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C.施瓦茨 玛莎·斯威齐
352个笔记
◆ 第一部分 IFS治疗概论
>> IFS治疗综合了两种范式：一是多元心灵，即认为我们的内在包含许多不同的部分；二是系统观、整体观。
>> 注重理解和维持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的观念和方法运用到人类系统的各个层面，包括内在心灵、家庭、社区、文化和社会等。
>> 合作和正向的体验
>> 人们具有他们所需的所有内在资源，所以我们的取向不会给人贴上心理疾病的标签。在我们看来，人们不是缺乏资源，而是受到内在和外在极端关系的限制，从而无法发挥内在的力量。因此，IFS致力于帮助人们解除束缚，从而释放人们的力量和资源。
>> 在任何系统中，某一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在无意中给内部元素相互关联的系统网络带来不可预见，却往往强有力的影响。此外，系统倾向于保持“稳态”（homeostasis）。也就是说，系统会拒斥那些试图改变它的尝试，尤其是当尝试者不了解怎样的行为在系统背景之下具有意义时。
>> 期望个体在独立于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做出改变是不合理的。
>> 父母由于不能处理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需要孩子当替罪羊，他们可能会无意识地干扰治疗师对孩子的治疗，因为他们一贯是借助孩子的症状来分散注意力的。
>> 心理治疗中缺失的成分，正是对患者外部环境的考量。
>> 我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在内心状态和感受上浪费时间，因为只要我们调整来访者的外部环境，就能看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家庭需要的只是明确的界限，其中包括关于谁与谁互动以及如何互动的规则。这样一来，家庭成员之间就不至于太过亲密或疏离。
>> 要在不拒绝家庭价值观和父母赋予的特质的同时发展自己的独特观念实属不易。
>> 她是父亲的知己、母亲的竞争对手和照顾者——所有这些都是暴食症患者的通病。
>> 通过成瘾来体会亲密、舒适、分心和放松的来访者，正如《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 22）中的人那样，既渴望爱，又认定自己得不到爱。尽管成瘾可以缓和这种困境，让人暂时转移注意力，但它会使自我意象变得十分消极——讽刺的是，成瘾又是消除这种意象的最快的办法。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 每一个内在的声音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具备完整的气质、欲求和独特的交流方式。
>> 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盟友和敌人。
>> 那些脆弱的部分会被隐藏，或者用我的话来说，会被“放逐”；其他一些部分掌管着来访者的生活；还有一些部分则游走在冲突和痛苦之外。不管它们的角色是怎样的，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部分都不放心让来访者领头，它们总觉得她太年轻，而且身处险境。
>> 家庭治疗的概念，如内在稳态、三角关系、替罪羊等，能贴切地反映她们内在的动态。我从结构性家庭治疗中学到的一切似乎都适用于理解内在家庭。
>> 运用家庭治疗的方法重组他们的内在系统
>> 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像许多心理疗法预设的那样，信以为真地将那些部分表现出来的样子当作它们本身。
>> 我认为批判、挑剔的部分是父母最糟糕面向的“内化”，暴食的部分则象征着失控的冲动。这种想法让我紧接着犯了第二个错误：鼓励来访者在她们的部分面前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我想教来访者忽略、控制这些部分，或与之抗争。
>> 我让她们回家后遵循我的指导，与那个批判她们的部分对质。但后来她们反馈，情况反而更糟糕了：批判的部分说话更加苛刻、无情，变本加厉地骂她们。
>> 正是我那大男子主义的、“不要在我的辖区作乱”式的高压手段，给罗克珊带来了灾难。
>> 我放弃。你赢了。这是一场危险的博弈，我无法打败你。
>> 那个部分不再虚张声势，而是温和地对我说：“我并不想打败你。”
>> 当罗克珊遭到性侵犯时，它把她从身体里带走，压制那份会带来更大危险的愤怒。如今，当罗克珊感到害怕时，它仍然需要把她从身体里带走，控制她的愤怒，这就是为什么它还会伤害她。
>> 这个部分仍然活在过去，活在罗克珊被侵犯的那段时间。它似乎被冰封在了过去，就像许多发展出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孩子那样，被困在了自己的角色里。基于我对家庭内部动力关系的了解，我推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这个部分才会愿意改变自己：一是它从过去中解脱，二是罗克珊的恐惧和愤怒有所缓解。与此同时，由于我意识到这个部分表现出来的情况并不等同于它真实的样子，所以我问它，如果有朝一日它能摆脱现在的工作，那么它更愿意做什么。它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会做与目前相反的事，她想帮助罗克珊更强烈地体会自己的感受。
>> 也许我们也在将这些具有冲动和强迫性质的部分当成替罪羊，给它们贴上疾病的标签，就像芝加哥医疗中心住院部的青少年沦为他们家庭问题的替罪羊那样？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消除这些部分的恐惧？他们能从极端的角色中解放，就像青少年通过家庭治疗得到解脱那样吗？这些部分的内心世界能否反映出外部的家庭关系？
>> 我尝试怀着一种温和、开放的好奇心，与其他来访者的极端部分——厌食、自杀、愤怒、暴食等部分对话。
