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竹
我常常自诩出身于小康之家。
我们家有二十多亩地，一个院子十几间房子，还有一个园子，距离院子十几米，里面长着些洋槐树。
我家和四老爷爷家合走一个大门。大门楼是我们家的，四老爷爷家有出入通行的权利，这是老一辈分家时的规定。我们两家在大门里面各设“二门”，乡俗谓之“家门”。我家的家门上方的石条上刻着“和气致祥、富贵满堂”。
进了家门是“影壁墙”，这墙是家家都有的，相当于“屏风”，不能一进门就对院子一览无余。院子东南角一棵粗大的国槐，俗称“本地槐”。枝繁叶茂，又生出许多小槐，因此国槐又叫“子孙槐”。这国槐后来被杀了，大概是树冠太大扫及屋檐之故吧。刨出的树墩头放在影壁墙跟，下了雨树墩头上就长出大大小小的蘑菇，俗称“莪子”。奶奶就指使我去拾莪子，然后奶奶就做鸡蛋莪子汤。北墙跟水磨旁边一棵大枣树，很丰产。爷爷胆子小，不敢爬树。小脚奶奶会爬树，她爬树的风采我在《亲奶奶，后奶奶》中有详细描写。后来枣树也被杀了，因为它太老了。咳！鸟在窝，兽在洞。人在有树木庇荫的院子，这才是最佳的生存环境。然而，现在院子里树没了，人也走了，到城市住水泥群了。人类固然自诩为“高级动物”，但中心词是“动物”啊！
爷爷奶奶住在有三级台阶的西屋。这屋是爷爷二十四岁时翻盖的，高大宽敞，砖镶窗户砖镶门，门棂窗棂古色古香，气派典雅。
一进西屋门，迎面是八仙桌，圆奎椅。八仙桌上有两个蜡台，过年时点上蜡烛，烛光闪烁。两套样式相同的柜子皮箱并肩靠在北山墙上。两套样式相同的抽头桌子分别安在前墙和后墙边。这是因为我有两个奶奶（详见《亲奶奶，后奶奶》。一九四九年正月亲奶奶病逝，六月我母亲过门，十月后奶奶进门，带来一套家具。亲奶奶的那套家具老旧，色彩暗淡，几成黑色，擦拭时感觉极不光滑。后奶奶的那套是她来之前重新漆过的，火红鲜亮。
西屋的南间是里间。山墙窗台下一张三屉书桌，书桌左右分别是炕和床。炕前安个圆柱形的铁皮炉子，那时叫洋炉子，很时髦，人家少有。奶奶的棉花车安在爷爷床头的空隙处。我小时奶奶让我坐在她怀里她纺棉花，力图看孩子纺棉花一举两得。然而，只要棉花车一响，我必大哭，多次实验皆不成功，奶奶只好作罢。长大了想：纺棉花简直是在创造艺术品——右手摇动纺车，车轮嗡嗡嗡嗡地响着转着，细细的线就从左手捏着的胡萝卜大小的“布几”上绵绵不断地抽出来。然后右手令纺车轻轻一倒转，左手一抬，线就缠到铁条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线穗子”，像小白萝卜。我年龄稍大点时，曾多次尝试纺线。但无不失败，纺出的不是细细的线，而是“绳子”。搓“布几”我勉强胜任：撕一小片长方形的棉花，把一根葶子（高粱穗子下面的细杆）夹在里面，在面板上一搓，抽出亭子，一个布几就做成了。根据需要把单线合成两股或三股的线的工作，叫作“做线穗子”，我也会。左手捏着两股或三股的线，右手里的亭子转来转去，左手线下的“线穗子”在针线簸箩里滚动碰撞，亭子上就缠上了两股或三股的线。“线穗子”用不了，就拿到集上卖。据说有人在线穗子里面夹杂上破布烂纸，使线穗子胖胖的以坠分量。
