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珍藏着一张红旗中学的高中毕业证，红色硬纸皮面，32开对折。深深的钢印早因年久磨平了棱角，唯有班主任张琪英先生那隽秀端庄的行楷，依旧清晰可辨，只是蓝色钢笔写下的字迹，被岁月侵蚀得渐渐褪了颜色。
1976年9月1日，我从红灯中学升学，踏进了红旗中学的校门。学校离我家大约五、六公里，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得起床，胡乱扒两口早饭，七点之前必须出发赶路。
虽说，我们走的有好长一段都是国道沙石公路。天晴的时候，汽车带着一阵风从身边驶过，那风又捲起漫天尘土，只能闭上眼睛捂住口鼻。同学们一起，一路走一路说说笑笑，哼着不成调的歌，倒也不觉得累。
若是遇到老天爷不高兴，下雨了，特别是那种斜风斜雨，那就惨了，湿漉漉的衣服，要在身上穿上一整天，直到下午放学回到家。
我在红旗中学待了整整两年，可掰着指头算，真正安安静静坐在教室里读书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多。剩下的时光，一半浸在劳动的汗水里，一半散在年少的嬉闹中。
开学没多久，学校便组织高中部全体学生去梅山农场学农，一去就是一个月。农场的日子，具体的劳作模样早被时光冲淡了，只记得手上磨出了水泡，身上沾满了泥土。但有一件事，像刻在脑子里的画，至今清晰。
那天午后，阳光暖融融的，晒得人浑身发懒。阿毛突然凑到汪克易老师身边，眼睛闪着光：“汪老师，您跟阿伟下盘盲棋呗？我们都没见过，想长长见识！”
汪老师和阿伟同学，正并排坐在不远处的长条凳上晒太阳。奇怪的是，两人面前竟空无一物，没有棋盘也没有棋子。我正纳闷，转头一看，十来米外的长条桌上，摆着一副摆好棋子的象棋盘，一群同学早围在桌边，眼睛瞪得溜圆。
阿毛一拍手：“好了好了，老师，您俩开始吧！”
坐在凳上的汪老师侧过脸，看向阿伟，语气平和：“你先来。”
阿伟眨眨眼，微微望向左侧。一老一少并肩而坐，没有棋盘，没有棋子，却像一对老友闲谈，从容又默契。“炮二平五！”少年的声音清亮。“马二进三！”老师应声接下。一招一式，全凭记忆在脑中博弈，落子声似有若无，却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象棋还能这么下，新奇得不可思议，也第一次懂了，什么叫“胸有丘壑，落子无悔”。
刚入学的第一年，日子过得散漫又随性。那时候的同学们，大多是“混日子”的状态，课堂上吵吵闹闹是常态，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课，声音总被此起彼伏的说话声、打闹声淹没。用教政治课的王老师那标准的“九普话”说就是：＂你们这些伢儿啰萨，冇得一个是听话的。＂我坐在前排，有时候拼尽全力去听，也只能捕捉到只言片语。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数学课。袁宏彬老师正低头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里，后排又传来了大声的喧哗。袁老师停下笔，转身，眉头皱得紧紧的：“不想听课的同学，可以出去。”
有个同学见老师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梗着脖子回：“你叫谁出去？”
“叫你。”袁老师的声音沉了下来，“谁不想听就出去。”
那同学更横了：“我不想听，应该是你出去。”
这话一出，全班瞬间鸦雀无声，连呼吸都放轻了。袁老师的声音似乎在颤抖，他一步步走向那个同学，伸手想去拉。可那同学半点不怕，“噌”地站起来，竟反手把袁老师直接拉到了教室门外。那一幕，我至今记得，又惊又怕，却也隐约懂了，那时的年少轻狂，带着一股子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劲。
还有阿昌，在班里是出了名的调皮。一次，郝老师上物理课，大概是讲关于柴油机的课，我坐在中间第二、三组的第二排，邻座是阿贵和阿昌。突然，阿昌冷不丁伸出右手，在阿贵的左大腿上狠狠抓了一把。阿贵疼得不敢作声，往旁边躲了躲。阿昌不死心，又抓了一把。阿贵忍无可忍，伸手想抓回去，可手还没碰到阿昌，阿昌就猛地大叫：“哎呦！”
郝老师闻声抬头，厉声问：“阿昌，你干什么？”
阿昌伸手指向阿贵，理直气壮：“他打我！”
那副无辜的模样，惹得全班哄堂大笑，也把郝老师弄得哭笑不得。
更有意思的是，高一开学好久，语文书都没发下来。张可洋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二话不说，搬来一本厚厚的《红楼梦》，就开始给我们讲。从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讲起，一字一句，娓娓道来。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本名著，原来世间还有这样动人的故事，有这样鲜活的人物。后来语文书发下来，我们按课本上课，可我心里，总惦记着“且听下回分解”的红楼儿女，惦记着那些悲欢离合。
我呢，平常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当然，有些爱好是要靠实力。比如，打球，不论是乒乓球还是蓝球，那都靠抢。我那时年龄小，身体也比较瘦弱，抢乒乓球拍的机会都很少，篮球场上更是看不到我的身影，最多只能是场外的看客。
课余，我喜欢写写画画。有段时间，我把“解词”“造句”“名词解释”这些常用的词汇，都刻成了小小的木质印章，做笔记时往本子上一盖，既省事又有趣，班里同学知道我有这手艺，都纷纷找我帮他们刻姓名印章。