>> 自己当然更愿意把精力用在积极的方面，如果那样做足够安全的话，但它们的工作是保护来访者。
>> 当内在的领导权或家庭功能出问题时，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各种极端的部分联合起来，争夺掌控来访者日常生活的权利。而我们通常认为的“思考”其实是一组存在争议的内在对话
>> 伴随着一个警惕、批判的声音
>> 这样强烈的内在冲突会惊吓到来访者内在系统中较为年幼的部分。它们的恐惧会促使更多起保护作用的部分出现，这些保护者会做一些冲动的事情，比如嗑药、发火、使身体生病或随便找个人做爱等，以这些方式帮来访者分散注意力或将来访者隔离在冲突之外。然而很快，这种转移注意力的举动也会受到攻击
>> 在这个典型的循环中，我能看到绝望感是如何驱使给予保护的部分通过极端反应和相互斗争来固守自己的。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内在的部分有能力赢得其他部分的信任，获得领导权。结果，虽然这些部分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大家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 指导来访者的内在家庭更直接地交流，更好地厘清边界，尝试扮演新的角色，并建立适当的领导层级。我不和来访者一起生活，不想成为她们内在世界的中心人物，而是请她们关注自己的内在，与她们的各个部分对话，并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会指导她们有技巧地和这些部分相互交流，从而改善自己的内在关系。
>> 一次只与一个部分对话。结果证明，这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一旦她们试图与某个部分交流，就会感到愤怒、厌恶或是害怕，她们那开放、好奇的态度也会立马消失。
>> 当我们让两位家庭成员展开对话时，其他家庭成员经常插嘴、站队、火上浇油。我知道怎样为喜欢插上一脚的家庭成员“设置边界”，我会叫他们放松下来，有时甚至会要求他们离开现场，这样一来，对话的双方就不会因为看到他们而分心。
>> 它不想让科拉去冒险，不希望她受到伤害。这个答案听上去让人充满期待。如果这位悲观主义者的初心真的是善意的，也许科拉可以帮它找到一个新角色。
>> 请求它不要再干扰科拉的对话，而是“退后一步”，回到她心里去。
>> 她的语气平静而关切，她说她很感激悲观主义者想保护她的心意，这个部分那么辛苦地工作，却感到如此孤独，她对此感到抱歉。此时，她的表情和姿态也传达出了这种共情。
>> “退后一步”的技巧
>> 我们不得不让两三个声音退后，才能让来访者进入科拉那样的状态，但终究我们还是做到了。现在，我重新振奋起来：说不定人们只要主动请求，就可以在谈判中让极端的声音暂停，不论它来自内在的部分，还是来自家人或上司。也许在所有部分都退后一步之后，剩下的那一个总像科拉最后那部分那样有同情心。
>> 内在那个平静而共情的部分
>> 我曾经相信，正如大多数基于依恋理论的心理疗法所教导的那样，只有在逐步疗愈外部关系之后，有效的、可信赖的内在领导力才会发展起来。这使我相信，治疗必定是缓慢而艰辛的，治疗师需要做很多塑造角色和矫正经验的工作。我还想过，既然存在这么一个内在的大家庭，我们可能需要慢慢发现和发展一个有能力领头的部分，而且要在付出极大努力之后，在一个安全、关系和谐的环境下实现这一点。
>> 我发现来访者不仅能从极端的感受和想法中解脱出来，还会自发地表现出纯然真我的力量。
>> 也许，我们的心理学、哲学和宗教从根本上低估了我们所谓的人性（human nature）。
>> 我开始尝试不念冥想词，而是抱着试验的心态关注我内在的部分，要求它们退后一步。
>> 任何人都可以借此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内从悲痛转为平静。我看到，许多来访者在将她们的各个部分区分开之后，能够自发地展现出真我的品质，因而我终于相信：我们自身所具有的东西，是我们做梦都无法想象的。不管是叫它真我还是其他什么
>> 它显然不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它总在那里，只要我们的部分允许它进入。
>> 当我的来访者进入“真我状态”（Self-state）时，她们不只是被动地觉察自己的部分，还会创造性地与部分互动，而这似乎能起到疗愈的作用。她们会带着自发的关怀、洞察力和智慧，去理解和关心这些内在的人格。
>> 内在的创伤受害者
>> 是活跃分子，它们需要来访者了解它们的动机。而其他一些部分最需要的往往是倾听、拥抱、抚慰和爱。
>> 最神奇的是，只要来访者“处于真我状态”，她们似乎就知道每个内在人格需要什么。
>> 你现在想对这个部分说些什么
>> 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助来访者保持在真我状态。当她们“在真我之中”（in Self）时，我就能走开，在一旁看着她们养育自己的内在家庭。
>> 帮助来访者从她们的部分中找出那些痛苦的部分，好好爱它们。
>> 最要紧的是不要造成伤害！
>> 我们未经它们的允许就接近那些脆弱的部分，这破坏了它们敏感的防御系统。
>> 作为一个秉持系统观的思考者，我没有预想到“内在稳态”会对这种愣头愣脑的入侵做出反应，说来真是惭愧。如果人们的内在真的类似于一个家庭系统，那么强烈的反应的确是可以预见的。我们必须同家人建立联系，消除其疑虑，并得到机警的保护者的许可，才能专心治疗家庭中的脆弱成员——这可以说是家庭治疗师的基本常识。
>> IFS视角能帮助我们从传统精神分析的观察中获得不同的理解，并利用它开展工作。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无意识并与之互动，探索内在系统的欲望、扭曲、原则和使命。作为回应，来访者的部分会明确地做出回答，直接将来访者带入过去的重要场景，解释这些经验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而无须我们猜测、重构、解释或指导。过去那些痛苦的场景常常引起强烈的情绪波动，这些情绪波动很容易吞没来访者，让他们不知所措。但我们可以帮助来访者，让他们处于真我状态，哪怕真我似乎也受情绪所困。
