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按：这本书只能说写得挺有意思的，“一代战略大师”已经作古，“千秋功罪”最好是留给历史评说。对他老人家当然更应如此，这是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在美国说这种话一样有通敌之讥。季辛吉近百岁高龄作此书，真是活化石了，不免让我略有一面之辞的感觉，读到老教授谈美越战的初衷，因为地位才学立场（老教授应该是一位共济会员）诸种差异，肯定不能说是我的老朋友，所以又不怀好意地笑了。书中谈到当时他并不通晓经济，感觉到时代的变化，现任国安助理看上去像四分之一个美联储金融学家，张口凭感觉基本就是地摊文章。好文章还在下面。

笔者尝试谈谈初步的读后感，想了解基辛格说了些什么？至于如何评判其背后的复杂内容，留待将来的深入研究者。

分析副标题，作为理解的入口

试分析副标题中的关键词，理解本书的核心思想：

一、省思（Reflection）

这个词有哲学色彩，通常译为反思，指深思熟虑。柏克《反思法国大革命》（1789），用的就是Reflection。也可以理解为回顾，反观、回忆录。

副标题有四个关键词，Reflection（动词Reflect）带有笼罩性，揭示本书的出发点。

《兰登书屋大学辞典》的释义：

To give back or show an image of，mirror.

如果转换成古汉语，那应该就是《资治通鉴》的“鉴”（mirror）吧。《大戴礼记·保傅》：“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察”，《韩诗外传》卷五作“照”）

译者非常有匠心地译为“省思”，“省”字亦从目。通过Reflection，回看过去的经历，并提炼其中的关键。

二、外交（Diplomacy）

这是基辛格一生的事业。1977年福特总统授予勋章，称许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什么是外交？大体可以理解为：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理解各方的诉求，促进关系的改善，以非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的利益。

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1957）中说：“外交是控制权力使用的艺术。”此书是基辛格的第一本著作，全名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出版，冯洁音等译，2023年12月第六次重印，引语见第4页）。《基》书的序言中，称引了此书。

这里的“权力”应理解为军事力量，可以认为外交是节制武力的艺术。结合基辛格的其他著作，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如果冲突无法避免，那么有必要将战争限制在某个范围以内。

包括美国在内，任何国家都有外交，那么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特殊处在哪里？就是在他的外交思想背后，有其大战略。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关键词：

三、大战略（Grand Strategy）

可以说，外交基于大战略，是尼克松、基辛格合作的思想基础之一。而外交未能基于大战略，就是当时美国的外交部门。

尼克松、基辛格的通力合作，其实并不容易。在进入政府以前，基辛格长期担任尼克松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1908-1979，《白宫岁月》题献给他）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可以说来自敌对阵营。

尼克松任用基辛格，两人之前几乎没见过面（本书19页）。如果对比中国历史，此间的遇合，有些像齐桓公任用管仲，管仲原来也是政治对手的主要辅佐。

“战略”可以说是基辛格的心思所系，也是那一代精英的心思所系。本书第十一章（最后一章）就是《战略》。作者温·洛德说：“缺乏总体战略会使人陷入具体事件而难以自拔。”（参见本书163页）

至于“大战略”又是什么？

基辛格在1968年的文章中说：“我们不先对一个稳定的、创造性的世界概念形成概念，那么要确立世界秩序是不可能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见《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六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79页）被基辛格称为“老师”的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1905-1983）在《回忆录》中指出：“对他（指基辛格）来说，最重要的是整体观念。”（《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杨祖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898页）

整体观念的内容又是什么？不能不回顾前面提到的《重建的世界》。此书研究法国大革命及其战后影响，主要是维也纳体系对抗拿破仑体系，“将反拿破仑同盟转变为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重建的世界》，第5页，42页）。其核心思想是“均势”（Balance of power）。以中国的古典学术来理解，整体观念就是《易》，而“均势”的内核离不开阴阳的动态平衡。

