玩。对于华仔，其实是对杨伯的反抗。在华仔妈逃离之后，有中学文凭的杨伯常苦口婆心地教育华仔，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读好书，长大后，你才不会过跟我一样的苦日子。华仔会带着蔑视忤逆杨伯，你是村里学历最高的，比村长学历还高，怎么就没人家村长的日子过得好呢？杨伯常会拍着大腿骂天，老天，你为什么不把我变成哑巴聋子，偏偏把我变成瘸子。农活干不了，放牛放羊干不了，连他娘跑了也追不上。
杨伯醉酒打人时，华仔懂得了逃跑，这个主意是我出给他的。两条腿的，还跑不过一条腿的吗？但杨伯对华仔的迫害总是有办法的，尤其是酗酒后，他会冷不丁拉住华仔，质问他去年考了多少分，质问他什么时候考班上第一名。不等华仔说话，杨伯就会用巴掌拳头打华仔的屁股肩膀。有时候还会用提前准备好的鞭子抽打，打得华仔身上一条条红印。一旦受伤严重，华仔就会离家出走。我会接到父亲的通知帮忙找人。而我会带着电筒，跨过一片片田土、越过黑森森的树林、穿过令人心慌慌的墓地，悄悄来到那片荒地，跟华仔并肩而坐。
有一次华仔说，你看那些山围在一起，像不像牢笼。我说，有点像，但不完全像。他问为什么。我很乐观地说，你看那不是有一条公路吗？咱们扒上车，一路往东、往西、往南、往北，总有一个方向，会把我们带出去的。那时候，咱们不就解放了嘛。华仔摇摇头，用十分稳重老成的语言反问道，然后呢？你要怎么活下去？这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我只好佯装无所谓地说，路子那么多呢，给人挑水不能活吗？给人种地不能活吗？实在不行，做叫花子也能活啊。华仔摇摇头，我们才十多岁，做叫花子会被人贩子拐跑的。
从此，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扒车外，还多了一个话题——跑到深圳后怎么生活。我们找不到答案，只能安慰自己说，长大后一切就解决了。我们便催促着日子赶紧飞过去。
事情的转机在初一那年。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超哥毕业返乡。村里人都跑去巴结，大包小包往他家里提。杨伯自然也去了，带着华仔去的。围在坝子里聊天，超哥说起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楼台，说起火车飞机，说起动物园、公园、医院、学校，给村里人灌输了何为大城市的基础概念。他还携带了村里第一台电视回来，大屁股彩电。超哥在村民们好奇的目光中将电视放在坝子的八仙桌，然后拎着弯弯曲曲的天线爬上房梁。他对我和华仔说，你们两个看着电视，有画面了就叫喊我。我和华仔盯着满是雪花片的电视屏幕，等着出现画面。超哥在房梁上一点点移动着天线，扫雷一样谨小慎微。很快，电视里终于有了声音和画面。超哥将天线绑定好，站在房梁上一跃而下，双手环抱，这就是电视，可以看到真实的录像。村里的老人小孩们纷纷围上来，叽叽喳喳。怎么会有人在里面跑？它怎么像喇叭一样会发声音？它叫什么？
超哥说这台21寸索尼彩电可要一万人民币呢。村里人顿时尖叫起来。只有华仔问了个另类的问题，电视里能看到深圳吗？
饭后，华仔拉着我单独找了超哥。华仔问他，去了大城市是不是能挣很多钱？超哥对我们说，大城市有各种各样的职业都很赚钱。华仔问他，怎么才能在大城市有职业。超哥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关系，只能靠读书。读书上大学，上研究生，毕业后能分配好工作。华仔说，超哥你别骗我。超哥说，我吃多了？骗你们干啥，不然我那彩电怎么买回来的？一万多块呢，种两年粮食也买不来。超哥皱了皱眉头又问，你不会是想去找你妈吧？华仔点点头。超哥闷哼一声，这样的人也配当妈？要是我，一辈子不原谅她。华仔委屈地埋下头。我对超哥说，华仔不一定非要去深圳找他妈，他其实是为了离开他爸。他爸老打他......华仔瞪眼推了我一把。超哥拍拍华仔的肩膀，听我爸说，杨叔对你很不好？华仔沉默。我义愤填膺地吼道，不然呢？不然我们为什么那么恨那个坏瘸子？超哥说，有恨也是好事。我能考上大学，也是靠恨。我恨这里的穷山恶水。有恨，就有动力，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一切。华仔慢慢抬起头，有恨，就能考上大学？超哥说，光有恨还不行，还得勤奋。