>> 当真我在场并引领整个内在系统时，来访者的各个部分终将感到被看见，其负面的情绪也终会消退。
>> 为了让自己完全被看见和理解，某些部分需要暂时地掌控整个身体。
>> 每当我看到来访者的身体被掌控的迹象，哪怕极其细微的迹象，我都会鼓励来访者与这种状态共处，甚至主动放大这种体验。如果某些部分感到害羞或害怕，我们会先停下来，让它们感到安全，这样它们就会愿意退后一步，然后我们再继续。
>> 通过来访者的真我开展治疗会更容易一些，因为这样我们不怎么需要教导或引领来访者。当然，大部分时候，我们也应当以真我的状态在场。当来访者感受到我在无为地与他们同行时，他们会更靠近真我，最终得到疗愈。
>> 我的真我状态能使他们给予保护的部分放松下来，从而让他们的真我得到表达。
>> 由于来访者的真我与其各个部分相互作用，他们的真我能带来内在的平静和稳定，因此我受反移情投射的影响较小。但当移情出现时，我会直接、简要地澄清来访者对我的误解，再请来访者找到抱有这些旧认知的部分，为这些部分卸下重负。
>> 处于真我状态时，人们会明显地感觉到身体发生的变化。
>> 来访者会感到心境开阔自在；一些人会感到自己在与流动的能量共振，他们也会感觉内心澄明，不被任何外物牵绊。
>> 当我们的部分通过身体表达自己时，我们都可以觉察和识别它们——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觉察到对来访者产生反应（反移情）的是我们的哪一个部分，从而让它们退后一步，同时让真我在场。
>> 用部分的语言去交流是有利的，因为我们不必说自己感到愤怒、害怕或不耐烦，而会说“一分钟前，我的某个部分感到……我会帮助那个部分，这样它就不会干扰我们了”。
>> 关于部分的语言可以帮助来访者和治疗师在不必感到难堪或发生争执的情况下表达强烈的情感。承认自己的一些部分感到受伤或愤怒使人觉得羞耻或受威胁的程度，比说我感到受伤或愤怒要低得多。
>> 内在部分与解离性身份认同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disorder，DID）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 解离性身份认同障碍患者的“子人格”确实是内在的部分，但这类患者的内在系统更加极化和分裂。这是因为童年时期严重的虐待会促使警觉的保护者靠遗忘机制来屏蔽伤痛，从而阻碍内在关系网络的日常沟通。在危险时期，这样的做法能起到保护的作用，但它也会加剧被孤立的受伤部分的痛苦，固化年幼的保护者过于僵硬的生存策略。这种极端的内在状态会让来访者难以信任自己的真我或其他任何人。
>> （1）其系统观、整体观鼓励我们对内在生态保持敏感。●阻抗是给予保护的部分对于对内在系统具有潜在威胁的事物（治疗师）的反应（通常是正确的）。●来访者在尝试接近脆弱的部分之前，应该对给予保护者表示理解、感激和安抚。●给予保护者的职责是确保即将施行的治疗方案不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这是它们的使命。它们比治疗师更了解来访者内在系统微妙而脆弱的生态，以及过快干预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 ●给予保护者有权先审查治疗师的专业能力和安全性，再决定是否允许其进入内在系统。要做到不负保护者的信任，我们必须跟从真我的引领。治疗师有责任证明自己。
>> （2）如果内在系统一直那么脆弱，极端保护者的态度通常不会改变。因此我们不会强迫保护者改变，即使对那些有破坏性症状的部分也是如此。我们会建议它们允许来访者的真我提供帮助，这样它们就可以从保护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我们也会请它们考虑，在那些被放逐的部分不再需要保护时，它们更倾向于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们会请它们允许来访者的真我疗愈它们所保护的那些部分；最后，我们会问它们是否准备好进入它们更喜欢的新角色。
>> （3）恢复对真我的信任是提升内在领导力、达成内在和谐的最快途径。因此，与其让治疗师直接帮助各个部分，不如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致力于让来访者的真我与各个部分交流，再向治疗师讲述交流的情况。
>> 有些时候，治疗师直接与部分对话起效最快，最有价值。
>> 直接接触
>> （4）我们会帮助来访者意识到，部分和真我是混合在一起的；又或者，我们会帮助部分意识到，当它们分开或“退后一步”时，真我就会涌现。
>> 当真我在场时，部分会感到安全。
>> IFS治疗师会不断地检视自己的内在，找到与真我混合在一起的部分，并请它们分开，这样治疗师才能回归真我引领全局的状态。
>> （5）保护者相互畏惧，这会让它们保持极端对立。每个部分都相信，只要自己一松懈，对立的部分就会掌控全局、带来灾难。
>> 就像家庭治疗师那样，我们会给彼此较劲的“家庭成员”做工作，请它们面对彼此，一起讨论怎样做才能更好地相处。
>> 一旦真我能够参与调节，对立的各个部分终将看见对方，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来访者的安全），那些长久以来的针锋相对往往会迅速消融。
>> IFS取向的治疗师最根本的主张是以礼相待和极力避免有病诊断。
>> 被困在过去的创伤里，这些创伤给它们带来了极端的情绪和想法（负担）
>> 它们在系统中的角色限制了自身，那些角色往往是保护者憎恶却又觉得必要的。
2023/11/30发表想法
“internalization” and “introjection” 内化和内射
>> 内化”“内倾”
>> 内化”“内倾”
>> IFS治疗师并不假定来访者有某种障碍或缺陷，而是关心各个部分嵌入的内在关系网络是怎样的，以及这些部分可能具有的极端想法。
>> （7）在运用IFS治疗时，我们能在其各个系统层级间灵活地变换位置，这就是这种方法能够成为一种全面的、适用于各系统层级的心理疗法的原因。当我们寻找干预的限制条件和最佳切入点时，IFS治疗师可以将来访者的外在关系网络也考虑在内。
>> IFS治疗师在每个系统层级上运用相同的概念和技术，而不必在从个人治疗转向伴侣治疗或家庭治疗时，转而戴上一顶新“帽子”。
