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历史剧《太平年》火出圈了,被观众盖章“近几年难得的良心好剧”。服化道考究、台词有底蕴、剧情不悬浮,把五代十国的乱世风骨与吴越国的温润烟火气拍得入木三分。网上影评多从历史还原、人物塑造、美学设计夸了个遍,作为深耕普惠金融十几年的老兵,我换个硬核角度——从普惠金融经济学视角,拆解吴越国能在乱世中独善其身、最终从容纳土归宋的底层逻辑。
五代十国,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地狱副本”。中原战火连烧数十年,军阀割据、生灵涂炭,“人肉充为米粮”的惨状屡见不鲜,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经济体系彻底崩塌。就是这样一个“天下无一块净土”的时代,吴越国却成了例外——钱氏三代五王统治的72年间,这里“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杭州城“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活成了乱世里的世外桃源
很多人说吴越能稳,靠的是钱镠“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国策,靠的是不逐鹿中原的低调。这话没错,但低调的底气从来不是妥协,而是一套运转成熟、贴合民生、兼具韧性与温度的普惠型经济体系。放在今天看,吴越国的经济治理,简直是古代版“普惠金融”的教科书——以民生为根、以小微为基、以流通为脉、以风险可控为底线,让财富扎根民间、让百姓共享红利,这才是它能在乱世中“富得稳定、稳得长久”的核心密码。
一、普惠根基:不搞“竭泽而渔”,让百姓有钱可赚、有地可种
普惠金融的核心,从来不是“把钱借给富人”,而是让底层百姓能平等获得生产资源、降低生存成本、共享发展红利。这一点,吴越国从开国君主钱镠开始,就悟得透透的。
五代乱世,各路军阀的“搞钱逻辑”简单粗暴:重税盘剥、横征暴敛,甚至直接抢粮抢钱,把百姓当成“行走的提款机”。结果就是百姓逃荒、土地抛荒,看似短期敛了财,实则掏空了经济根基,最终“官逼民反”,政权短命。
吴越国反其道而行之,走的是“轻赋安民、藏富于民”的普惠路线。
第一,减负降税,给民生“松绑”。钱镠定下国策,田赋远低于同时期其他割据政权,还多次减免灾区赋税、鼓励垦荒——“募民能垦田者,勿取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无地、少地农民开垦荒地,不用交税;官田低价出租,让百姓有地可种、有粮可吃。这种“放水养鱼”的思路,和今天普惠金融“降低小微主体融资成本、培育民生经济”的逻辑如出一辙——百姓活下来、富起来,国家才有源源不断的税源,经济才有基本盘。
第二,基建兜底,筑牢民生“安全网”。普惠金融不是只给“钱”,更要给“生存保障”,而基建就是古代最硬核的“公共服务”。钱镠深知“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兴修水利:组织20万民工修筑钱塘江海塘,根治千年潮患,把“潮来一片白茫茫”的滩涂变成膏腴良田;组建七八千人的“撩浅军”,常年疏浚西湖、太湖,保障农田灌溉。水利修好,粮食产量暴涨,“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就此埋下伏笔。这就像今天普惠金融配套的民生基建——只有解决了百姓的生存刚需,经济才有稳定的土壤,财富才能向下渗透。
第三,扶持小微,激活民间“毛细血管”。吴越国不搞“官营垄断一切”,反而鼓励民间手工业、小商业发展。丝织业“越罗吴绫,甲于天下”,越窑秘色瓷技艺登峰造极,普通百姓靠纺织、制瓷就能养家糊口;对内取消关卡壁垒,降低流通成本,小商贩走街串巷,物资自由流通。这些遍布城乡的小农户、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就是古代版的“小微企业”,是经济的“毛细血管”。吴越国不挤压、不收割,反而扶持、滋养,让这些小微主体活起来、强起来,正是普惠金融“服务小微、激活末梢”的核心要义——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稳,民间的微小活力,汇聚起来就是国家经济的磅礴力量。
二、普惠血脉:打通流通“堵点”,让财富流起来、活起来
普惠金融,核心是“流通”——打破垄断、消除壁垒,让资金、物资、信息自由流动,让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都能参与经济循环、分到红利。吴越国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内打通内河航运,对外开拓海上贸易,构建了一套“内循环畅通、外循环强劲”的普惠流通体系,让财富不再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而是在民间流动、增值。
