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诗长征（四）
三、长征前奏与准备：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和部署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在抗日先遣队和红六军团西征后，就应该当机立断，迅速主动撤离苏区，但当时的决策者处在犹豫彷徨之中，一方面感觉打破敌第五次“围剿”基本没有什么希望，另一方面却仍然坐等观望奇迹出现，就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
1934年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已经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的问题。随后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当时的“左”倾领导人一直举棋不定。
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根据党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8日，中革军委要求部队进行运动防御，“应准备全面撤退”；9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在10月1日前做好对主力突围后坚持苏区的斗争；9月15日发出训令，要求红军“无论如何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不再要求与敌寸土寸争；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对“万一”苏区失陷后的工作进行了布置；9月29日，张闻天为《红色中华》写了《一切为了苏维埃》的署名社论，这实际是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一个公开信号。
从总体来看，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进行充分讨论和政治动员。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只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李德甚至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围行动的成功。”甚至像彭德怀、李维汉这样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对长征的计划都不清楚。遵义会议决议对这个问题进行定性：“这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对于红军队伍谁走谁留的问题上，在掌握上是非常严格的；对于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则完全由“三人团”决定，比如“左”倾领导人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古柏、周以粟等人，都被他们乘机甩掉，没有一点商量回旋的余地。
开始时，他们甚至连毛泽东也不想带走，因为周恩来、朱德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应当随军一起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才被允许一起转移。
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那么结果就难以预料了。这大概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不应该断送在王明、博古、李德这帮人手上吧。留下的人中，何叔衡、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李才莲、古柏等人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矍秋白、刘伯坚被俘入狱后不久英勇就义。
黄其军
作于2021年9月16日（古历辛丑年八月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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