没想到，这事竟传到了郝老师耳朵里。一天课后，郝老师走到我身边，笑着问：“张万杰，听说你会刻印章？”我一下子红了脸，心里直打鼓，以为要挨批评，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郝老师却没责怪的意思，反而温和地说：“那你帮我也刻一个呗？”
过了几天，我把刻好的印章递给了郝老师。老师接过印章，仔细看了看，然后从讲台上拿起钢笔，蘸了墨水，小心翼翼地在白纸上拓印。拓完，郝老师看了一眼，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哈哈！我这三个字，你倒给我刻错了两个！哈哈…”
我脸更红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原来，我们一直把“郝老师”叫成了“何老师”，我又想当然地以为她的名字是“何守维”，可她的本名，是“郝纪维”。郝老师的笑声银铃般清脆，没有一丝责怪。
更让我感动的是2018年同学聚会，她竟带来了那枚保存了四十多年、刻错了名字的印章，笑着递给我：“你看，这枚章，我留了这么多年。”那一刻，心里暖烘烘的，原来年少的懵懂与差错，也能变成一段温暖的回忆。
课余的时光，简单又纯粹。每日中午，我和一众离家远的同学，都在学校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菜很便宜，青菜两三分钱一份，五分钱就会有肉片。但是，我更多时候，还是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是用空罐头瓶子装的。
中午时分，我们总爱聚在红旗商店旁的法国梧桐树下，守着一位白发老先生的小人书摊，小人书一本一本地摊开在一张大竹床上。
小人书有厚有薄，厚的两三分钱看一本，薄的一两分钱一本。一两分钱，在那时也不算多，可我还是舍不得花。所以常常凑到熟悉的同学身后，偷偷蹭着看。翻书的人动作快，我们就得跟着快，有时候连字都没看清，只盯着图画看，可也觉得津津有味。
一本小人书，往往三五个人挤在一起看，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泛黄的纸页上，落在我们一张张少年的脸上，那便是我们最珍贵的消遣。
平静的日子，在高一下学期泛起了波澜——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那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整个校园，也吹醒了我们这群懵懂的少年。
学校立刻重新分班，我被分进了文科班。一夜之间，班里的氛围全变了。平日里吵吵闹闹的同学，仿佛突然长大了，收起了玩心，埋头苦读。就连最调皮的学生，也坐在书桌前，捧着书本啃。曾经乱糟糟的教室，如今只剩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只剩翻书的翻动声，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盼。曾经散漫的我们，开始为了未知的前路，奋力奔跑。
为了让我们红灯、立新这些住得远的同学能多些时间学习，学校让我们全部住读。宿舍是学校对面红旗公社废弃不用的旧礼堂，条件简陋得很，没有床头，也没有床板，两张长条靠椅往中间一合，就成了一张床。男同学住外屋，女同学住里面用木板隔开的里屋。那隔板，只能挡住光线，却挡不住声音。
每天下午放学，宿舍里就成了热闹的天地。不知是谁提议：“我们来猜歇后语怎么样？”立刻有人附和。
“高射炮打蚊子！”有人喊。“小题大作！”众人齐声接。“荞麦田里捉王八！”“十拿九稳！”“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有时候说到兴头上，隔壁的女生也会跟着插话，笑声在旧礼堂里回荡。
住这么多人，睡觉真是个考验。要么早早睡着，要么熬到半夜都睡不着。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有人磨牙、有人打呼噜、有人说梦话，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有一次，不知是谁放了个又臭又响的屁，惹得一众同学大骂：“谁啊？臭死了！”
一个同学赶紧喊：“别吵别吵，我出个歇后语，你们猜猜！”“快说！”“被子里放屁！”众人都愣了：“这算什么歇后语？猜不出来。”那同学笑着解释：“被子里放屁，能文（闻）能武（捂）啊！”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个能文能武？”“臭屁能闻，被子能捂啊！”
一句话逗得全宿舍哈哈大笑，那股臭味，仿佛也在笑声里散了。
终于，高考来了。那些天资聪慧的、勤奋好学的，还有曾经调皮捣蛋然后拼命苦读的，都考出了亮眼的好成绩。看着他们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模样，我心里既羡慕，又有些失落。
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就像涨潮的大海突然退潮，我这个平日里按部就班、混日子的人，立刻原形毕露。我知道，自己错过了那趟改变命运的车。
往后的许多年里，我无数次做过同样梦。梦里，我坐在教室里，听数学老师讲课，却怎么也听不懂公式；梦里，我坐在考场上，对着试卷抓耳挠腮，急得团团转，常常从梦中惊醒，醒来时，一身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