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就这样,这场跨越了四年的苦恋,终于走向了婚姻。婚后,沈从文与妻子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两人一起啜饮着爱情的甜酒,过着快乐的时光。
婚后没有多久,沈从文就回了一趟湘西老家。对于一般人来说,分离意味着痛苦,可对于他们来说,分离带来的甜蜜也许要甚于痛苦,原因很简单,一分开他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写情书了。
而只有在信里,他们的爱情才能够保持着火一般的炽烈。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在二人来往的书信中,张兆和第一次露出娇羞的女儿态,亲昵地称呼她的沈二哥为“二哥”。谁能想到,此前她还在对胡适说:我顽固地不爱他!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再坚硬的人,也能呈现出极其柔软的一面。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然而,回顾二人的婚后生活,这样甜蜜的场景似乎并不多见,和信中永存的美丽爱情相比,他们的现实生活,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调和、解决。
两人在北平结婚的时候,沈从文拒绝了岳父的钱财馈赠,新家里家徒四壁。除了好友林徽因与梁思成赠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院子里仅“一枣一槐树”,沈从文把他的家,成为“一槐一枣庐”。
清贫的生活让这个早年高傲的公主变得踏实、勤劳。“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这也许就是天上与人间的差距。在沈从文诗人般的想象里,张兆和是需要他垫着脚,努力向上飞才能够得着的圣洁女神,而今却堕落成了掌管柴米油盐的家庭主妇——这在沈从文的心里,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他惊讶地发现,当女神走进家门来到他的身边,女神的光环倒是渐渐褪去了。
沈从文的一生,是用理想中的美来修饰的,究其一生都在痴迷地信仰着心中他对美的追求。
于是,每天早上,细碎的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白纸上,沈从文一面以新妇为模本,勾勒出同样朴素的翠翠,一面用纸笔抒发着“闷热中的寂寞”。
这样,就有了翠翠,有了那梦境中的《边城》。
渐渐地,二人间隙慢慢拉大。沈从文是一个活在梦里的诗人,而妻子是一个理性而务实的女人。二人争吵起来,一个抱怨钱不够用,一个抱怨她不爱他,完全是鸡同鸭讲。作为一个诗人,沈从文期望的婚姻中除了相濡以沫,还有灵魂的相遇相知。但是妻子张兆和似乎给不了她这种幻想。
恰好,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高青子,一个对沈从文充满了崇拜的文艺女青年,同样,她身上散发出的才气,也令沈从文魂牵梦绕。遇到高青子的那天,高青子正穿着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袖口还有一抹紫色,这个形象不正是自己一篇小说中的女主角么?这可真叫人难以忘怀。
这次相遇,才华横溢的高青子写成一篇小说,叫做《紫》,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了当时沈从文主编的《国闻新报》上。
这也许就是沈从文所渴望的灵魂上的相遇、相知?大概是吧!沈从文和高青子的故事,现实和小说交织在一起,更加增添了一份浪漫的色彩。
直到有一天,张兆和拿起这份报纸,看到了这篇署名为“青子”的作者写的《紫》,读了一半,她竟觉得主人公是这般熟悉!聪慧的她心里已然明白了几分。她决定向沈从文问个明白。
沈从文没有否认,他的确爱上了《紫》的作者高青子。听到这个消息,张兆和怎能不痛苦?她怎么也不能相信,对她说过那么多好听情话的沈二哥,竟然会这么快爱上别的女人。1936 年的春节,受了伤的张兆和回到了苏州老家,并且不肯回北平。沈从文心焦不已,只好每天写信给她,但她的心不能平静下来。
他多希望,妻子能理解自己,给自己一些帮助。
沈从文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他无法理清楚这番头绪,只好写信给好朋友林徽因,向她倾诉了自己的苦闷。沈从文痛苦地对她说,他既爱妻子,但也爱高青子,于是,在1936 年2月27 日给沈从文的回信中,林徽因劝说道:
你希望抓住理性的自己,或许找个聪明的人帮忙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我也常常被同种的纠纷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掀在波澜里,盲目的同危险周旋,累得我既为旁人焦灼,又为自己操心,又同情于自己又很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1936 年2月27 日,林徽因致沈从文)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被浪漫而有才气的徐志摩所吸引(当时徐志摩已有妻子张幼仪,并怀孕),在理性的支配下,最终嫁给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尔后又痛苦地发现自己爱丈夫梁思成的同时,又爱上了他们共同的好友金岳霖。这似乎比沈从文所面临的情况更加糟糕,更加折磨人心。
沈从文希望同样陷于漩涡的林徽因能够给予自己帮助。
1937年,北平沦陷。混乱中沈从文随着许多文人一起,辗转到了西南,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沈从文的劝说下,11月,张兆和带着孩子来到昆明,与沈从文一家团聚。
那时候,张兆和在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每天下班后的沈从文,急匆匆地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骑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赶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在家庭与理智的召唤下,沈从文这只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的云雀,也终于直向下坠,归还旧窠了。
此次出轨,很多人把沈从文归为“渣男”行列。但是,似乎以一次出轨来断定一个人的人品,那就把人性看得太单纯了。
当社会朝着新时代一路凯旋,张兆和也穿着列宁服,积极向新社会靠拢,好的作品都是根正苗红,要为新时代唱颂歌。但是沈从文却因为之前的一篇艳情小说《摘星录》,被贴上了大字报,被孤立,甚至被发配去打扫女厕所。后来得了抑郁症,住进了精神病院。
无人理解此时沈从文内心的孤独。妻子不理解,儿子也不理解:新社会红红火火,你得什么病不好,非要得精神病?精神病就是思想有问题!
这怕是沈从文的后半生,过得最长的一个寒冬了吧?此时,你是否能想起,胡适曾经说的那句话: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了情……
即便是最寒冷的冬天,他也坚持给她写信,写给他的三三,写给他心中的幻影,他不期待她的回信,但是他只顾写。
关于信的故事,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那一刻,他怀念的不是相伴了数十年的妻子,而是多年前提笔给他回信,又温柔又调皮的那个三三。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致力于整理出版他的遗作。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里,她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不是不爱他,她只是忘了去懂他。等到终于懂得的时候,他已经离她而去。
一切都太晚了,几年后,张兆和因病逝世,死前已认不出沈从文的画像。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