副标题中的梅特涅（1773-1859）是奥地利外交大臣，卡斯尔雷（1769-1822）是英国外交大臣。“均势”的形成，以1815年维也纳会议议定书为标志。《重建的世界》称，维持了欧洲近百年的和平时期（《重建的世界》，第8页）。“近百年”指1815-1914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根据基辛格的《国际秩序》（2014），十九世纪维也纳体系（1815）产生之前，应追溯十七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于德国三十年战争后产生）。而此后应该就是二十世纪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雅尔塔体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

基辛格（1923-2023）是德国犹太人，1938年移居美国，战后作为退伍军人，于1947年入学哈佛。他在哈佛大学读的是行政学系，而导师就是《重建的世界》开篇题献之人“威廉·扬·艾略特”（1896-1979）。此人是历史学家，讲授政治学理论，曾任多位美国总统的顾问。

四、领导力（Leadership）

“均势”不是自动生成的，必然有政治家（或外交家）因势利导之处，“因此，一切均取决于对未来的某种构想”。

《重建的世界》称：“识别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是看他是否有能力识别力量之间的真正关系，并且使这种知识为他的目的服务。”（《重建的世界》，391页）

什么是领导力？

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局势中，提供相对的确定性，平衡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引导走向未来。（参见本书第4页、第6页）

以中国古典学术的易象而言，领导力表达为乾象。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不仅仅处理具体的事务，而且持续关注根本性的问题，探索长远的发展方向，正是《系辞下》第二章所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领导力的背后，还应该识别其中蕴含的经济因素。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至1971年8月，此体系宣告结束，是自成段落的事件，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理解其时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措施，不能说于此没有关联。

同时，在强调领导力的背后，不可不注意其中蕴含的美国优先的前提。如果配合以马基雅维利式的不择手段，也可以用霸权作为线索来解读。

对外交成就的评价，回顾其治学历程

基辛格《序言》中说：“我没有刻意去做自我批评。”参见《白宫岁月》：“想说明问题的意向是和为自己辩护的意向结合在一起的。”（《白宫岁月》，第3页）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可以想见，对于他的外交成就见仁见智。

笔者见到的材料有限，试举两例：

一、《基辛格的总构想》。作者沃伦·纳特，曾任尼克松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全书用三分之二篇幅摘录基辛格著作的段落，揭露学者基辛格和官员基辛格于从政前后的言行不一致，这是来自不同部门的强烈批评。（《基辛格的总构想》，齐沛合译，商务印书馆，1976）

二、在雷蒙·阿隆的《回忆录》中，有基辛格专门章节（第二十三章），标题是《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作者称赞基辛格在引退后，依然享有盛誉，同时又犀利地指出：“他是否利用了他的天才，掩饰或美化了美国外交退却或共和国帝制的衰败。”（见897-898页）

尽管有种种非议，基辛格一生致力于“努力协调我们认为是公正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序言引《重建的世界》，参见本书67页，169页）。“公正的”指向理想主义，“可能发生的”指向现实主义，基辛格努力协调其间，重点在于后者。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撰写《基辛格传》，上册名《基辛格：理想主义者》（2015，中译本由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陈毅平译），下册名《基辛格：现实主义者》（写作中），看到的也是其中的对立。基辛格承认美国实力有其极限，尊重现实中力量的平衡，不愧为一代战略大师。

对中国人来说，基辛格一生来华一百多次。在去世前不久，2023年7月30日，他依然不顾年老体弱，最后一次来华。10月24日，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致辞，说自己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该是不算过分的。

《重建的世界》副标题，最后用的词是“和平”。拿破仑体系与维也纳体系的对抗，维系均势只是手段，通往和平才是目的。对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路径，康德（1724-1804）有深入的讨论。

基辛格这本1957年出版的著作，来自他1954年的哈佛博士论文，据说几乎一字未改（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394页）。而理解这本博士论文，不能不追溯他1950年的本科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的思考》。此文长达三百八十三页，据说是哈佛史上最长的学士论文。（沃尔特·艾萨克森《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刘汉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56页）

