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发现，玄奘的伟大成就跟那个特殊的时代紧密相关。玄奘是个被时代洪流向前推动的人，他人生中的重要节点几乎都与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用作者的话说：玄奘之所以能够在“丝绸之路”上走得比任何人都更远、更久，或许是因为他心底酝酿出的某种悸动，可以与亚洲逐渐形成的新世界之胎动产生共鸣。

但同时，玄奘又是一位痴迷于探索未知的行动家。玄奘的西行之旅，与其说是高僧取经，不如说是一位好奇心爆棚的年轻人在探险。《西游记》中唐僧在取经路上遇到的人，要么是妖怪变的，要么就是想谋财害命的坏人。而玄奘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个个陌生人，却几乎都成为他取经成功的重要保障。

年仅十五岁的玄奘，即将走上他的“取经路”。因为，从此开始一直到他四十五岁从印度取经回来，探索未知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过。他的目标很单纯，不断解锁未知知识领域，找到一套完美的理论，足以解释所有事情。

《西游记》中唐僧在路上遇到的困难可以总结为“男妖要吃肉，女妖要结亲”，路上只要出现人，很可能就是妖怪变的。

其实，玄奘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人，反倒是支持他走完全全程的重要力量。比如，途径凉州，也就是今天甘肃武威的时候，凉州都督听说有人要出国，坚决要求玄奘按照朝廷规定返回去。后来唐僧在当地开坛讲学，名声大噪，凉州都督便改变态度，默许他离开。

有了麴文泰的支持，玄奘接下来的路似乎轻松了。但这所谓的轻松，只体现在通关的时候。这倒不只是因为麴文泰写了国书，而是因为玄奘选择的路线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千百年来，无数商人、使节在这条道路上来来往往，沿途民众早已习以为常。玄奘也借这个机会，有时停留讲学，有时四处考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无论是隋文帝、唐高祖，还是高昌王、戒日王，他们都很清楚，宗教不仅能笼络百姓，而且还能对外拓展政权影响力。而玄奘的出色，深深打动了戒日王。

玄奘在戒日王朝的都城曲女城举办“无遮大会”，也就是佛教界的辩论大会。参会人各式各样，不仅有佛教教派，还有婆罗门教的学者参加。玄奘单挑各位高僧、学者，竟然无人能敌。这就好比一位外国留学生，竟然把这个国家相关领域的所有教授、专家给干趴下了。

戒日王看到这个场面，怎么能不心动呢？他邀请玄奘在印度各地宣说佛法，借此统一佛教。玄奘正好借这个机会，在异教遍布的印度遍访各宗各派学者，或者是在高僧出生地“打卡”。直到他45岁的时候，离开故国17年的玄奘才启程返回唐朝。

中国人喜欢记录历史，但很多文明都没有官方修史的传统。《大唐西域记》是少有的记录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古代文献，研究古代史的学者离不开它，考古学家的挖掘也要拿这本书做参考。19世纪欧洲人在阿富汗发现的巴米扬大佛，在印度德干高原发现的阿旃陀石窟，这些旅行家的身上必然带着一本《大唐西域记》。

玄奘是公元664年去世的，如果按照作者采纳的玄奘生于600年这个说法，玄奘享年64岁。如果把玄奘这64年的人生压缩为一天24小时，他的人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凌晨0点到5点，是玄奘不幸的童年阶段。伴随着隋炀帝杀害兄长登上皇位的时代背景，玄奘先后失去母亲、父亲，后来投奔洛阳，步入佛门。

从凌晨5点到10点，是玄奘在国内奔波“取经”阶段。这段时间，隋唐政权更迭，天下大乱。玄奘从洛阳出发，先后经过长安、成都、荆州、扬州、相州、赵州等地，最后返回长安。

上午10点左右，李世民发动政变，夺权上台，刚刚安定的天下，再次陷入混乱。玄奘趁乱离开长安，开启了他的西行“取经”之旅。直到17点，他人生最宝贵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献给对未知的探索。

17点半，玄奘载誉返回长安，这时的唐朝正在经历“贞观之治”。玄奘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和平。人生的最后四分之一，他专注于翻译佛经，并回忆自己的精彩经历。

玄奘是一位高僧，但他更是一位行者。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捷径使人迷路”。而玄奘在学佛的道路上，从没有选择捷径。他时常迂回折返，用自己的双脚去确认、用双眼去观察世界的深度。找到值得捕捉的目标后，他便锁定不放，集中精力一沉到底，过后再重新浮上来。

他这种活跃的劲头究竟从何而来？不要忘记玄奘所处的独特时代，变动活跃的时代是翻腾的海浪，海浪托举着求索的小舟，载着玄奘在历史的洪流中乘风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