对内,内河航运织密网,物资流通“零阻碍”。吴越国疏浚河道、贯通水系,把杭州城的西湖与城内河道相连,构建起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络。苏州、杭州、越州(今绍兴)之间,漕船往来如梭,粮食、丝绸、瓷器、茶叶自由流通,没有层层关卡盘剥,没有高额过路费。这种“低门槛、畅流通”的模式,本质上就是古代的“普惠物流+普惠贸易”——小商贩不用托关系、不用交重税,就能参与跨区域贸易,把本地特产卖到外地,把外地商品带回本地,赚差价、谋生计。百姓能参与、能获利,经济循环才能转起来,市场才能活起来。
对外,海上贸易通全球,财富来源“多元化”。吴越国地狭人少,陆路被南唐阻断,无法与中原直接通商,便把目光投向大海,“大兴舟楫商贾之利”。以杭州、明州(今宁波)为核心港口,打造辐射日本、朝鲜半岛、南洋乃至阿拉伯半岛的贸易网络。丝绸、瓷器、茶叶远销海外,换回白银、香料、珠宝,海外贸易年收入折合约三十万贯铜钱,占财政收入近四成。
更难得的是,吴越国的海外贸易不是“官方独吞”,而是官民联动、普惠共享:民间海商可申请出海贸易,官府提供保护、规范秩序,抽取少量税收,大部分利润归民间商人;港口设立“博易务”(古代贸易管理机构),简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小海商也能参与其中。甚至海商行会自设“质库”(古代典当行),发行“寺券”作为信用凭证,年利率12%,由官府监印——这简直是古代版的“普惠金融信用工具”,为民间贸易提供资金周转支持。
这套“内畅外通”的流通体系,完美契合普惠金融的核心逻辑:打破特权垄断,让普通百姓、中小商人都能参与财富创造与分配,让财富在流动中惠及更多人。不像其他割据政权,把贸易权攥在官府手里,与民争利,最终导致民间经济萎缩、民怨沸腾。吴越国的“藏富于流通、惠利于民间”,才是它能长期富庶的关键。
三、普惠风控:不贪霸权、稳字当头,守住民生与经济底线
做普惠金融,最怕的是“冒进”——盲目扩张、过度负债、沉迷霸权,最终风险爆发,民生遭殃、经济崩塌。吴越国的经济治理,从头到尾都透着“稳健务实、风险可控”的普惠风控思维,不争霸、不冒进、不折腾,始终把民生稳定、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
第一,战略上“不逐中原”,拒绝霸权消耗。五代十国,各路军阀都想着“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为此穷兵黩武、大肆扩军,把国家财富都砸进战争里,百姓负担沉重,经济濒临崩溃。钱镠清醒得很:“吴越地狭兵少,逐鹿中原无异于自取灭亡”。于是定下“奉中原为正朔、保境安民”的祖训,不称帝、不争霸,尊中原王朝为正统,按时进贡,换取和平发展环境。
这种“不争霸权、专注民生”的选择,从经济角度看,就是极致的风险规避——避免战争对经济的毁灭性破坏,避免军费开支挤压民生投入,避免霸权野心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就像今天普惠金融强调“风险可控、稳健经营”,不盲目扩张规模、不追逐高风险高收益,只有守住安全底线,民生才能安稳,经济才能持续发展。
第二,财政上“量入为出”,拒绝透支未来。剧中提到吴越国“仓廪可支十年”,这不是吹的,而是长期“量入为出、勤俭治国”的结果。钱氏三代君主,生活节俭,不搞奢靡享乐,财政支出优先保障水利、民生、贸易,军费开支控制在合理范围。哪怕向中原王朝进贡,数额巨大,也从未加重百姓赋税,而是靠海外贸易、官营产业的利润覆盖,不向民间转嫁财政压力,不透支百姓未来。
反观其他政权,财政入不敷出,就加税、摊派、印钱,导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最终政权崩塌。吴越国的财政逻辑,和普惠金融“不搞过度负债、不透支民生信用”的风控理念高度契合——政府不折腾、不掠夺,百姓才敢消费、敢投资,经济才有长期稳定的预期。
第三,危机时“灵活调整”,兼顾民生与财政。剧中钱弘俶在台州推行的“包税制”,虽有争议,但本质上是乱世中“兼顾财政稳定与民生底线”的灵活调整。当时吴越国基层税吏短缺,直接征税易激化矛盾,包税制由官府定额承包给地方豪强,官府坐收定额,不用下乡催收,豪强有合理利润,百姓避免官吏盘剥,短期稳住了财政,也没过度加重百姓负担。这种“不搞一刀切、灵活适配现实”的治理思路,正是普惠金融“因地制宜、灵活风控”的体现——规则服务于民生与稳定,而非僵化执行。
