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次留学潮。

第一次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20世纪初，以留日生为中心，第二次出现在在五四时期，以留美、留法、留苏为中心；第三次则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前两次留学潮出现于清末民初，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正所谓“师夷长计以制夷”。

尤其是甲午战争战败于日本后，国人猛然惊醒，这个一直追随自己的小弟何时变得这样强大，再不加快学习的步伐怕是离“亡国灭种”不远了。

当时的留学生被赋予了许多超越学术、超越文化的使命，他们出去留学并不仅仅事关个人前途，更事关国家、民族能否走向强盛，整个社会对他们有太多的期许。

而伴随这种期许而来的，便是留学生们回国后的所能享受的待遇、所能获得的资源是那些本土学生所望尘莫及的。

这种差距之大，在今人看来似乎都有些为当时的人抱不平的冲动，而这种差距就是在不同国别的留学生中也是存在的。

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的历史学家陶希圣，1922年自北京大学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4年前后，经人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

在此期间，他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这种“土鳖”与“海归”在待遇上的巨大差距，他在1955年对即将留学欧美的台湾青年学子的演讲中这样说到：

有一显明的象征可以说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半尺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隔，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诸位请看，时隔三十多年，陶老先生对往事仍然历历在目，不仅清楚地记得自己与那些有过留学经历的同事之间在工资待遇、办公桌大小甚至墨水来源上的差别化待遇，就是留学不同国家的同事间的不同待遇也记得清清楚楚，真可谓往事历历在目。

其中，在陶老先生的记忆中，自己这类国内大学毕业而且有工作经历的待遇不如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学生，而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学生待遇由不如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同事，他们的桌上甚至已经有单独的木架子用于存放办公用品，当然，留学日本的同事待遇又不及留学欧美的。

陶老先生的言语之间，对自己这个国内大学毕业而且有着几年工作经历，但薪水却不如那些留学生的遭遇颇有些“微词”，以至对三十年前的往事还能娓娓道来，可见此事对陶老先生的“打击”着实不小。

而陶老先生这些微词又是否有道理呢，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留学生是否真就因为多喝了点“洋墨水”就有资格享受比陶希圣们更高的待遇呢？

有人做过统计，仅20世纪初期，在日本的留学生就有近两万人，留学生数量一多难免良莠不齐，有的人确确实实在国外喝了洋墨水，肚子里有干货，真正是学成归来；而有的人呢，却不免借留学之名行游玩之实，尤其是当时公费出国留学颇多，拿着公家的钱到处吃吃喝喝岂不快哉。

因此，倘若一概以留学生身份而给予高薪，而不问是否有真才实学，着实让陶希圣这类本土出身的人才略有心寒。

当然，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时人出国留学，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多人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制度、理念而去，诸如平等、公正之类。

然而，当他们回国后，在薪资、待遇的分配上便首先体现出了不平等，不仅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之间，就连留学生与留学生之间也存在这种不平等，这一现象岂不颇具讽刺意味。

难怪陈寅恪先生曾说：“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