华仔拉着我的手又叫又跳，飞仔，我知道怎么生活下去了——考大学。说着他兴奋地跑出门，我追上去，跑出门口时被靠在门框上的杨伯吓了一跳。他黑着脸瞪着我，似乎要一口将我吞下。
华仔做到了，半年，他的成绩就稳稳地升到班级前十。中考时，他以全校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可新的问题出现了，杨伯说自己没钱送华仔上学，要华仔自己想办法。华仔找到初中的班主任求助，在几番折腾下，班主任说有个叫林爱华的女士愿意资助他，直到他考上大学。
听到“林爱华”三个字，华仔声泪俱下地抓住班主任的手，老师，林爱华在哪？她一定是我妈。可华仔的妈不叫林爱华，叫林翠花。当华仔向我郑重其事地解析“林爱华”三个字的含义时，我也隐隐感觉到这个名字的特殊性。可班主任说他不清楚，这个林爱华是从深圳主动打电话过来要资助华仔的。这下，我和华仔都十分肯定，这个林爱华是华仔妈无疑了。华仔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而我落榜了。在父亲战友的帮助下，我去了临县的二中。
临行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华仔和杨伯又吵架了。这次闹得很凶。华仔向杨伯摊牌，我找到了资助人，她愿意资助我上大学的一切费用。以后我再也不用你管了。杨伯摔碎手中的白酒瓶，你以为你真能考上大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美。何况就我们这条件，就算你上了大学也没人送？华仔说，没人送我自己送。摔门而出。华仔只听到屋子里传来杨伯的责骂声，养只狗还能对你摇尾巴呢，没心没肺的白眼狼。你走吧，走了永远别回来。
华仔推开门再次走进了屋，他闷声不响地收拾好自己的衣物，用床单包扎好，斜跨在身上，再次摔门而出。杨伯摔酒瓶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是我和华仔最后一次在秘密基地并排而坐。尽管天气不冷，甚至有点炎热，华仔还是在荒野里点上一堆火。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着对我说，这不仅仅是火，而是父亲的皮带。这条皮带每抽我一下，我心里的恨就旺一分。以后没有皮带了，但这团烧得越旺，我就会跑得越快、越远。直到我看到大海，直到我游入大海。我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问你前面的群山像什么吗？他说，当然记得，像锯子，像牢笼。我说，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你。现在我理解了。 华仔说，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现在这些大山更像引路人。我笑着说，不是吧，我怎么看着它们像鞭子。我俩都笑起来，第一次这么畅怀。华仔已经将跟杨伯吵架的不快统统抛之脑后。
我问华仔还会不会回来，他撩起破烂的T恤，用肩上的、背上的、臀上的、腿上的伤疤给了我答案。他笑着说，你说得对，这些大山跟他是一伙的，都是鞭子。
4、
华仔写给林爱华女士的信并没给我太多惊喜，只是我的脑子里徘徊一个绕来绕去的问题。父亲为什么会有这些信？每封信的地址都在深圳市宝安区，但街道各不一样。信的内容大多是华仔对林爱华女士的感谢，以及华仔在学校成绩情况。华仔在信中对自己学习的陈述堪称事无巨细，月考每科多少分，哪些科目比较吃力，甚至写上了一道难题的解答思路。语气里仿佛是邀功，又仿佛是炫耀。
