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9月3日的凌晨三时，37岁的歌德独自一人逃往意大利。这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十几年，他白天操劳政务，夜晚创作爱情诗，他像是生活在永不停歇的齿轮上，生活看似充实而忙碌，实则疲惫不堪。所以他选择抛下一切，逃往他心中的“乌托邦”意大利。他花费了一年零九个月，去嗅土壤的芬芳，去瞧新绿的生机，从城市到乡野，再从乡野回到城市。正如歌德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的那样：“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意大利拯救了他。
2016年，蒋方舟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在日本东京独居一年。生活在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没有亲友，孤独地生活在人情冷漠的东京。就像她在《东京一年》中写道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这被迫的隔离，让她被迫的隔离，重新获得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东京也拯救了她。
《东京一年》的四十六则日记中，记录了她在东京中令人羡慕的“并不清贫的独身女学生”的理想生活。看她去森美术馆和根津美术馆，感叹“时光如此不留情，四五个重要的展览即是一个画家的全部生命。”；听她吐槽参加综艺节目的自己是多么的窘迫，抱怨着自己无法表演“作家”的角色；看她描述与父母的相处，为她的”爱想象中的人很容易，可当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爱他们就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感同身受；看她在皇居跑步时留意着是否能遇上村上春树，看她冷静的贬斥所谓”中国中产阶级的长跑“；甚至看她去浅草看一场脱衣舞，讲日本性文化对于女性生殖器的崇拜。
在《东京一年》中，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坦率、更加诚实的蒋方舟，一年的东京生活彻底治好了她的“讨好性人格”，她会为自己“第一次开始骂人”而雀跃，再不为讨好别人而写作，我们可以感受到她把自己代入到作品中的自我和意境，感受到她作为作家的冷静与自持，这一年，亦是她的诚实转型。这段在旁人看来”被荒废“的一年，在蒋方舟看来却是”被拯救的一年，是“一种性价比最高的度过时间的方式”。东京一年让她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她最后离开时说的：“最后离开东京的时候，我变得如此坦然、如此年轻、如此沧桑又如此蓄势待发”。
前面说歌德出逃让歌德成为了一个新人，而东京拯救了蒋方舟。而蒋方舟却这样解读：“重获新生的歌德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新人，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最后，愿我们终有勇气，成为自己本该成为的样子。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