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整个世界战局是同盟国军队进入大反攻时期，法西斯反动势力垂死挣扎，疯狂反扑。战争呈现白热化。双方炮火冲天，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战争就是地狱，它用鲜血和尸骨书写着这残酷和惨烈的历史。战火殃及之处，饿殍遍野生灵涂炭，大批的难民流离失所。苏军发动多次大战役，重歼德军，并将战争推向德国境内。当年6月，美英盟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海岸登陆，从西面向德军猛烈进攻。在东西夹击下，德国的军事、经济走向崩溃。在远东，美军与日军海战，7月美军攻占塞班岛，8月攻占关岛，10月经激战，日军大败，撤出菲律宾海域。12月美国空军空袭日本本土。德日法西斯命在旦夕。
1944年，在中国战场，国民党军队却遇敌怯战，屡战屡败，使国人深感失望。
日本侵略者迫于应付日益严重的太平洋战争，就想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事。在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行动，即“中原大会战”，战区有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以期达到军事迫降、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从中国搜刮更多的军用物资来支撑它的侵略战争。从四月至十二月，日军共击溃国民党部队五十多万人；夺取平汉、粤汉、湘桂三条铁路干线；占领郑州、许昌、洛阳、长沙、衡阳、零陵、桂林、柳州、南丹、南宁等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多个及七个空军基地；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完成南北会师。期间在四月中旬至五月间的河南战役，日军五六万兵力与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等精锐部队四十万人会战，守河南的汤恩伯不战而逃，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郑州、洛阳等三十六座城市陷落。河南战役后，日军以十二万兵力对湖南发起进攻，国民党将领陈诚，薛岳等按兵不动。八月八日，蒋介石嫡系军长方先觉弃守衡阳降日，成为汪伪和平军的军长。十月上旬，日军又对广西发动新攻势，而桂军和粤军望风而逃，使日军迅速进入广西境内。湘桂两省的千万百姓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死伤无数，幸存者无家可归，跟随败军夺路奔逃，一路人马践踏，掉队者被日军追至集体屠杀，惨不忍睹。湘桂的大撤退是继上海、南京之后又一次震惊中外的大溃退事件。
中原大会战之失败，使全国人民痛心疾首。因为当时在国际上反动势力已成强弩之末，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惨败，在中国的日军除东北外，全部侵华兵力七十三万，其中：用于进攻解放区有四十六万人，占百分之六十四；伪军七十八万人，占百分之九十五。这些敌军遭解放区军民抗击，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起，在局部反攻中解放区得到迅速扩大。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兵力数倍于敌，又是以逸待劳，结果因贪生怕死，临阵怯敌遭受惨败。这时的蒋介石陶醉在参加开罗的中、美、英三国会议的兴奋之中，以“世界三大伟人之一”、“民族英雄”自居，对日军的进攻毫不介意，坐在峨眉山上悠闲地观战，并于暗中策划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即消灭中国共产党）。
当日军通过中原大会战，完成南北会师后，日本东京大本营将冈村宁次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日军南京总部参谋长松井太三郎为“登部队”司令长官，负责统治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其司令部设在上海。1945年刚过，松井就从东北调来大批日军，充实上海和苏浙一带的防务。
日本大批关东军从北方南下，进驻上海的四大公司和各个大学，并布防到上海外围及沪杭一带。上海百姓看出，这是一种准备打大仗的姿态。关东军的纪律很坏，有调戏妇女和抢东西等不法行为。
其实日军为了日益紧急的战况需要，早在1944年下半年起，就在上海原来的租界地区划定一大批房屋作为军用。分五期将苏州河北岸的日侨、日本堆栈里掠夺来的物资迁来，采用中日人员杂居的策略，逃避盟军飞机的轰炸，以掩护日本人的安全。在征房过程中，日军勒令原住户限时迁出，如逾期不迁，就强行封存财物，还把房主带到宪兵队审问，使上海一大批住户因此流离失所，财物损失惨重。
上海从1944年秋季开始，已停发户口米。外地如要运米进来，不仅要加重抽税，还要按比例征收军粮，米商无利可图就不愿做这运米的买卖。于是上海的米价空前混乱。例如战前每石米售价为十一元，1943年底涨至每石米为五千元，1944年底每石米涨至五万元；又以黄金为例，战前每十两为一千元，1943年底涨至每十两为十万元，1944年底每十两涨至八十万元。黄白领涨，使各种商品的价格一路飞涨，造成许多经营者破产倒闭。到年底，整个大上海充斥着失业、饥饿和流离失所的贫民。许多青壮年还被强迫拉伕，去为日军修建机场和郊区的战壕、碉堡工事；老弱妇幼被保甲长摊派在住家周边挖掘防空洞。一队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他们脸色铁青，虎视眈眈在街上巡逻，沉重的大皮靴踩在柏油马路上发出“橐橐”的响声，这是一种凶险、杀戮的声音，它不断敲击着上海人坚韧敏感的神经。
