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不错的“厨子”。
晚餐做几个荤素搭配色彩丰富的菜，家人围坐，灯火可亲。这是我进入“靠吃饭挣钱”的人生时段做的很有成就感的事。
女儿一直在减肥，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减肥是女人一生的事业。结婚时有着瘦削身材的女婿也开始了减肥，他这几年体重增加了20多斤。他们都说晚饭肉类要少也可以没有肉。
没有肉类的早餐是可以的，没有肉类的午餐晚餐那还叫午餐晚餐吗？
小时候我有三个愿望，娶个城里媳妇，当个公社书记，排第一的是能天天吃肉。
那时候的猪肉价格是七毛四分钱一斤。母亲是生产队妇女中挣工分最高的，即便是在收成好的年份到年底折算时，她劳动一天的工分也就值三四毛钱。
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父亲会烧红烧肉，浅浅地盛在碗中。母亲端上桌时，我和弟弟的眼睛放着光，姐姐是不肯动筷子的，父亲会挑两块放到她碗里。
大学是在苏州读的。父亲用扁担挑着行李送我到学校，第二天早上他回去时又塞给我10块钱。来前一天晚上，母亲把30块钱卷好放在我冬天要穿的棉袄里边。10月，人民助学金评定，我是苏中农村来的，每月17元。
在我41年职业生涯中曾经有过一小段时间有点小权，有想“交换”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声音在耳旁响起，你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
学校食堂窗口会排队，我常觉得从队尾走到窗口前的那段时间很长，有时候其实也没有几个人。我是在纠结买不买那一毛四分钱一块的焖肉？
现在，这四五十年规格没有调整的一块焖肉，在“同德兴”类别的面馆价格是22元左右，在“东吴面馆”类别的面馆价格是12元左右。
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学校教书，学校单独为新来的七八个大学生开设教工食堂，从学生食堂调来一位名叫叶志伦的工友做饭，他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擅长红烧肉。
中午下课后一路小跑赶回宿舍，拎着搪瓷饭碗赶去食堂，心里只想着红烧肉还有没有了。食堂没有座位，一份红烧肉扣在半斤米饭上面，边吃边走，到宿舍时已经光光。从食堂到宿舍的距离不过百米。
同年分配到学校的刘强老师是淮阴城里人，他没有住回家里，和我们外地来的单身汉住在同一排平房。
一天晚上，食堂做大肉包子。几个人一起去食堂，老远都闻到了香味。不知是谁起的哄，要比比谁最能吃包子？各人报数，报数高的前两人对决，输的人付钱。
刘强说他能吃6个，我说我也能吃6个，其它几个老师都说最多吃4个，一位女老师说她最多吃2个。
肉包子3毛钱1个，我吃了8个包子，付了17个包子的钱。
我轻敌了。刘强的身高是1米86，他体重多少我不知道，我记得我的体重是101斤，谈恋爱时我说我有1米74的身高。这是我前20年人生中若干次比赛的第一次失利。
工作了，一个月拿到50多元的工资也是不能天天吃肉的，要存钱，要谈恋爱，要结婚。
真正实现“吃肉自由”差不多是在小平南巡之后的一两年。
10年前的一天，紫金保险总公司组织部邮件通知我补几项在学校工作的材料。我让江苏财院的院办王主任去找，他是我的学生。他在档案案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有我名字的工资表，我让他拍照后微信发给我。
打印的工资表格，手填的姓名和数字。表格第39行，姓名王永锋，职务工资226，津贴87，各项补贴81，职务津贴50，合计444元。
我认真地想了又想，30岁，而立之年终于实现“吃肉自由”。
为了实现完全的“吃肉自由”，2002年初，我在39岁“高龄”换了行当，离开学校去卖保险。
女儿一直埋怨我，她之所以要一直辛苦地减肥就是因为我一直做她喜欢吃的红烧肉，从小到大。
我说我有责任但不承担全责，你妈妈做的晚餐，荤菜品种更多份量更大。
她妈妈是淮阴城里人，在城里出生长大和工作。60后的城里人，小时候也是不能天天吃肉的。
现在，我又常会有如四十几年前那样的纠结。旋转的桌台，乳白瓷盘堆着色汁饱满明亮的红烧肉，一次次经过我眼前，已经吃了3块，还再吃吗？拿着筷子的手在半空停留。
在实现“吃肉自由”30年后，自由吃肉的日子正渐行渐远。
大治路7号 2025年8月13日记于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