母亲住在较为低矮的南屋。外间迎面是母亲娘家打发的抽头桌子，桌上摆着茶具，茶叶盒和梳头油盒都是细陶瓷的，很古典很精致。西间是里间，有炕和母亲娘家打发的柜子皮箱。靠东山墙放着一个大货架，叫“架口”。爷爷当过货郎，挑着小木柜，摇着货郎鼓，东村西庄走街串巷地卖布，“架口”就是放布匹用的。前墙窗下安一台织布机，需要用布了，就请我二奶奶家的二姑来织老粗布。管二姑饭。我喜欢站在织布机旁看二姑织布：脚踏踏板，手掷梭子，织布机发出浑厚清脆的声音。初中学了《木兰辞》，想起当年“唧唧复唧唧，二姑当户织”。成年后体验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然而，织布机早已不复存在，记不得是拆了还是卖了。二姑织的老粗布被奶奶染成各种颜色做衣裳。被褥则是印花布做的，白底，蓝花图案，古色古香。印花布要买，自家印不了。现在想想：老粗布衣裳被褥是多么的环保啊！但那时已近过时，细细薄薄的平纹布开始时兴，时称“洋布”。那时泊来品一律冠以“洋”字：自行车、煤油、火柴、香皂、西红柿分别称为洋车、洋油、洋火、洋胰子、洋柿子。
东屋在我叔叔结婚前是闲屋。里间盛柴火：棒槌秸、豆秸、芝麻秸……外间是出豆腐的大锅灶、风箱。奶奶挎着柳条编的篮子，敲着梆子，在本村卖豆腐，我记事时就不卖了。母亲摊煎饼上东屋里间拿柴火，常常脸色蜡黄战战兢兢地跑出来，这是因为她看见了住在柴火里面的黄鼠狼，俗称黄鼬，又称“老邻舍家”。“老邻舍家”就是“老福神家”，与之处不好关系，人就要长病。奶奶供养“老福神家”用的是生肴：生鸡、生鱼、生猪肉等。我问她为啥不用熟的，她说“老福神家”不吃熟的。现在楼房不必说，干净得连个苍蝇蚊子都没有，就是农村院落，也见不到这动物那动物的。然而，去年我六姨家闲置的猪圈里，突然有一位死了的“老邻舍家”躺在地上。不久，六姨就重病去世。“老邻舍家”与我六姨的死，或许有某种关系。
东屋南窗外一个葫芦埯，一顶葫芦架，三棵葫芦，果实累累。那时不懂得嫩葫芦能做菜吃，要等老得指甲掐不动了，用木工的锯子锯开，一个葫芦两个瓢。土灶炉子上坐一口大锅，烧柴火，煮瓢。等到葫芦瓤和葫芦籽煮熟了，挖出来，大瓢、中瓢、小瓢、长把瓢、短把瓢、歪把瓢就出品了。葫芦瓤美其名曰“葫芦肉”，放上葱、姜、花椒炖了，很好吃；嗑葫芦籽，香味不亚于葵花籽。瓢子够用了，就改种南瓜。早饭，小饭桌在葫芦架下；午饭，小饭桌在南屋窗下；晚饭，小饭桌在院子中央。一年四季，除了冬天和刮风下雨，都在院子里吃饭，敞亮。院子墙根的蟋蟀，严格遵守季节，必定是在立秋这一天的晚上才开始叫，从不早一天或晚一天，像现在的蟋蟀。蟋蟀一叫，奶奶就慨叹道：“别愁那热了，天这就凉了、冷了！”
影壁墙上写着“五谷丰登”。打下的粮食，存在厨房的里间，内有五六个大瓮。后来堵了里间门，进出通过前墙的安了小门的窗户。爷爷身体灵活，扛着满满一口袋粮食从窗户出出进进，毫不费力的样子。南屋外间还有两个“地瓮”，埋在地下的瓮，解放前兵荒马乱时盛粮食用的。庄稼浑身都是宝：棒槌秸做驴饲料、做柴火，棒槌裤子编蒲团；蜀黍（高粱）秸做箔材，蜀黍葶子串篦子，蜀黍瓤做炊帚；麦秸打苫子，培屋顶，㙥墙头；芝麻秸、豆秸不光做柴火，还常常被人家找了去给新媳妇铺炕，所谓“铺芝麻秸，辈辈出大官；铺豆秸，辈辈出秀才”。需要钱花了，就到集上粜（卖）点粮食，粮食不够吃的人家就到集上籴（买）点粮食。我们家基本不用籴，只是粜。我很欣赏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我们家在西地里种着小菜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坐在院子里的蒲团上，怀里抱着一个煮熟的大茭瓜，用小勺挖着吃，丝丝瓤瓤地，面悠悠。除了当地蔬菜外，我们家还种了舶来品西红柿，大的叫“洋柿子”，椭圆形的小的叫“洋枣”。母亲说，刚兴过来时大伙都不敢吃。我最爱跟着大人上菜园，摘洋枣，一口一个。与我家菜地相邻的是年迈瘦小的王老爷爷家的菜地，记忆中他总是蹲在菜地里劳作。王老爷爷家境贫寒，快入冬了还穿着单衣，有一次，他在单衣外披了个包袱。有个妇女对我母亲说，家里只有一床烂棉花薄被，半夜冻得睡不着，找出蚊帐来盖上。
