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在1946年7月全面爆发时，美国著名记者西奥.怀特说“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
当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回国后，西奥.怀特又评论说：“这标志着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宣告结束。”
中国也有一批政治嗅觉灵敏、忧国忧民的明白人曾发出警训，例如国民党负责抗日胜利后经济接收的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这颗定时炸弹，就在内战期间爆发了。蒋介石出动200万军队对解放区全面进攻。8个月后，毛泽东放弃105座城市，消灭蒋军71万兵力。但蒋介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陶醉于收复的这些城市，看不到他管辖的城市中，贪污腐化、经济衰败、物价飞涨、激起巨大民怨等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看到他所制订的“保城守地”军事战略，把战线拉得很长的重大弊病。直到1947年3月，他才发觉“战线太广”、“兵力不足，”要收缩战线，由“全面出击”改为“重点进攻”。向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进军。延安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西北战场的较量，可说是两个政权前途的较量，因此1947年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
蒋介石于1947年2月底到西安，召集胡宗南等军政要员，布置34个旅，23万兵力突袭延安。但“西北王”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将这份进攻延安的绝密计划在3月3日送到毛泽东的手里。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避其锋芒，放弃延安。
1947年3月14日拂晓，胡宗南15个旅向延安的南、西、北三路发起猛烈攻击，50多架飞机配合作战，对延安狂轰滥炸。3月18日黄昏，在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以及警卫部队800人，踏上辗转陕北的征途。当任弼时听到毛泽东要坚持留在陕北的决定时，他热泪盈眶说：“这需要何等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800人对23万人意味着什么？”但毛泽东豪迈地在王家坪向干部讲话时说：“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全中国。”胡宗南在3月19日进入延安时，那里已是一座空城，他从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蒋介石在听到胡宗南“光复中共赤部”报捷的电文时，欣喜过望，立即发嘉奖电，“雪我十余年来积愤。”陈诚在第二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得意地说：“余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3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是因为和谈关系……”接着，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踌躇满志地说，“纵览各方之情况，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
彭德怀和习仲勋临危受命，为党分忧，率领2万西北野战军与胡宗南的23万国民党军在陕北山地进行艰苦的“蘑菇战”，要把敌军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两次北上攻打榆林，沙家店战役消灭钟松的整编36师，成为西北战场，我军由防御进入反攻的转折点。在1948年2月取得宜川大捷，4月21日收复延安。
从1947年3月底开始，蒋介石在山东战场开辟另一重点，他集中45万兵力，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74师、整编第11师和新5军。向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进攻。他们沿临沂、泰安线向鲁中扑来，企图将解放军歼于沂蒙山区。4月22日解放军包围泰安，26日攻克泰安，全歼守敌72师2万4千多人。解放军避其锋芒，战转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以张灵甫率领的74师为主力，欲对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实施大兵团围歼。陈毅、粟裕抓住这一战机，以9个纵队共27万人，以5:1的优势兵力投入战斗。当时的74师骄横不可一世，有舆论认为“有74师就有国民党。”解放军从74师的中央楔入，切断与其临近部队的联系，分别在西、北、南三面各个击破，使其无法救援74师，也无法完成反包围，使74师被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团围住，逼近蒙阴、沂南交界处的石山孟良崮。激战两昼夜，这时74师已弹尽粮绝援无，陷入绝境，在1947年5月16日下午被全部歼灭。这一战役是解放军采用毛泽东确立的运动战的典型范例。以后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大多是这样被一个个歼灭的。
国民党在孟良崮的失败，成了关内整个战争的转折点。蒋介石哀叹：“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到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至此，蒋介石不论是全面进攻，还是重点进攻，都以失败告终。
