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

作者：王玉才

      三伯父在九十二岁上走了。走的前几天，特地到我家来了一趟，带了拉瓜看他的最小的弟弟——我的父亲，并告知，以后怕不能来了。吃了中饭，还喝了两盅酒，依依离去。我事后才知道。我们都不相信他的话，他还每天挣钱呢，怎么会有什么不祥。但没几天，六弟——他的六儿子就打来电话，说老人家走了，只是得了个感冒，没想到就走了。

      我常常想起他，非常遗憾，没能再看一眼他的扁担瘤，留下一张照片——那可能是人类的绝版文明了；最后再听他说两句话。印象中，一直都是我听他说，从未记得过他听我说。他耳朵早聋了，用他话说，听不见我猫大点声音。实际上，即使他耳朵未聋前，也是说得多，听得少，巴不能帮他弟弟将他们这辈人的生活经验全部传授给我。因为他弟弟死不说，而他是个说不死——我们懵懂的时候曾这样评价过他们——罪过！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没有真正跟我说过什么话。我背上行李去上大学时，他跟着我出门，我以为有什么叮嘱，停下脚步朝他望，结果他说：“我从来没有睡不着觉，昨晚大半夜没睡着”，便没了。而三伯父跟我讲的就多了去了，诸如过夏的衣被要晒透，收回来要凉透，才能藏起；挑担要叫扁担活起来，才省力；推车平路上要前重后轻，癞路上要后重前轻；挑断扁担雄汉子，挖断大锹怂汉子；等等。

      住在海边的时候，三伯父是来我们家最多的亲戚。每当我们睡在床上，听见喜鹊在屋后树上喳喳叫时，便怀疑是他来了。吃过中饭玩一会儿，便站在路口向西边张望。谁先看见一个人影从远处过来，便惊叫起来，都围过去望。近了，近了……不对，便各自散去玩；对，便飞奔迎过去。三伯父便停下脚步，放下他的推车，摸摸这个，摸摸那个，摸了一手泥。他有时会带粽子来，一人一只；有时会带饼来，一人揪一块；即使什么也不带，我们依然兴奋，围着他。他到我们家，便打开话匣子，从数落地脏开始，到数落人脏，到数落大人懒，小人懒，不顾一天走了四十多里路的累，边说边找来扫帚扫大场，将弟妹们拎到河里洗干净，放到席子上坐着，又去煮晚饭。放工了，父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三伯父远远地又对他们说，看你们家伢子，就剩眼睛在外转了。父亲便笑，母亲便辩解：那有空忙他们！他在我们家歇一天，名义上歇一天，实际上是帮我们家做一天事，第二天下午到海边买二百斤盐，第三天一早或吃了早中饭，推回家卖。一车盐赚三至五元钱，补贴家用。他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家还多两个，生活的重担生生在他后脖子上压出扁担瘤来。

      他的扁担瘤很大，那是他勤劳的佐证，也是骄傲的资本。我父亲便没有，我们村里也没看见有谁有。我被河泥担子压得直不起腰时，曾带着无尚羡慕的神情，摸过他的扁担瘤，表面软软的，里面铁硬。我问他疼不疼，他笑呵呵地说，疼什么！我感叹，要挑多少担子才能炼成这个瘤？现代人都用机械，不挑担，不推车，炼成扁担瘤的基础都没了。在我家土地没产量，粮食不够吃时，三伯父专门约我父亲租了个水泥船到城里去挑粪，一担一担挑满一船，运到我家后大河，停在那里，又一担一担挑到田里。可惜那一年庄稼并没有上化肥长得好，他们不知道原理，却得出一个结论：城里人粪不肥，便不再去挑。

        父亲已经是我们眼中最勤劳的人了，像个蚂蚁一样，一天到晚奔忙刨食，而比起三伯父，空手也追不上他挑担走得快。

      小时候走亲戚最多的也是三伯父家，那个大家庭，热闹，讲着与我们不一样的口音，也有不一样的文化。每到寒暑假，我是肯定要去的，弟妹们长大了，也会跟着去，唯一的就是何时去，去呆几天，必须与母亲讨价还价。母亲不是不同意我们去，而是不同意我们呆得时间长，给人家添麻烦，把自己呆臭了。我们不懂这些，只想着那里有得玩。

      每次到三伯父家，都觉得比回自己家还有家的感觉。大冬天，三伯父也会叫姐姐们去拉鱼。大姐、二姐、三姐，扛网、拎绳、提篓，一趟人呵呵嗨嗨，拉了几网，估摸够吃一顿，便躲进温暖的屋里。三伯父还在外面念叨，我们已玩起其他游戏。我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谜语，姐姐们叫“破命”，她们出的谜面，我一个也答不上，都是四哥、五妹抢答了。有一个谜至今记得，谜面：黄鼠狼爬门框，对屁股放一枪。他们留给我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想出。今天想来，其实很正常，我在那个年龄，就没见过那东西，又怎么能猜得出。所谓聪明与愚蠢，很多时候，只是见识多少问题。在三伯父家也听了许多故事和笑话。几十年过去大都想不起来了。还记得五妹吃了桌子上的一片大糕，四哥对她说，那糕中间的红心是个虫，我们都看见了，才没吃，你怎么吃了？五妹便哭起来，哭得天昏地暗，边哭边诉，你们早不说迟不说，等人吃了才说，你们……你们就想叫我死了，好东西全归你们吃——儿童的世界吃是头等大事。我每次到回家的时候都是泪眼朦胧，像乳燕翻了爱巢，跌进风雨，失去温暖与保护。