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1918-1923出版）、汤因比著《历史研究》（1947出版缩略本），关注的是文明的兴衰存亡。而最后提及康德，指向他的《永久和平论》（1795）。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时，主修专业是“政府管理和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他而言，“政府管理”的成分越来越重，而“哲学”的成分越来越轻，以至于他在进入政府前写的最后一本书《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8），被戏称为“工作申请”（艾萨克森《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75页），但“哲学”的成分始终没有消失。

《白宫岁月》：“我从二十年的研究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哲学，并带着这种哲学上任担任公职。”（《白宫岁月》，67页）1976年，基辛格在回答提问时说：“我总想找到一个高于一切的概念。当然，有没有找到需要历史学家判断。”（《基辛格：理想主义者》，26页）《基》书也说：“我思考的素材更多是历史性和哲学性的。”（本书21页）

理解外交家基辛格，不应该忽略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代。基辛格习惯上被称为“基辛格博士”，原因也在于此。

基辛格的学业开始于康德三大批判的前二批判，结束时着眼于被称为第四批判的“历史理性批判”，《论永久和平》是其中的一篇。

沃尔特·艾萨克森《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记载，基辛格在哈佛入学时，艾略特教授给了他二十五本参考书，要他说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区别在哪里？基辛格三十天内读完书，写出了论文，教授从此刮目相看（47页，参见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237页）。

基辛格在提及自己进入白宫时的信念时，引用了《论永久和平》（《白宫岁月》，87页）。在《世界秩序》中，他又提及康德，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世界秩序》， 38-39页）。

有一句被流传的话，历来作为基辛格最精彩的警句之一：“每次成功只不过是买到一张解决更大难题的门票。”（《基辛格：理想主义者》，17页）从《基》书自述中，我们意外地发现它来自中国：“中国人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是另一个问题的入场券。”（本书134页）笔者深度怀疑，在转过几层之后，这句话根源于“《易》终未济”。

《基》书称自己“把和平与稳定问题作为学术关注点”（本书21页，参见22页）。衡量基辛格的外交活动，不能不以和平为标准，并听其言而观其行。

余论，文明与和平问题

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写于1992年，是比较早的基辛格传记。作者曾任《时代》周刊总编辑，此后还写了《爱因斯坦传》《乔布斯传》《马斯克传》，并且为这本基辛格的访谈写了推荐语（见本书封底）。

艾萨克森在传记中谈到，哈佛校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群天才青年教师竞争终生教职，这些人彼此年龄接近，程度一时瑜亮（69页）。这些人中，除了基辛格，还有布热津斯基（1928-2017）、亨廷顿（1927-2008）等。

试对照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两人都是国际性的战略家。基辛格，德国犹太人，归属共和党；布热津斯基，波兰犹太人，归属民主党。前者服务于尼克松、福特政府，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他参与开启“破冰之旅”，因为水门事件的影响，没有完成中美建交。后者服务于卡特政府，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推动完成了中美建交。

亨廷顿也从学于艾略特，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两人或许可称“师出同门”？（《基辛格：理想主义者》，236页；另外，此书卷首的照片中，有一张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教职工合影，基辛格和亨廷顿都在内）亨廷顿毕业后主要在哈佛任教，没有直接参与政府工作。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最初写于1993），被译成多种文字，轰动一时。

考察基辛格和亨廷顿，两人都有全球性的视野，论述的角度完全不同，在问题意识上有一致之处。

基辛格有《世界秩序》（布热津斯基有《大棋局》，当另外考察），亨廷顿书名中的“重建”（Remaking），使人联想到基辛格书名中的“重建”（restored），尽管原文其实并不相同。而研究文明之间的冲突，追溯其思想来源，又不得不参照基辛格早年关注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

康德理想中的永久和平，来自各个国家的联合体，希望以和平联盟永远结束战争。既然存在文明的冲突，也应该存在文明的和解。人类是否有可能实现此理想，应该是爱好和平人士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