>> 托尼·赫宾-布兰克（Toni Herbine-Blank）所著的《由内而外的亲密关系》（Intimacy from the Inside Out）
>> 秉持系统观的思考者相信生命具有自愈力。
>> IFS治疗的目标是帮助来访者成为受真我引领的个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分能够感受到真我的爱，同时能够信任真我的领导。在应对生活的挑战和其他人时，与真我的这种关系能给内心带来极大的平静，以及清晰、冷静、自信、勇气和关怀。受真我引领的个体将重获很多能量——这些原本是保护者用于压抑、限制、分心和反抗的能量，并由此获得极大的愉悦感；真我也能从原本被放逐的孩子气的部分那里重获创造力、乐趣和纯真，帮助这些部分再次自由地玩耍。
◆ 第2章 个体作为系统而存在
>> 系统观不注重分析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分析组成部分的思路现在被称为还原论、机械论或原子论，而是持有一种整体观、有机论或生态观。秉持系统观的思考者不会问“这是什么东西做的”，而会问“这些部分如何以一种整体模式发挥作用”“这个模式处在怎样的宏观环境中，受到了环境怎样的影响”。他们并不单独研究局部，而是描绘系统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系统的背景。
>> 我没有过多地关注每个内在部分的品质，我的兴趣很快转向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这些模式是如何影响部分嵌入的更大的系统——人类个体的。
>> 任何目之所及的实体都可以依个人视角，被视作不同的焦点系统（system-of-focus）
>> 这些子系统能在更大的系统运行时，保持平衡的状态（稳态）
>> 自动响应机制
>> 使系统回归稳态，减少偏离
>> 负反馈
>> 正反馈会以强化的方式放大相对于稳态的偏差
>> 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也就是系统嵌入更大系统或系统间相互约束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层级。
>> 结构和边界、正反馈和负反馈、稳态和嵌入或约束的程度，也适用于对人类系统的理解。人类系统自然也是符合控制论原理的。不论是与他人亲近，还是与他人发生冲突，人都能够自立，能够在许多方面维持一定范围的稳态。
>> 人类系统与机械系统的不同之处，正是IFS治疗模型的关键。
>> 人们有内在的动力和智慧保持自身的健康。我们不仅会尽力应对反馈、保持稳态，还会致力于发挥创造力和建立亲密关系，我们生而具有达成内在和外在和谐生活的完备潜力。
>> 人之所以会患上慢性疾病，是因为他们内在的资源和智慧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在我们嵌入或嵌入我们的系统中，常常存在一些会限制我们获得内在资源的因素。IFS治疗旨在帮助大家发现并消除这些制约因素。
>> 人类系统的四个关键原则，这四个原则在之前关于控制系统的讨论中没有涉及，它们分别是平衡、和谐、领导和发展。
>> 从这四个维度评估一个系统的平衡性：①个体或群体影响系统决策的程度；②个体或群体在系统内的访问权限；③系统边界平衡的程度；④系统内各子系统边界僵化或发散的程度。在一个平衡的系统中，每个人都会被赋予与其需求相匹配的影响力、系统资源和职责，并且与那些扮演类似角色的人平等。
>> 在和谐的系统中，人们会努力为每一位成员寻找他渴望承担并且最适合他的角色。人们会为实现一个共同的愿景而协作，同时珍视和支持个体在风格和愿景上的差异。和谐的系统允许每个个体去探寻和追求他们自己的愿景，也会尝试将个人愿景融入整个系统更大的愿景。
>> 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人们不介意牺牲一些个人资源和目标，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个人品质和投入都受到了重视，他们关心彼此的福祉。系统内的成员交流通畅，因为他们对信息流通状况十分敏感和负责。
>> 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务必具备以下能力：调节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促进系统内的信息流通；确保所有成员都得到保护和关照，确保他们能获得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从而在系统需求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理想；公平分配资源、责任和影响力；为整个系统带来广阔的视野和目标；代表系统与其他系统互动；实事求是地解读来自其他系统的反馈。
>> 实现身心健康的智慧天然地存在于人类系统之中，但系统需要时间来启动这种智慧所需的技能和关系。
>> 有效的领导和清晰的边界是逐渐演化而成的，并会受到系统环境的影响。如果人类系统嵌入的是一个平衡、和谐的系统，那么它有可能获得实现平衡与和谐所需的自由和支持。然而，如果人类系统处于对立、失衡的系统之中，那么它运用资源促进健康发展的能力将受到限制，甚至可能内化所嵌入系统中的极端信念和情绪。
>> 当我们感觉自己不得不否认一个事实以迎合另一个事实时（比如“我爱你”“我生你的气”），我们就会不断地陷入否认和自我限制。
>> 一旦我们接受心灵可以同时包含多种视角，我们就能够接纳现实中显然存在的对立，并且创造性地开拓人生
>> 一个部分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情绪状态或惯性思维方式。
>> 极度地保护，讲究策略，并致力于控制环境和维护周遭的安全。
>> 系统中最敏感的成员。当这些部分感到受伤或愤怒时，管理者会出于自保和整个系统的利益而驱逐它们。
>> 试图扼杀、麻痹或分散被放逐者的感受，对被放逐者的痛苦和管理者的过度压制做出强烈的自动反应，不计后果。
>> 倾向于与被放逐的情绪火焰斗争。
>> 给予保护的部分（管理者和消防员）既可能形成同盟，又可能陷入冲突，还可能非常严酷地（或以令人窒息的方式）压制它们想保护或抵挡的被放逐者。被放逐者越是感到悲伤、害怕、羞耻、愤怒或性激越，这些保护者就越害怕它们获得表达的自由，也越可能采取极端的方式去压制和约束它们。