等到进入一九四五年，上海的天空中，不分白天黑夜，时时回响着尖利、刺耳、急促揪心的防空警报声。这时人们就四散奔跑，去到附近的防空洞或高楼大厦内，躲避盟军飞机的轰炸。在这决战阶段，上海人民时刻都处在惊恐中，并在为获取维持活命的食物而焦虑，人们有诉不尽的愁苦，流不尽的眼泪，真是度日如年……
葫芦街里大多数人家都在苦苦挣扎，经常无米下锅，吃的是霉变的玉米粉糊，糠麸饼、麦皮面、挖掘的野菜和捡来的菜皮，人人面有菜色，骨瘦如柴。
街里的孩子们面黄肌瘦，发育不良。他们不幸生在乱世，小小年纪经历苦难，备受摧残。薛金康家，那个害羞胆怯的十岁四女儿催娣，在去年春天患了伤寒，那时兰娣正在警察局拘留所，因此没钱医治而夭折。交通大学校工叶阿华因校方紧缩开支被辞退，当学徒的儿子银锁由于老板破产而回家，一家四口生活无着，叶阿华忧愤病倒，忍痛将十五岁的女儿菊花，以五斗米卖给一个四十五岁的坡脚光棍当老婆，姑娘临走哭得呼天抢地，差点撞墙自杀。江师母仍以洗衣为生，在目前百业萧条之际，请人洗衣的雇主已寥寥无几，所以生活十分艰难，她的品学兼优的儿子江海生，只能辍学去当卖报童。寡妇方阿娥自从纱厂失业后，就靠白天上街缝穷，晚上在家揹锡箔，现在锡已作为军用物资禁止上市流通。在度过几个月失业的艰难生活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饭馆去打杂工，每天弄点剩菜残羹带回来喂养8岁的遗腹子许留金。孩子从小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鸡胸，四肢无力，头发稀疏，神情呆板。邻居们都同情地感叹，“这样的孩子，两个寡妇娘将来怎能靠他来养老送终？”
葫芦街里那些半大的孩子，如老虎灶里十九岁的二龙，花蓆店蒋殿英的十五岁儿子福弟，叶阿华的十七岁儿子银锁，理发店的学徒阿胖、小李子等都被保长杜达顺强派去郊区修筑碉堡和战壕。他们在风里、雨里、烈日下、一天要劳动十二小时还没有报酬。特别要在严厉冷酷的日本兵监督下劳作，一旦不合他们的意，就会棍棒鞭子俱下，如若逃跑，就放出狼狗追杀。
这支被拉伕、强征来的、由成千上万上海贫苦市民组成的劳动大军，他们无偿为日军修筑军事工程，承受着饥饿，疲劳、虐待等非人折磨，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中煎熬，直到日本投降才获得解脱。
“屋漏偏遭连夜雨”。在那物价飞涨，米珠薪桂的日子里，雪莲一家突然失业，这无疑是天崩地裂般的沉重打击。
在大批青壮年、技术工人都处在失业的情况下，白福根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养活五口之家的工作呢？他每天早上满怀希望出门，四处奔波请托，到晚上灰心丧气地回家，经过两个月的求职努力还是一事无成。眼看在煤炭行工作时积下的一些钱快要用完，全家正在愁肠百结焦虑时，一直在暗中窥探白家情况的屠德福以为此刻条件成熟，又派金蛋来做媒撮合。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厄运考验了白家人的品德和风骨。雪莲是个智慧、理性、自尊、坚强的姑娘，决不肯将尊严作为等价物来交易。她的父母都是正直人，每个正直的人都会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宁愿忍饥挨饿毅然拒绝这个贪婪、骄横、自私、刻薄的煤炭行老板的求婚。奶奶铁青着脸对金蛋说：“你回去转告老板，白家的一朵鲜花不会插在牛粪上！”白福根说：“叫屠德福听好，我们一家活不下去时，宁愿去跳黄浦，也不会卖女儿！”直到这时，屠德福才算死了这条心。
白福根对家人怀着最深切的爱，认为自己应该负起责任，带领全家走出困境。这种高贵无私的爱，点燃了他心中的希望之火。正如歌德所言“希望，是不幸之人的第二灵魂”。白福根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这天，他起了一个早，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外滩的新关码头去碰碰运气。
当年上海有许多停靠轮船的码头，而新关码头规模比较小，停在这里大多是一些不超过千吨的小轮船，他们来往于江苏、浙江各口岸。每天早晨七点钟以后，就由码头工人开始给轮船装载或卸脱货物。新关一号、二号码头是运卸煤炭的码头，上海使用的煤绝大多数在这里登岸。其他几号码头起卸杂粮、棉花、油糖、果蔬、鱼和海货等物品。
在清晨的寒风中，码头上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鱼腥味、海货味、烟草味和冲鼻的煤炭味等等。白福根见有几只轮船停泊在江边，码头上聚集着二三百个码头工人，他们有的拿着扛棒，有的举着扁担，也有空着两手的，都挤在那里等待工作。这群人乍一看像是捡破烂的，其中只有少数人穿着破棉衣，不少人身上穿着几件单衣，好似把能找到的一切破衣、破布都穿来了，有人还在破衣外披着一条破麻袋。大冷天里不少人还赤脚穿着草鞋，或是露着脚趾的破跑鞋、破球鞋，在各式各样的破帽下都是一张张胡子拉茬、青黄憔悴的脸。他们是一群上海滩上工作最艰苦、工资最低、工伤事故最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
一个工头模样的中年男人站在木箱上，他那络腮胡子刮得脸皮泛青，耳朵上夹着一支香烟，歪戴着鸭舌帽，指手画脚，拉开破嗓子叫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