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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在节目中曾谈过一次在美国用抗生素的经历：

他发高烧看急诊，医生只让他喝水，最后求了半天医生，只给开了一些药，而且还要等第二天到指定的药店去买。

美国是严格的医药分离，而且非常严格地控制抗生素使用。

在节目中，高晓松说道，在美国，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开药房。他想从朋友那里搞点抗生素，却根本行不通。

朋友说到，美国对抗生素的管理非常严格，医生的处方要在药房保存十年，每年接受至少两次检查，如果被查到医生乱开抗生素，药房卖非处方药，医生和药店就会被直接吊销执照。

所以，常听说，在美国买枪很容易，买抗生素很难。

在我国，对抗生素的管理也日趋严格，但还远没有达到美国的严厉程度。

抗生素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才80年，从当初人们对抗生素的膜拜到今日的严加控制，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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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医学已经认识到了很多疾病是因为感染而引起，却束手无策。在当时，结核、肺炎、伤口感染都是不治之症，常常导致大规模的病人死亡。

科学家们，苦苦研究对抗感染的药物。

在当时，人们认识到了感染是由细菌引起，并传说霉菌可以治疗感染。

1928年，英国的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对此进行大量的研究实验。

有一次，正当弗莱明打算丢弃一块被青霉菌污染的培养皿时，他发现，培养皿内，在青霉菌周围，细菌无法生长，而在其他地方却生长旺盛。

原来，青霉菌分泌的少量黄色液体，可以杀死周围的菌株。

在当时，由于技术的限制，弗莱明无法提纯这种黄色液体。于是，写了一篇论文，论述了他缜密的实验经过。

10年后，德国的生物学家发现了这篇论文，经过反复试验，用冻干法成功制得了一种干燥的物质和溶剂，让药物的提取变为可能，通过在老鼠身上实验，显示了青霉素能够杀灭细菌，对抗感染，挽救生命。

在当时，这项发明无异于一场奇迹，给医学界带来划时代的变革。青霉素的贡献不亚于原子弹的发明。发现和研制出青霉素的科学家们也因此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因为青霉素的出现，二战期间大量的伤员免于感染后死亡，以前被认为必死无疑的结核、肺炎、败血症都得到了治愈。

青霉素从学术界的发明变成了人们对抗生素的崇拜。

当时，人们这样评价对青霉素：

“英国不久前发现了能够治愈梅毒、肺炎和坏疽的新药，此药就像盐水一样，没有任何副作用。”

“人类可以预言，就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医学即将战胜并掌控所有人类的外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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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几年时间，青霉素的生产就达到了足够产量，被誉为治病的“神药”，并风靡了全世界。

在这场狂欢中，很少有人去关心青霉素对普通感冒是否真的有效；抗生素在对抗细菌的时候，细菌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反而加大了寻找更强大的新抗生素的渴望。

几年后，四环素、链霉素相继问世。

50年代，就在抗生素应用不到十年的时间，人们渐渐发现，同样剂量的抗生素，治疗效果却变差了。

原来只需几十万单位的青霉素，现在要加大几倍，十几倍的剂量才有效，甚至到后来，即使加大剂量也毫无效果。

细菌对这些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

在这场博弈中，人类不甘示弱。为了对抗细菌的耐药性，微生物学家们在青霉素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了甲氧西林、氨苄西林、阿莫西林等抗生素，并广泛使用。

但很快，细菌对甲氧西林也开始耐药，人们渐渐意识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人类对抗生素的狂热和滥用，亲手培育了这些可怕的耐药细菌。

人类已经骑虎难下。

最高级别的抗生素被研制出来，如替加环素、万古霉素。然而不久，耐受这些最高级别抗生素的细菌也已经出现，我们称之为“全耐药细菌”，也就是“超级细菌”。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

几十年来，人们对抗生素的膜拜已经深得人心，抗生素不仅应用于医疗领域的抗感染，更广泛应用于养殖业。

为了让饲养的禽畜类和水产品不得病，在饲料里拌入抗生素已经成为了日常的养殖方式。养殖业抗生素的用量已经占到我国抗生素产量的一半以上。

另外，被抗生素污染的水源，一般的污水处理措施无法消除抗生素残留。

很多时候，即使我们没有服用抗生素，也很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摄入了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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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说，没关系，吃进抗生素，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虽然，一般抗生素对人体的毒性并不太大，但它可以把我们体内有益的细菌杀死，生存下来的细菌含有抗药性基因，使我们的免疫力下降。

如果一旦出现感染，一般抗生素没有办法杀死含有抗药基因的细菌，就不得不使用更高一级的抗生素。

同样的道理，细菌又会产生更强的耐药性，如此恶性循环。

要知道，人类研制一种新的抗生素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却只要一年，甚至几个月，十几天的时间。

新药研发远远落后于细菌变异的速度。

抗生素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作。不滥用抗生素是每个人的一份责任，更是对我们的身体负责，对生命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