>> [一个创伤受害者]发现自己卡在遗忘症和重新体验创伤这两个极端之间，卡在强烈的、漫天卷地的感受洪流和完全无感的荒漠之间，被夹在易激惹、举止冲动和完全抑制任何行动之间。
>> 学会害怕和隐藏自己的痛苦或恐惧情绪
>> 大人回应小孩的方式和他们应付自己内在受伤小孩的方式一样，往往过于极端，比如不耐烦、否认、批评、厌恶、转移注意力。所以孩子内在的管理者部分也会习得这种方式，对系统中脆弱、年幼的成员采取同样的态度，把它们赶出意识，阻止它们与真我联结，这使它们更容易受到创伤。
>> 在外部关系中被剥削、拒绝或抛弃，然后受到内在系统其他部分负面评判的部分。
>> 管理者不能容忍恐惧、羞耻和情感上的痛苦。在它们看来，受伤的部分是有缺陷的、脆弱的、有威胁性的、可怜的。
>> 由于痛苦长期得不到抒发，它们的身体、思想和心灵可能会变得迟钝而沉重，它们也有可能被记忆闪回、噩梦及突然袭来的一阵痛苦、恐惧和羞耻感吞没，从而让保护者感到恐慌或是做出过激的反应。
>> 就像被遗弃的孩子一样，被放逐者需要关心和爱。
>> 被放逐者会为了得到哪怕一丁点的接纳、希望或保护而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而且事实上，它们常常认为自己罪有应得）更多的羞辱和虐待。当被放逐者处于内在系统的主位时，创伤被激活的来访者可能会反复进入充满虐待的关系，难以解脱。
>> 不同的管理者会采取不同的措施，以避免任何可能激发与被放逐者互动的情境。
>> 管理者（和消防员一样）是被迫扮演这些角色的
>> 管理者担心哪怕最轻微的怠慢或危险都有可能刺激到年幼的受伤部分，所以它们经常试图在所有的关系和情境中掌握个体。
>> 极度强迫性地把自己的感受排除在外
>> 管理者也可能是消极的悲观主义者，会侵蚀人的自信，妨碍其表现，使其保持冷漠和孤僻，不试图接近任何人，也没有勇气追求任何目标。
>> 对那些遭受过严重虐待的人而言，管理者可能演变为内在的恐怖分子，它们会具有侵犯者的品质，把被放逐者吓得东躲西藏。
>> 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倾向于依赖追求外表和行为上的完美的那个管理者。这个管理者认为她必须是完美的，必须取悦所有人，否则她就会被抛弃和伤害。
>> 许多女性会严重依赖“照顾者”这个管理者角色。极端的照顾者会迫使女性不断为别人牺牲自己的需要，谴责那些坚持自我的女性过于自私。
>> 所有管理者的首要目的就是把被放逐者压制在意识之下，这既是出于自保，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系统，使其不受被放逐者感受和想法的影响。
>> 成功不仅会带来人际关系和选择方面的控制权，也有助于忽略（或消除）内心的羞耻、恐惧、悲伤和绝望。
>> 其他常见的管理方式还包括从强迫性偏执、强迫性冲动、自我封闭、被动、麻木、情感抽离、幻灭，到恐惧症、惊恐发作、抱怨躯体病痛、抑郁发作、过度警觉、噩梦等一系列表现。
>> 被放逐者冲破界限
>> 管理者并没有实质性的领导能力，只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责任的重负会助长它们的顽固和极端。
>> 其实管理者自身也是被忽视的，它们也在承受苦痛，并感到害怕。
>> 管理者和被放逐者一样，真心渴望得到滋养和疗愈。但与被放逐者不同的是，这些管理者认为必须隐藏自己的脆弱，必须为整个系统做出自我牺牲。它们越是能干，系统就越依赖它们，它们也就越被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压得喘不过气。最后，它们会认定，只有自己才能保全个体的成功与安全，从而更不情愿将领导权让渡给个体的真我。
>> 面对被放逐者时的反应就像警报被拉响了一样，为了分散或压制被放逐者的情绪风暴，它们会不计后果地（很少或从不考虑对来访者自身或其关系的影响）做任何它们认为必要的事。
>> 如果最初、最温和的行为无效，我们会采用更高层级的行为。
>> 自我麻痹的行为
>> 自残、暴食、吸毒、酗酒、解离和性冒险。
>> 让个体除了感到一种迫切的冲动——必须抽离出去、必须平复自己之外，其他什么都感受不到。
>> 管理者努力让个体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克制、讨好所有人。它们通常高度理性，善于计划，能够预测和预防可能激活被放逐者的情况。而消防员应对的是被放逐者已经出现的情况。它们会使人失控，令所有人不满（除了一部分被社会认可的行为，比如疯狂工作或节食）。它们往往易激惹、冲动、没头脑。与试图将被放逐者拒之门外的管理者不同，消防员往往会极力寻找一些东西来安抚和平息被放逐者。
>> 尽管管理者也有依赖甚至需要求助于消防员的时候，但它们会在事后攻击消防员，责怪他们将个体置于险境，让人变得放纵、意志薄弱、目中无人。管理者和消防员之间典型的动态关系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冲突循环往复、不断升级：管理者的羞辱会刺激被放逐者，消防员会因此变得激动，而这又会让管理者恐慌……如此往复。
>> 我们都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会了驱逐自己的部分，一旦这种驱逐开始，控制和压制被放逐者的管理者和消防员角色就很有存在的必要。
>> 管理者经常占据那些长期抑郁的个体的内在系统主位，被放逐者往往控制着那些体验过极度悲伤或恐惧的个体，而消防员很可能掌控着那些瘾君子。
>> IFS治疗的时长并不取决于来访者症状的严重性，而是取决于来访者内在系统对真我的信任程度、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对立极化的程度。
>> 个体创伤持续的时间越长、创伤越严重，内在系统就越对立和分裂，各部分也越难相信真我的领导力。
>> 对认同的正常需要会变为一种过于恳切的渴求，他们会把关于自身价值的极端信息都记在心上。
>> 他的部分会拼了命地要从不爱他的人那里得到救赎，这个人可以是孩子依赖的任何人。此后，由于承担着无价值感的重负，孩子的内在部分会认定自己不可能被爱，即使出现与之矛盾的信息，它们也会坚持这种想法，好像只有那个贬低它们的人才有权决定它们的自尊。被无价值感重负压得喘不过气、寻求救赎的幼小部分会给个体的亲密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它们要么希望个体回到那个偷走他们自尊的人身边，要么走向与之相似的人。