中华大地上烽火连天，战乱流离，战云之下都是泪。上海老百姓过了农历年，突然发觉百物价格疯涨，在1947年1月底至2月初的两周时间内，物价平均上涨64%。据1947年2月11日重庆日报记载，上海黄金突破500万大关（10两），白米窜过每担10万元，百货上涨三分之一。被称谓“二月金潮”。上海人惊呼：“恶性通货膨胀来了！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到2月 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群众捣毁，整个社会为之震荡。
蒋介石也坐不住了，他从2月11日起与行政院长宋子文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量对策，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在1947年2月16日宣布实行。他企图用政治、军事力量，全面管控金融、外汇和物价，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战时经济的轨道。方案中，禁止黄金自由买卖、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涉及民众生活有，冻结工资和冻结物价。规定以前用浮动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的，应以本年1月份的生活指数计算工资。各工厂应就食粮、布匹、燃料三项，以1月份的平均零售价配给各职工，由政府代购，不得自由采购，变相囤积。政府将对民生日用品有效供应。文中还规定，南京、上海为“严格管制区域”。
同时公布的还有，监察院长于右任委派何汉文、谷凤翔等4名监委，来上海中央银行调查“黄金抛售”问题。
黄金价格成为问题是早在1946年的春天。当时物价狂涨，百姓怨声载道，法币贬值，引起金融危机。在行政院长宋子文主持下，采用开放外汇市场，抛售黄金来回笼泛滥的货币，以达到抑制物价。但随着内战越打越大，到10月以后，军费猛增。1947年初，金融市场一天数变，中央银行天天抛售金条，但涨风不能平息。由于上海的金价稍低，全国的游资都涌到上海来抢购黄金，连军队上层竟动用军车、火车、飞机参与运金活动。在这疯狂的抢购下，使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而在黄金价格飞涨带动下，物价一再狂涨，国民党的各派系也纷纷呼吁停止黄金买卖，彻查弊案。
调查组来沪克服很多阻力，最后查明，这一年多来的黄金抛售没有法定手续，一切都由宋子文和他的亲信上海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直接指挥。经群众揭发，央行业务部主任和多名高层职员大量买进黄金套利、操纵上海金市，获取20多万两黄金。这个贪污集团，称谓“金牛党”。调查组何汉文率领10多名监委提出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不久，贝祖诒被免去央行总裁职务。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去广东任省主席。行政院长由张群接任。几个涉案人判有期徒刑。社会舆论嘲讽：“朝中有人好做官，放了元凶，抓了小爬虫！”
“黄金舞弊案”的揭露，配合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投机倒卖之风，使当时的物价稳定了一个多月。但到3月中旬，米市来源大幅减少，米价由每石6-7万元，涨到每石14万元。米商代表要求市长吴国桢放宽议价，否则米商“血本无归”。吴国桢同意开放议价米，每石12万~13万元，于是出现黑市议价，向职工发放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不能兑现。政府向市场抛售大米，以平遏议价，但数量太少，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上海的严格限制，出现与外地米价倒挂现象，米商将上海市场的米收购，以高价卖给外地。4月17日上海黑市米价每石超过18万元。4月22日，中央银行发行万元新钞，促使米价恐慌性疯涨。4月29日“申报”头版头条“物价上涨比率达战前两万倍。”5月5日随着市政府取消平价米，米价每石达30万元，5月6日每石33万元。但职工的工资还冻结在1月水平。
5月5日，上海沪西衡山路一家米店上午发生抢米事件；傍晚，在杨树浦又发生米店被洗劫；5月7日，全市发生抢米6起以上；5月9日，市里又发生抢米数起……市政府宣传“每天给米商配米1.2万包以上，超过400万人口的需要。”但大量市民却无法买到米，就把愤怒仇恨发泄“奸商米蛀虫”身上，于是米商不论好歹都被推到火山上。
上海米店为了自身安全，大部分自动停业，300名米商找市长吴国桢“要求保护人身安全，并查办电台、报刊对米商的污蔑。”。这天市社会局向米商发放的9000包配米，却没有米商申购上市。全市许多饥饿而恐慌的市民，一天跑遍几十家米店买不到一粒米。于是民怨沸腾，社会上出现恐怖愤怒动荡不安的气氛。据不完全统计在1947年5月上，中旬的抢米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南京、无锡、宣城、成都、北平、保定、蚌埠等地都发生抢米事件，参与群众多达17万人以上。当时城市饿殍遍野，1947年5月8日《东北日报》报道：今日上海慈善会发言人宣称“在过去几个月内，上海已收拾8000多具贫穷儿童尸体。只在4月一个月中，在街上发现3140具尸首。
《汉书》中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蒋介石不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一切以战争为先。而百姓不食就不得活。为了生存，人民只能起来呐喊、抗争，甚至铤而走险……向当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共地下党响应民意，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迅速扩及南京、杭州、北平、沈阳、青岛等地。
1947年5月8日，上海1万多名丝织工人上街游行，要求解冻生活指数。
5月9日，法商电车公司全体工人大游行，要求调整工资，发放食品补贴。
5月12日，上海19家大百货公司罢市，大门上贴着标语纸，上写“指数冻结，肚皮饿瘪。”要求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