四、纳土归宋:普惠经济的终极选择,统一才是最大的民生
《太平年》后期,大宋即将一统天下,吴越国已无力抗衡。钱弘俶没有选择负隅顽抗、玉石俱焚,而是向宋太祖争取了几年时间,专注发展经济、安顿百姓,最终在978年“纳土归宋”,将吴越十三州完整献给大宋。他说:“要给大宋一个完整的吴越国”——这句话,道尽了吴越国普惠经济的终极追求:民生大于霸权,统一大于割据,百姓的太平日子,才是最高的政治正确。
从普惠金融与经济视角看,纳土归宋,是吴越国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更是“以民生为核心、以统一为归宿”的高级智慧。
首先,战争是普惠经济的最大天敌,和平统一才能保住民生成果。如果吴越国负隅顽抗,大宋大军压境,战火必燃遍吴越,水利被毁、贸易中断、百姓流离,数十年积累的普惠经济成果将毁于一旦,百姓重新陷入水深火热。钱弘俶选择纳土归宋,就是用和平方式避免战争破坏,保全吴越发达的经济基础,保住百姓的太平日子——这不是投降,而是对民生的终极守护,是普惠经济“民生至上”理念的最高体现。
其次,割据是普惠流通的壁垒,统一才能融入更大的经济循环。吴越国虽富庶,但毕竟疆域狭小、市场有限,海外贸易受地缘限制,经济发展遇到天花板。纳土归宋后,吴越被纳入大宋统一市场,大运河畅通无阻,南北物资自由流通,吴越的丝绸、瓷器、茶叶能销往全国,海外贸易也能借助大宋的国力进一步拓展。统一打破了割据壁垒,让吴越的普惠经济融入全国大循环,惠及更多百姓,也让吴越的经济成果在更大范围内放大。
最后,“保境安民”的终极目标,是“天下安民”,统一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钱镠的祖训是“保境安民”,但钱弘俶深知,在大一统的历史大势下,“一境之安”终究是暂时的,“天下之安”才是永恒。吴越国的普惠经济,让百姓过上了太平日子,但只有国家统一,才能彻底结束乱世,让“太平年”不再是一隅之地的奢望,而是天下百姓的日常。纳土归宋,是吴越国“保境安民”理念的升华——从守护一方百姓,到助力天下统一、惠及天下苍生,这是超越割据利益的家国情怀,更是普惠经济“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
五、历史照进现实:吴越的选择,早已写下统一的答案
看完《太平年》,读懂吴越国的普惠经济逻辑,再回望历史与现实,心中感慨万千。五代十国的乱世,早已尘封在历史长河,但吴越国用72年的实践证明:割据只能带来短暂的安稳,统一才能带来长久的繁荣;掠夺式霸权终将覆灭,普惠式发展才能长治久安。
钱氏家族“纳土归宋”的选择,不是软弱,而是顺应历史大势、守护民生福祉的大智慧;吴越国的普惠经济,不是偶然,而是“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以统为归”的中华文明内核的必然体现。
今天,台海两岸的局势,与当年的吴越国何其相似。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吴越国终究要归入大宋版图。那些妄图分裂国家、搞“台独”的势力,就像五代十国里穷兵黩武、割据一方的军阀,逆历史大势而动,逆民心所向而行,最终只会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分裂没有出路,统一才是正道;对抗只会两败俱伤,融合才能共同繁荣。就像吴越国融入大宋后,经济更繁荣、民生更安稳,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也必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强大带来的红利,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太平年》里,百姓盼的是“太平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盼的是“统一年”。吴越国用普惠经济守护了一方太平,最终用纳土归宋成就了天下统一;今天,我们坚信,在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大势下,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台湾终究会回到祖国怀抱,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必将实现!
毕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民心所向,统一必成。这,是历史的答案,更是民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