>> 当孩子内在的重要部分被拒绝、感到自己不值得被爱时，拼命想得到认可的保护者往往会模仿偷走孩子自尊和安全感的那个人，习得此人最差劲的一些特质。一旦孩子认定自己必须完美才能被接受，那些成为严厉批评者和道德家的内在部分会为了安全而牺牲它们的内在关系和童年。
>> 内在的部分往往会模仿和吸纳重要他人的极端想法、行为和情绪感受。这些被转移过来的负担与个人负担一样具有组织性和约束性。由于孩子极度依赖父母，渴望被纳入家庭文化，所以他们特别容易承受上一代人传递而来的负担，这些负担包括保护某个家庭成员，必须取得巨大成功，或是相信这个世界过于危险，所以需要避免有益于成长的探索和冒险。
>> 渴求认同的部分几乎可以模仿父母或其他权威人物的任何极端部分。
>> 被内投射的是负担，而非部分。我们的目标是将部分从限制、约束它们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让它们能够追求自己喜欢的、建设性的角色。我们不是在推动它们改变，而是在帮助它们放手。
>> 真我生来就具有一个领导者必备的良好品质，包括关怀、清晰、好奇、接纳和自信。
>> 真我是最好的内在领导者，如果部分允许它领导，它将实现内在的平衡与和谐。而部分也会组织起来保护真我，在面临创伤时不惜一切代价使真我免于危难。
>> 它们会出于保护的目的将真我推到身体之外。
>> 即便如此，真我仍是完整的。治疗师并不能创造或增强真我。虽然真我可以是一个观察者，但它既不被动，又并非仅仅负责见证。
>> 一旦将部分与真我区分开，真我就会成为一个积极、富有同情心、善于协调的领导者。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挺奇怪，但在一般情况下，当部分信任真我，愿意为之腾出空间时，来访者会感觉自己的身心都处在当下，并进入了活力满满且专注的状态
>> 所有的部分都是有价值的，都希望成为对系统有益的存在。
>> 当部分被冻结在过去，承受负担，不得不领导全局时，它们的内在关系就会从和谐转向冲突。
>> 一个极端的存在会引发另一个极端的出现，系统资源、影响力和责任分配不均也会导致类似的失衡。变得极端的部分不断证实对另一个部分的负面设想，然后双方都会更极端地对抗或打压对方。
>> 如果我们尝试改变任何一个部分，而没有考虑到它嵌入的生态网络，往往会引发一种被许多疗法称为阻抗（resistance）的现象。
>> 这是一种自然且往往必要的生态反应。这样一种关于内在关系的生态视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欣赏保护行为。
>> 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容易激活创伤或相对危险，不论这种环境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负责保护的部分都会不愿意脱离它们的角色，这使得实现内在系统的和谐“道阻且长”。
>> 寻找来访者内在和外在世界中的限制因素，并设法消除它们。
>> 内在系统同样是脆弱的生态系统。如果在不了解内在关系网络的情况下，贸然尝试改变或治疗某个部分，最好的结果可能是引起阻抗，而最坏的结果会是严重地反弹。
>> 治疗师不应在没有充分考虑和处理个体外部环境的情况下，贸然对来访者的内在系统开展工作。
>> 只有当我们对系统的生态足够敏感时，我们的治疗才会起效。为了保持生态敏感性，我们放弃专家的解释性立场，而是尽可能本着谦逊的好奇心，与来访者的部分合作，探究它们的内在关系。一旦形成了初步的内在图景，我们就怀着尊重和不断增进理解的愿望，接受它的引领。当我们有所失误，而来访者的系统激烈地反应时，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好奇心，而不是将这些反应病态化。
>> 令人庆幸的是，我们也有一个能够领导整个内在系统的真我。一旦理解了自身各个部分的独特品质和观点，我们就不会再浪费精力去指责自己（或任何人）的自相矛盾、复杂情感和内心冲突。尽管我们的内在部落可能会因为冲突而分裂，但它们同时也拥有各种禀赋。
>> 我们拥有所有必需的资源，足以承托脆弱却具有惊人潜力的内在世界！自我接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需要持续地抱持所有部分，不排斥任何一方。当我们追求自我接纳的理念时，我们也会获得以好奇心、探索欲和包容心去生活的自由。
◆ 第3章 真我
>> 如果一个来访者的部分愿意与真我分化开来，来访者就会体验到一种专注、平静、轻快的感受，和一种普遍的幸福感。他们散发出自信和坦率的特质，有更强烈的自主选择的意识。许多人还体会到一种令人振奋的感受——与他人及宇宙紧密相联。
>> “心流”（flow）的精神状态，都会带来一种圆满自足的感受。“心流”这一状态的特征是自信、深度专注、对活动本身之外的回报无求取之心，同时感到安乐，也感到游刃有余，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和束缚，忘我，最后达到一种超然的感受。
>> 真我可以被体验为“我”，也可以被体验为一种广阔的空间感和能量感。
>> 当我们与自己的部分（或与他人）简单地同在时，处于真我状态是一种既广阔又涵容的体验——矛盾地讲，这是一种“无我”“没有自我”的状态。
>> 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是扮演管理者角色的各个部分的集合。
>> 部分会觉得与真我的联结令它们无比安心，但为了获得与真我同在的好处，部分必须勇敢地与真我分化开来，并意识到真我的存在——不少保护者会觉得这样很可怕。在大多数精神实践传统中，一个人的重心和身份应从部分以及部分的负担转向实相（真我），这意味着证悟。我们透过部分的眼睛看到的世界与透过真我看到的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
