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寻求自由的人，忘了自由的模样
读完《暗影中的人》，生出些许感想。
最近的俄乌话题一直都被热门关注着，刚好这本《暗影中的人》进入了我的眼眸。当我读到“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曾强烈希望父亲死掉。我想象过，自己如何暗中把他推进母亲自溺的那条河里，如何下毒或者用刀刺死他。”时，我似乎已经也感受到沃丁生活的苦楚了。因为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在经历了俄国革命、苏俄内战、大饥荒、三十年代动乱、二战，乃至战后遣返，中间还夹有乌克兰和俄国的盘根错节，战时父亲遭受了太多的迫害，被关在集中营里虐待，亲历了种种后，他们的后代有无数个像娜塔莎·沃丁一样的孩子住在难民所里，就像是被战争遗弃的孩子一样。
这本《暗影中的人》就像是在说娜塔莎·沃丁的父亲是一个生活在暗影中的人，因为家庭人员特殊的关系，那种身份的差异在娜塔莎·沃丁身上如影随形。“我不想属于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不想属于异乡人，不想属于这群蜗居在城市背后的社会弃儿，人人避之不及，蔑视有加，成为随便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渣滓。我想有一对德国父母，想住在一幢德国房子里，想叫乌苏拉或者苏珊娜。”
“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你来自哪里。”这句话不仅击中了娜塔莎·沃丁，也击中了我。出身难民楼的身份似乎没那么容易被掩盖。
“我眼前浮现出他年老体弱又瘫痪的样子，生死任由我掌控。如果有一天他变得虚弱无助，需要依靠我，我会毫不留情地任他毁灭，就像他曾经对我那般。”虽然娜塔莎·沃丁这样想着，但是在父亲中风后的日子里，她还是照顾有加，她虽然恨他，但是也同情他。回望娜塔莎·沃丁与父亲生活过的画面，她总是被“禁锢”着，她总是不被允许出门，要在家里做家务，就像是监狱一样的家，只有在父亲下午三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的那几周才会开放。娜塔莎·沃丁被告知如果被父亲知道她独自玩出，就会被殴打，沃丁就是再做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因为在集中营的那些脏乱日子里，娜塔莎·沃丁的父亲对那些日子深恶痛绝，所以他决不允许家里有任何脏乱，始终学习着俄文书籍，拒绝一切德国语言。娜塔莎·沃丁被父亲无缘无故殴打也可以看出她父亲当时被殴打的惨状。
中风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养老院，娜塔莎·沃丁也是两周去看一次，她也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她来探望，但是因为害怕照顾不周，她总是不太敢走太远。尽管娜塔莎·沃丁的父亲给她的童年印象里并不是美好回忆，娜塔莎·沃丁也发誓过要恨他，但是在生命的最终，娜塔莎·沃丁还是选择了去淡忘那些曾经受过的伤。尽管，那些伤疤好了之后，他们偶尔被轻轻触碰，还是会感到疼痛。
看了一些资料，说是这本书出版的时节刚好赶上了俄乌战争，在出版前曾今邀请了作者为这本书录制了一段视频，但是后来也被婉拒了。究其原因只是战争下，她需要照顾乌克兰受伤的亲戚，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内心被触碰到了，历史总是在重演，即使在当下，这个时代里，到底还有多少娜塔莎·沃丁们呢？我们不得而知。
去年，沃丁的另一本书《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出版了中译本。书中所述，是沃丁母亲一生的颠沛流离。那时节，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市还是一座宁静祥和的城市，没有炮火，没有流离，也没有铺天盖地的死亡。沃丁努力打捞出来的那些属于母亲的人生残片，仿佛已是遥远的过去。然而，在2022年，过去重临人间，沃丁母亲当年经历过的一切，今天的马里乌波尔人又要再度经历一次。漫长的时光消磨不了猖狂肆意的强权，马里乌波尔人再度遭逢深重的灾难。
“来自马里乌波尔”的是乌克兰母亲；“暗影中的人”是俄罗斯父亲。
对沃丁来说，自记事之日起，父亲就不是什么美好的存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曾强烈希望父亲死掉。我想象过，自己如何暗中把他推进母亲自溺的那条河里，如何下毒或者用刀刺死他。”1956年母亲跳河自杀时，父亲正与驻唱的俄罗斯哥萨克合唱团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下落不明，直到母亲的尸体“躺在冷冻室里至少两星期之久”后才出现。此后，这个五十六岁的俄罗斯鳏夫，必须独自在对俄罗斯人极不友好的西德谋生，以养育两个女儿。这一年，长女沃丁11岁。