        我考上大学，他们家比我们家更早知道。他们家有小喇叭，有一根线从屋后通到屋里，在山墙上挂着一个盒子，盒子会定时广播。听到广播后，三伯父便推起他的独轮车，往我家来，彼时已将木轮换成皮轮，能省力不少。照例是第一天到，第二天下午去海边买盐，第三天回。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叫我跟他一起去，叫我推二百斤盐，他说推去就给我十元钱。他不是盐贩子，买回去的盐都放在大缸里，等左邻右舍需要时上门买，并不走街串巷去叫卖。我推盐，其实是分了他的份子。但彼时正缺学费，也没客气。叔侄二人，早早吃了中饭，一前一后，沿着乡间小道，施施而行。他的扁担瘤支起车绊，像一根有弹力的皮筋，随着路的不平，起伏跳动；而我没有扁担瘤，车绊勒住颈椎，像捆猪一样，直往肉里勒。起初，三伯父一路走，一路跟我讲话，讲讲便不讲了。走不到一半路程，我的脚步已跟不上，肚了也空空了，后悔没带点干粮。水倒是不缺，沿路尽河，可是三遍喝过，就唯觉饿了。三伯父走走便停下来等。看看太阳红起来，直照进人的眼睛。三伯父又从我车上搬下一口袋放他车上，我顿觉轻松，又跟着他走。那时三伯父也已五十多岁了，又因换了皮轮子多推了五十斤，老人家的负担也是超额了，关键是路途远，一步两步到不了头。太阳已回家休息了，月牙也累得树梢都挂不住。我实在一步都不想走了。三伯父没办法，对我说，再歇会，前面有人家，我去跟人家要点吃的吧。于是，叔侄二人又往前挪动。正当我准备再次投降时，对面传来了人声，原来是姐姐们迎来了。我顿时丟下车子，瘫坐到地上。

        我在三伯父家出过两次大洋相，一次就是这晚。我好不容易走到他们家，坐在桌边，一口气吃了他们全家人的晚饭，肚子好像没了底，直通汪洋大海，吃光了也没有一丝饱的感觉。上一次出洋相，则是六岁那年，我随二表哥到他们家守候老太爷过世。那晚，十几个人围在一张长条桌子上吃晚饭，商量着什么事，挺热闹的，姑姑站在锅台上为大家装粥，我挤在父亲怀中，根本顾不上听别人说话，只埋头喝粥，喝完就抬头把碗举起来喊姑姑，一顿饭吃了十九碗，全桌人都惊叹得不说话了。后来知道，其实不是十九碗，只是装了十九次，但这也足以令他们担心我撑破肚皮。说实话，那次是真的吃饱了，肚子滚圆，心满意足地不知钻在谁的被窝里一觉睡到天亮。

      这次推盐是我平生最苦的劳作之一，也是与三伯父共同劳动、聆听教诲时间最长的一次，充分感受了他对他弟弟的关心，对我们的深深的爱。第三天我回家时，三伯母给了我二十元钱，多了一倍。三伯父还承诺，每学期都给我五元钱。三伯父全家都是农民，每一分钱都是汗水的结晶。

      参加工作以后，生活的压力，单位的纪律，并不能如我心中暗自承诺的那样，经常去看他。一个春节，我逮住顺路车，迫不及待地去了。看到空巢的二老，破旧的衣着，特别是三伯母佝偻的腰，一阵心酸。临走，我掏出二百元塞给她，她追出来还我，我不收，她急了，将钱扔地上，道：我没儿子养老嘛，要你的钱？我惭愧至极！是啊，他们对我的关心是无私的，岂是钱能回报！

      三伯父一生勤劳，节俭，友爱，是家风的集大成者。他是一台永动机，过世前一个月还扛着网去河沟里去探螺，洗净，上街去卖。年轻时，除了上工还做很多副业。冬闲，他会搓绳，一辈子搓的绳够绕地球一圈。他不识字，苦不了大钱，生活的来源都是一分一分挣来的。

      三伯父用上冥币的时候，我母亲哭得很伤心，她说，以后再没拉瓜吃了！我气笑了，难道三伯父的好，就是几条拉瓜吗？于是，大家都笑起来。三伯父就在家人的哭声和笑声中，离去了，带着他的骄傲的扁担瘤去了，留下了永久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