除了这些，我在一张信里看到华仔歇斯底里的诉苦。他写杨伯如何咒骂他，殴打他。华仔控诉杨伯是如何在他幼小的身躯上留下伤疤的，如何在他稚嫩的心灵刻上烙印的。他写道：我当然恨他。一个没有手脚的人可以称之为残疾人，但不能称之为残缺人。可缺心眼的人，纵然身体完美无缺，也称得上真正的残缺了。他还用两个顿号修饰他总结的词语——脑残！！华仔写道，千重山也好，万重山也罢，这些不过是禁锢自己的物理囚笼，只要走出去就好。可那些以亲情的名义烙印在心口上的伤疤，才是永世难以令人轻松的精神牢笼。
在信的最后一行，华仔写道：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您。我的母亲。纵然您不承认这个称呼，或者身份，但我依然相信，或者心甘情愿地自认，您必须是。请您在大海边等我，我一定要来跟您团聚。
我捏着这些信封盯着父亲，什么情况？父亲吐出的青烟弥漫在我眼前，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恍惚难辨。父亲叹了口气，杨华也该有些出息了。只是他不知道，他是不可能找到林爱华的，更别说林翠花了。这个林爱华哪是什么深圳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重山人。
你是说，他是重山村的？当我把这个问题说出口，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脑子了。是啊，不然父亲怎么会持有华仔给林爱华的信呢？我满嘴跑火车，不可能吧，杨伯这样做怕不是神经病吧？他拿着鞭子抽华仔我是见过的，那是真下狠手啊。
父亲说，咱重山村的人，哪个身上不是背着千座山万座山的？哪个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走出山外的？只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罢了。若不是你杨伯用仅剩的一个膝盖跪下来求我，我是不会同意他这样糟践他自己的。父亲感叹几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后对我说，把眼镜收起来，看看你真实的杨伯吧。
我还是无法接接受，那个满身酒味的瘸子竟然会有这样深沉的心思。
第二天我去了杨伯的屋子。稻草做的斜顶茅屋已经倒塌，只剩下露天坝子，坝子里伫立着一个黑黢黢的灶台。杨伯将自己的卧室改成了厨房，但他没有睡华仔的房间，而是在厨房旁边用四个水泥方砖和门板搭了个床。门一如既往地没有闩，我轻而易举地便站在杨伯房间门口。我很不愿提脚踏进去，因为刚站在门口，我就嗅到一股难闻的骚腥味，夹杂着老人身上弥漫着的死亡气息。
整个房间都是黑色的，如同凝滞的黑夜迟迟没有散去。只有床头木板墙上的一张彩色地图与这房间的沉重格格不入。我眯眼细看，那是一张深圳市地图，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不同区用不同颜色标注着，地图上用黑炭写下：K580到重庆，K485到深圳。
因为天色尚早，杨伯还没起床。听我喊了声杨伯，他猛然睁开眼睛，干瘪的嘴唇咂吧着却没有发出声。他伸出白骨一样的手指，像风中残破的树枝晃悠着。他的脸苍白如雪，沾着稀疏的黑色泥污，唯有瞳孔中散发出的晶莹珠光证明他的生命还在延续。
我扶着门框，杨伯，我是飞仔啊。你没大碍吧？杨伯将手放下去，眼里的光也晦暗下来。他吐词不清，经过多次重复和辨认我才勉强听清。他说，你是村长家的飞儿啊？我点点头。他眼里的光闪烁起来，飞儿啊，华儿他过得好吗？我重重地点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
5、
大学毕业，华仔入职深圳一家做手机的高科技企业，我去往澳大利亚留学。我们的联系就此中断。算起来，已经有五年了。
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我跟华仔很少相聚。唯有的几次是假期期间，我来到县城，他基本都在餐馆里兼职挣钱。林爱华的资助只能勉强够他的生活，但华仔告诉我，只有靠自己才能真正走出崇山峻岭，才能一步步走到海边。
最后一次聚会是在大学毕业后的假期，我去省城见他。他靠生源地贷款和勤工俭学度过他最自由的大学生涯，这期间，他不再给林爱华写信。因为，他已经失去林爱华的联系方式。华仔告诉我他已经在深圳拿到满意的offer。他说，是林爱华改变我的一生，不管她是不是抛弃我的母亲，我都将她视为母亲。我会找到她，告诉她，一个绝望的贫困孩子因为她改变了一生。那是一辈子的恩情，如何偿还都不嫌多的恩情。