可怜的鳏夫，同时也是残暴专制的魔王。
他禁止沃丁追求美丽，不许她穿任何红色的衣物；也禁止她去城里逛街，恐吓说“如果你趁我工作时去城里闲逛，只要我听见一次，我就打死你”。家庭成了沃丁的监狱，“我在家中受到的禁锢比修道院更严酷。在修道院，我至少能在短暂的空当到花园或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或者玩玩躲避球，但父亲在家时，我不能走出家门半步。”“有时他会无缘无故打我，但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做的家务没有让他满意，早在童年时期，他对清洁和秩序的要求就令人恐惧”；当女儿的行为超出允许范围时，他甚至会用木板和钉子将女儿的房间封死……总而言之，父亲的专制力极强，只有他上晚班或早班时，沃丁才能获得短暂的自由。
最让沃丁迷惑不解的，是父亲从来不谈某些往事，哪怕住在养老院里只剩往事可以追忆，他也闭口不言。父亲经历过俄国最激烈的翻天覆地，经历过大饥荒，经历过大清洗，也经历过德国人的入侵。那些时候他在哪里？是怎么幸存下来的？他如何来到马里乌波尔？又因何会与母亲结合？……如此种种，皆是沃丁心中的谜团，“对于这一切，我一无所知。我从不敢碰触他的沉默，这沉默无疑来自那个时代”——那沉默的鳏夫，经历过一个说话即等同于给自己召来危险的时代。
直到有一天，沃丁自洗衣簿里见到了父亲手写的一个莫斯科地址。
循着这个地址，沃丁在莫斯科找到了父亲长期不曾提及却仍保持联系的亲兄弟。从叔叔的手里，她也读到了父亲写的信，里面除了家长里短，还有“为德国大唱赞歌，声称苏联宣传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陷入贫困这件事与事实截然相反”。沃丁还从叔叔口中得知，她不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在与母亲结婚之前，父亲已有过一段婚姻，对方是一名犹太女子，生育了两个孩子。于是疑问更多了——当德国人在乌克兰大肆屠杀犹太人时，父亲在哪里？他的犹太妻子的命运如何？他与被新政权没收了全部家庭财产的母亲结合时，前一段婚姻是怎样结束的？
至此，一个仍然面目可憎却可以获得“理解之同情”的新父亲形象开始浮现。
他生于1900年，十二三岁时父母去世，留下四兄弟相依为命，他们最后被逼卖掉父亲留下的小房子，只换回一袋面粉。他痛恨斯大林，既痛恨他带给自己的命运，也痛恨自己的一个兄弟加入斯大林的军队却反被他的运动杀害——沃丁说，“从我记事起，这种（对斯大林的）仇恨就占据了父亲的身心，似乎这就是他活着的意义，他最大的热情所在，他没有一天停止发泄过。”
第一段婚姻结束后，他前往被德军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在那里认识了走投无路的母亲。1944年4月，斯大林的军队即将夺回马里乌波尔前夕，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经罗马尼亚逃往德国，“在强制劳役和等死”之前，他们选择前者，成了纳粹控制下的劳改营里的悲惨苦力。纳粹倒台后，他死活不愿被遣返，一度寄望于获得签证前往美国，但最后只能无奈留在了西德。
沃丁觉得，这些残存的历史碎片，让那个父亲的许多行为有了合理解释的可能——他在集中营里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肮脏与死亡，于是对卫生有了近乎洁癖的执拗；他在劳改营地里经受过日夜不休的机器轰鸣，于是对噪声有了特殊的敏感性；他也痛恨纳粹德国，所以在西德生活了几十年仍拒绝学习德语，并痛恨女儿“一有机会就争取去了德国人那边”，宁愿将她囚禁在家中。于是，他成了一个可怕控制狂，沃丁甚至说，“在父亲对我的残酷殴打中，落在我身上的也许还有他在营地中的那段过往”——他在劳改营里挨过太多殴打，以致于殴打也潜移默化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追求自由的大人物，走着走着就忘了自由的模样，最后成了自由的大敌。同样，人类历史上其实也有许多追求自由的小人物，走着走着也忘了自由的模样，反加入剥夺他人自由的行列——沃丁的父亲便是如此。他寻求自由，自莫斯科逃到马里乌波尔，又自马里乌波尔逃到德国。他逃了一辈子，也恨了那些剥夺自由的大人物一辈子。逃到最后，自己却忘了自由的模样，成了剥夺更弱者自由的暴君。
以上，是沃丁父亲的故事，也不止是沃丁父亲的故事。
套用先生的话就是，我不料，也不信竟就这般被推入历史的江河。
就连强烈封面上的那双眼睛，那道暗影中的强光，都成了时代最好的注脚。叶夫根尼娅看向历史深处，尼古拉则直勾勾地看向我们，看向当下读过没读过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