猪圈门上写着“六畜兴旺”。大枣树下一个大泔瓮，永远的一个大杂烩：风豆叶、青青菜、苦菜、鬼见愁、福福苗、麻榨菜、剌剌秧、土场头……随时往里放；只要含有一星星粮食的刷碗水、刷锅水，都倾倒其中。家雀们群集于瓮沿聚餐。据说家雀肉极香，我曾在竹筛子下撒些粮食，希图罩住几只，结果是一只也没有上钩。有时半夜三更，听得鸡们没回声地叫，奶奶就先是用力拍打窗户，对着窗外大喊：“黄鼬！野狸！你敢拉鸡！“然后披了衣裳边喊边往院子跑。有时是鸡惨叫着已经被叼着从阳沟跑了，有时是偷鸡未成，只把鸡们吓了一场。半夜三更私闯民宅，那么严密的鸡窝小木板门，门外那么大一块石头挡着，黄鼬、野狸们竟然能弄开。
爷爷孤儿出身，七八岁即先后丧母丧父丧弟。靠他奶奶抚养大。老人家怜其命苦，让他上了私塾。爷爷很自立，可谓文武双全。文者如书法、算盘、红白礼仪，武者种地一把好手，所谓的“扬场上垛、扶耧撒种”，无一不精。爷爷把农具置办得一应俱全，几乎成了“万事不求人”的人。那年月能喂得起牲口的人家不多，喂得起表明土地多，需要。我家喂着驴，我姥爷家喂着牛。驴吃棒槌秸。铡草是个体力活，一般是奶奶续，母亲铡。棒槌秸被铡成一寸长的小段。那时人们不懂得黑豆有营养，黑豆给牲口吃，人吃黄豆。把铡好的棒槌秸和一点点黑豆放在石头驴槽里，用一米左右长的小巴棍拌来拌去，直到拌匀。小巴棍下端被磨得光滑滑的。形容一个人热衷于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在两方之间拌拉，就说这种人是“拌草巴棍”。
现在的孩子玩具多得泛滥成灾。我小时有几样玩具，在同伴中算是奢侈的了。一个小货郎鼓，一小布袋玻璃球（俗称“蛋蛋”），一串草珠珠，天然的植物果实。这些都放在炕头的小木箱里，玩时拿出来，玩完再放进去。我们大家族有一套锣鼓，由四老奶奶家保管着。每隔几天，我就上四老奶奶家，说：“四老奶奶，我想玩玩小咣咣。”四老奶奶就把小咣咣找出来给我。再过几天，我就把小咣咣送回去。如此反反复复。
说到过年，才有个过年的样呢！孩子们“盼年”，大人们“忙年”，办干粮叫“办年”。出上一作豆腐，爷爷和我们几个孩子喝豆汁，喝豆腐脑，奶奶和母亲吃豆腐渣，一年才一回。用出豆腐的大锅蒸干粮：白馒头叫饽饽（后来叫馍馍），白面肉素大包子叫肉饽饽素饽饽，长方体的黑面馒头叫卷子。黑面大包子叫黑包子。黑包子不独外表黑，内容也相应的差，多是胡萝卜，那时不知胡萝卜有营养，把它归为下等菜。白面的干粮爷爷吃，走亲戚用。黑面的奶奶和母亲吃，我和妹妹们是黑白兼吃。我最不愿意吃胡萝卜馅的黑包子，甜丝丝的，没滋味，关键是黑包子从来都是素的。还要蒸糕摊，蒸米面。米面切成方方正正的一块块。各种各样的干粮盛在直径一米左右的大簸箩里。煎饼要摊好几作，放在瓮里。办这么多干粮，一般要吃到正月初十甚至十五。母亲趁年后不用办干粮，抓紧做针线。
除夕前一天晚上是炸菜的时候，在奶奶炕前的炉子上。炸肉、炸鱼、绿豆丸、豆腐丸、豆腐块、豆腐角、豆腐页、藕盒……我们躺在炕上的被窝里，如何睡得着？听着油锅的渍渍声，闻着弥漫房间的香味，垂涎三尺。每炸出一种，奶奶就每人给我们填到嘴里一块。炸好的各种菜肴盛在半米左右的大筢篮里。爷爷不爱吃肉，我们家不大杀鸡买猪头之类，偶尔买两个猪蹄，用于弄花生青豆疙瘩冻。父亲每年都买海带、竹笋。母亲最会切笋，无论多么老的笋根，她都能切成薄片，从不浪费掉一点。切好的笋泡在大陶瓷盆里，体积能增加几倍，看着喜人。海带往往由我作洗。天然海带中沙子太多，要铺展开一货水一货水地洗。然后切成丝，炖菜吃；切成片，做酥锅。酥锅是一年才做一回的。用“大接锅”，专门做酥锅用的大号沙锅。有时也用“二沙锅”，锅虽小一号，但奶奶会插笼。白菜帮子围着锅沿插一圈，装满食材的二沙锅高度几乎增加了一倍。把炉子瞒成文火，食材在文火中咕嘟咕嘟地熬，直至把汤几乎熬尽。一家做酥锅，四邻都能闻到。不用说吃，光是闻着就够饱嗅觉之福了。