>> 虽然我们很难将空性（spaciousness）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但它确实是我们的本性，即使是在我们进行日常活动的时候，或是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我们的状态也是基于空性的。
>> 当来访者愿意专注于内在，并寻求将极端部分及其扭曲情绪和想法分开的最佳指导时，他们的真我会得到释放，真我作为优秀领导者所需的品质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
>> 对这个表露了某种情绪、意象、声音的部分有怎样的感受。
>> 来访者多少需要一些探索真我存在的意愿，多少需要一些感受真我存在的好奇心。如果没有意愿和好奇心，我们可能会将对真我的体验看作一种令人愉悦的非常态或是幻觉，而非日常生活中能够长存的常态。如果我们无法确知自己真正的状态，当然也就无法惯常地处在那种状态。我们越是相信真我的存在——就在部分的掩盖之下，我们就越能触接到它。
>> 借助与治疗师的关系，释放个体本自俱足的真我，这样一来，来访者就可以利用自身本有的潜质，实现真我调节和真我养育。
>> 《内在家庭系统治疗：新的维度》（Internal Family Systems Therapy: New Dimensions）
>> 当我们不忙于下判断时，自然就会保持一颗好奇心。面对另一个个体的愤怒时，如果我们的视野没有被过去的经历和当下应激反应的部分遮蔽，我们会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
>> 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就像被拉紧的弹簧那样，会持续地感到紧张。
>> 真我可使扮演保护者角色的部分免于不符合其年龄的成人义务和旧日恐惧；
>> 当情绪的浪潮高涨时，他们相信自己能在风暴平息之后，再次回到真我领导状态，因为他们的真我已经成为一个积极的领导者，能够关注并安抚那些在情绪风暴中做出应激反应的部分。
>> 真我通过做一些对内在系统而言前所未有的事情——接纳和安抚被放逐的部分，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 真我有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自信的气场，它能让给予保护的部分安心放松，因为它传达的不是“随它去吧，继续前行”（这是保护者的典型建议，它们会鼓动来访者放弃负担过重的年幼部分，与之隔离开来），而是“伤痛是可以被治愈的”。真我的自信会启动一个典型的良性循环：被流放的部分卸下负担，系统变得不那么脆弱，不再那么反应过激，保护者变得更倾向于信赖真我的引领。
>> 生发更广阔的慈悲之心，涵容所有的生命，在自然之美中拥抱整个自然。
>> 接近真我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有联结感，而无须努力去寻求这种感觉。此外，由于真我想与其他部分、其他人建立联系，甚至连那些我们之前害怕或妖魔化的个体也不例外，所以它会激励我们去建立联结。
>> 当我们透过极端部分的眼睛去看时，我们的视野会受到扭曲。
>> 当我们与内在的保护者“混合”在一起时，我们就不再具有好奇心，不再对探求与发现持开放的心态，而是充满先入之见、个人期望和对各个部分的知觉扭曲。
>> 一旦来访者内在的噪声减弱，真我涌现，我们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creativity）。只要占据意识的管理者放松下来，我们立即就能运用自发而新颖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这能激发更多的创造力、喜悦和自由。当那个说“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部分退后一步时，来访者会不由自主地说：“我要这样试一试。”
>> 一旦来访者的真我涌现，他们就有机会获得目标明确、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这将超越任何人所能提供的建议。
>> 尽管真我具有接纳和开放的气度，但在不公正面前，它并不会超然事外或不为所动。压迫者会攻击处于真我领导状态的人，因为真我的能量会削弱压迫者的控制。
>> 有虐待倾向的成年人会攻击儿童身上的真我品质。大多数受到严重虐待的来访者会谈及这样的经历：他们因为表现出活力、自主性和独立性而受到了惩罚。
>> 并不非得拥有极端的生活经历才会引起保护者的防御，保护者害怕真我领导的状态，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状态会让来访者突破自我否定，并承担在保护者眼里不可接受的风险。
>> 保护者总是非常担心来访者会打开枷锁，释放多年前被他们关在内在禁地、监狱和洞穴里的被放逐的部分。
>> 关怀与需要锻炼才能生长的肌肉不同，它是真我的一种内在品质，只不过被重负遮蔽起来了，因而需要得到释放。
>> 同情与对人的感同身受（feeling with）有关，而关怀则含有对人的惜存之感（feeling for）
>> 同情激活的是疼痛回路，而关怀激活的是奖赏回路。
>> 同情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适量的同情却会增强我们的关怀意愿。
>> 当我们无法关注自身的被放逐者时，我们也很难容受他人的痛苦。可一旦我们与被放逐者分离开来，能与之交流，而不是被其席卷，真我就有可能出现，保护者不会产生应激反应，我们也会愿意关怀自己的部分以及其他受苦的人。
>> “负担”使我们反复想着怎样改变过去、获得安全感、获得快乐。或者它们只是让我们的头脑处于胡思乱想的状态。
>> 我们因一件又一件事而感到世界纷纷扰扰，内心充满幻想和空洞的无意义。
>> 一旦我们帮助纷扰的部分放松下来，卸下被放逐的部分（即“被放逐者”）的负担，这些内在的活动和噪声就会减少，我们就能获得真我的勇气和清晰，最后改变我们看待内/外在的方式。
>> 一旦意识到一切事物都相互关联，我们会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社会和同类为中心、以生命和地球为中心。我们的关怀和真我对联结的感知会促使我们依据个人的能力和资源，为社会或环境行动。
◆ 第4章 负担