杨伯坐在床沿，一条空瘪的裤腿悬荡着。他弯着腰，苍白的脸上有了一抹血色。那抹血色里升起一股笑意，宛如初冬清晨的太阳，他很自豪地说，我就知道，华儿是好样的。那一刻，我感觉窗外的千重山万重山如海浪向我袭来，他们带着锋利的锯齿，戳破我心中藏匿的罪恶感。我说，杨伯，对不起，小时候我那么对你。我不敢告诉他，其实到昨天为止，我对他还持有那么深刻入骨的偏见。杨伯摇头，你又没犯错啥。
杨伯说，华儿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当年他妈离开的时候，他才七岁。那些没有灯光的晚上，华儿指着黑压压的山咒骂，你们怎么不把那个坏女人拦下来。你们怎么不滚落石头把它压在山底。有时候他又昂首挺胸对我说，爸，没有那个坏女人，我一样能照顾好你。那几年，华儿真的懂事了。七八岁的年纪就能扛起家务的重担。做饭、喂猪、洗衣、扫地，啥活他干不好？家里的水缸天天都是他挑满的，一缸水千多斤，一担水也只有八九十斤......杨伯炮语连珠，似乎连病魔都靠边站了。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说起小时候的华仔是多么能干，多么令人自豪。村里的简超考上大学办席那天，杨伯杵着木头削的单脚拐杖去找简超聊了半天。他问简超考上大学的原因，简超说，重山村太穷了。人一穷，什么样的丑事恶事发生都不足为奇。我对重山村的恨便是我考上大学的动力。只有厌恶这个地方，才有迫不及待离开这里的想法和办法。杨伯说，不愧是大学生，说得一道一道的，让人无法争辩。回家后，杨伯问华仔，华儿啊，你恨重山村吗？华仔放下肩上的水桶，不恨啊。 杨伯又问，你不恨重山村这么穷吗？华仔说，不恨。杨伯紧逼，穷山恶水里生养的人都嫌穷爱富，你不恨吗？华仔不耐烦地顿顿脚，爸，你是怎么啦？就算村里穷得叮当响，不是还有你在吗？村里的人再不喜欢我，不是还有你喜欢我吗？杨伯再也不说话了，他皱起眉头，心里焦急不已，这可怎么得了。
所以杨伯想到了那个自污的办法，他求我父亲帮他找一位深圳的战友，只需要帮他寄信就好。父亲当然是拒绝的，可杨伯用仅剩的那条腿扑通一声跪下去，他老泪纵横地说，有恨才有奔头。我这把废骨头当不了梯子，就当块磨刀石吧，磨得他恨透我，恨透重山村，只有这样，他才能跨过千匹山万匹山啊。
我抹了两把眼泪，对杨伯说，我以前也相信穷山恶水生养着大奸极恶，对不起杨伯，我信错了。杨伯如随手拂掉身上的灰尘般轻松一笑，你没错，我对华儿下的狠手还记得一清二楚，华儿的求饶声我也记得一清二楚。那不就是大奸极恶么？
我不再说话。只是充满敬意地看着杨伯。透过纸糊窗格，昏暗的晨光照亮杨伯枯柴般的身躯。他的身躯在燃烧，可房间空空荡荡，无人知晓他在为谁照亮。
杨伯央求我背他去一个地方。他满怀歉意地说，飞儿啊，我走不动了，就算爬也爬不远了。我想去看看那个地方，只能劳烦你别嫌弃我，背我去瞧瞧，瞧上了就算死，也不算白活一场了。我背着杨伯，经过他的指引，先是穿过一片片荒凉的田土地。田土地躺在重山之下寂静无声，默默地承受着淡薄积雪的压力。紧接着我们穿过一片树林，树林空空荡荡，无数根树枝撕裂灰扑扑的天空，寒风吹过，树枝们发出凄凉尖厉的嚎叫声。随后我们爬坡来到墓地，整整齐齐的墓碑如守候着边疆的士兵，将山下的村庄和田土尽收眼底。
我们停在了华仔的秘密基地。杨伯指着荒草里那块等候良久的光滑花岗岩说，把我放那儿吧。我似乎想起了什么，问杨伯，要点火吗？杨伯笑着说，我还以为你忘了呢？我在荒地周边捡拾了些干燥的柴火，在我和华仔经常烧火的地方点燃一堆篝火。杨伯说，其实我想天黑来的，可我不知道还挨不挨得到。飞儿，来挨着我坐。
我在杨伯身旁坐下，面前仍然是一浪又一浪的山。杨伯问我，你看那些山像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像海浪。杨伯说，你见过海吗？我点点头，见过。杨伯说，你们见过，就当我见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