正月十五以前，村里几乎每天晚上演戏：《王定保借当》、《王汉喜借年》、《井台会》、《小姑贤》……深夜，我和两个妹妹看戏回来，奶奶炕前的炉台上必定有一盘酥锅，三个烤得黄来来的馍馍，半锅粘粥。奶奶打开铁炉盖，让我们先烤烤火。然后我们一个坐在炕里，两个分坐在炉子两边的炕沿上，吃着“夜宵”。那时的盘虽然相当于现在的碟子大小，但一盘酥锅，我们三个人吃，满够。馍馍被烤得像螃蟹盖，真香！
年后做菜多是大杂烩，白菜、海带丝、炸肉、绿豆丸、豆腐丸等，各放一点。用比饭碗大不了多少的“小四锅”，汤汤水水半锅。爷爷先吃，小孩们再吃，奶奶和母亲基本不吃，若有剩汤喝几口而已。我最喜欢吃炸肉，农村叫“虎头鸡”，干吃、汤着吃都好吃。我们家就是在平素，也是一天三顿都做菜，从没记得只就着咸菜吃一顿饭。爷爷文明之极，吃饭很滋洇，从不狼吞虎咽，饭量也轻。他每晚喝一小盅酒，三五个干绿豆丸就能做一顿酒肴。他用筷子夹起薄如纸的一片香肠，送到嘴边，用门牙把香肠切一半进嘴，用前牙咀嚼良久，伴着轻微的“啧啧”声。切成细丝的辣疙瘩咸菜的吃法同上。这才叫“品味”呢！
说起咸菜，那个年代，能腌得起咸菜的就不错。有个邻居家腌不起咸菜，奶奶从我家咸菜瓮里捞了一小盆胡萝卜咸菜给她家送去。我见过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左手拿一块窝头，右手拇指和食指间捏一块比花生米小的盐粒，吃一口窝头，舔一下盐粒。
父亲回家常买鱼，我们家一年四季常吃鱼。那时没有鲜鱼，咸鱼种类也少，吃得最多的是咸刀鱼，其次是乱刺很多的小白鳞。小白鳞是在炉子上烧着吃。咸刀鱼是烙，一条鱼切成段，每段宽不过一寸。每个孩子分一段，包括鱼头。有的愿意分到鱼头，因为鱼头固然肉不多，但体积大，可以漱拉。我则宁可少而精。奶奶分完鱼，我们都争着擦鱼锅。刀鱼很咸，用煎饼擦鱼锅也算一顿好菜。
奶奶在做啥吃上极有耐心。麦子八成熟时，掐来一把麦穗，蒸熟，搓下麦粒，在推煎饼的水磨上推“碾转”。麦粒从磨眼下去，从两片磨轱轮之间出来，形成比麻线略粗的条状。我们一边推磨，一边揪着吃，真香！夏天打凉粉，各种器皿摆在南屋的桌子和窗台上，做出各种形状的凉粉。一块烙满小孔的薄木板，放在坐在炉子上的大铁锅上，和好的高粱面在木板上搓来搓去，一条条“活络”就从小孔中进到沸腾的锅里。煮棒槌，慢火整夜煮，早上我们醒来，棒槌正好煮开了花。地头崖边的老豆角，煮了只吃里面的豆子，把皮给猪吃。八成熟的豆荚，煮了，晚上坐在院子里“嗑”。奶奶吹了油灯，说：“还能吃到鼻子了去了？”吃完，点了油灯，奶奶脚下一堆豆荚皮，母亲的则不多。奶奶说母亲：‘你吃啥都跟不上趟。”除了棒槌面粘粥是常规外，绿豆饭、葩豆饭、小米饭……夏天把小米炒了，炒米饭败火。一个穷苦妇女抱了孩子上我家玩，奶奶捞一碗干稠的炒米饭叫她喂喂孩子。一个外地女人抱了孩子上门讨饭，奶奶撕一大块煎饼给她，过后又拿上两个煎饼，送到女人和孩子栖息的场院屋里，那女人扑通跪下给奶奶磕了头。
2018年7月于静虚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