>> 发现那些看似非理性、自毁和好斗的极端部分
>> 它们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因为受到信念、情绪和能量的驱动而走向极端，这些进入系统的驱动因素往往是由创伤或依恋方面的伤害造成的。
>> 我们将那些通过个人生活经验直接进入系统的信念、情绪和能量称为“个人负担”（personal burdens），而那些从家庭、族群或文化当中传承而来的负担则被称为“遗留负担”（legacy burdens）
>> 区分部分（有价值的）和它们的负担（需要卸下的）很重要
>> 内在的那个冷酷的批评者
>> 而是一个8岁的孩子，他在拼命用祖母羞辱他的声音、形象和能量，来抵抗任何意料中的伤害。当这个8岁的批评者相信，卸下负担，放下内在系统中这股羞辱的能量是安全的时，它就会有所转变。
>> 背负重担的被放逐者的伤痛、孤独和绝望又如何破坏内在的稳定。
>>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位母亲，在她内在系统中占主导的管理者专注于取悦他人，每当她的女儿表达愤怒时，她就会羞辱女儿。结果，她女儿就培养出了一个总担心得不到认同的管理者，这个管理者竭力让自己强势的部分保持沉默。她寻求认可的部分会得到过多的责任、影响力和资源，而她强势的、敢于表达自己主张的部分得到的东西则少得可怜。这种情况是遗留负担的产物。
>> 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听到“我们可不会自夸”这类话，他就会把自己骄傲的部分放逐出去。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听到“我们家的人都很强大”这类话，他就会把自己脆弱的部分放逐出去。任何情绪感受都可能以这种方式被放逐和压制，不论是悲伤或愤怒，还是欢快和爱的感受。感受给我们带来方向，驱逐它们不仅会让我们与表达相应感受的部分失联，还会让我们感到空虚、缺乏方向感。
>> 最基本、最常见的负担，比如“我毫无价值”“我太过了”“我不值得被爱”，往往源于对亲身经历的反应。
>> 当一个人轻视或害怕某一类人（如因为他们的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种族或民族），排斥或害怕某种特定的感觉（如羞耻、愤怒、悲伤、兴奋、爱）或行为（如举止亲密、表达自己的主张、慷慨赠予、冒险）时，我们就能看到遗留负担的影子。
>> 当我们想要知道某个负担是遗留下来的还是来自个人经历时，我们会问背负负担的部分：“这个想法（或感觉、行为等）有百分之多少是属于别人的？”虽然答案可以是0到100%之间的任何数字，但我们得到的回答往往大于50%。接着我们会问另一个问题：“为你承受这个负担的部分，愿意放下不属于你的那个百分之几十的部分吗？”当准备好放手时，它们能很快卸下多余的包袱。但有些时候，部分（或一些部分组成的群体）不愿意卸下遗留负担。最明显的原因往往是对家庭、民族或国家的忠诚：相信负担是与重要他人保持联结的唯一方式，或相信如果这个包袱被卸下，他们所爱之人就不得不背负它。
>> 莱奥纳德也有他的个人负担，包括感到需要对父母的情绪负责，认为自己软弱、讨人厌。
>> 在他的整个童年时期，他的母亲似乎都处于抑郁状态。尽管他的一个部分相信她永远都不会快乐起来，但他也有一个部分会感到内疚，想替她背负这个负担。
>> 有一些部分因为他太过担心他的父母而感到愤怒
>> 在他的遗留负担被卸下后，他发现自己能够更温和地将自己与父母分化开来，这让他在面对个人负担时感受到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
>> 任何被拒绝、抛弃、惊吓、恐吓或虐待的（不论是身体、性方面的，还是情绪方面的）个人经历，都会给我们最为敏感的部分带来恐惧、羞耻和情绪上的痛苦。被放逐者经常用几种谴责性的表述来描述自身的价值。在这些表述中，排在首位的是“没用”“不值得爱”“太过了”或“太弱了”。
>> 一种将经验转化为人格的发展倾向，于是“我不被爱”就成了“我不可爱、不值得被爱”，“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就成了“是我不好”。
>> 当一个孩子出于某些原因，对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到悲观时，他原本对于认可的正常需要就会升级为极度的渴求。这些孩子对关涉自身价值的信息相当警觉，在面对任何他们所依赖的人给出的负面评价时，会相当脆弱。为了解除“不值得被爱”的诅咒，这些年幼的部分会影响在其他方面显得相当明智的成年人，让他们回到伤害他们的人身边，或让他们找一个与伤害他们的人相似的替身，从而引发一系列不快和危险的关系。
>> 莱奥纳德本想告诉父母，但他内在的管理者觉得父母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消息带来的压力，因而让他羞耻地保持沉默。
>> 莱奥纳德需要回头去帮助每一个被落在后面的部分卸下负担，并治愈它们（
>> 保护者也有负担。首先，它们相信被放逐者带有负面压力；其次，它们的任务很是繁重。关于情感遗弃和虐待的一个可怕的讽刺是，儿童内在的保护者会模仿施虐者，不论后者是成年人还是其他儿童。
>> 寻求认同的管理者和产生应激反应的“消防员”能够在内在重复几乎所有被施加在孩子身上的极端行为，不论是吹毛求疵的完美主义、苛责、说教还是体罚，它们在做这一切时怀着一个错误的期望，以为一个完美的（或受到了惩罚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爱。
>> 保护者们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从而释放来自父母的极端能量。正是这些能量构成了遗留负担。
>> IFS治疗的时长和难度不由症状的严重程度决定，而是取决于内在系统极化的程度、对真我领导的不信任程度和来访者负担的严重程度。
>> 极化的情况有这样几种：它们主动（管理者）或被动地、反应性地（消防员）保护被放逐者，三者相互对抗，时常被冻结在可怕的过去（保护者和被放逐者）
>> 来访者的症状会告诉我们，哪个部分在系统中占主导地位。
>> 那些长期抑郁的人往往由管理者主导，那些容易冲动的人往往由消防员主导，而那些体验到强烈焦虑、恐惧、悲伤和孤独的人，内在往往由被放逐者主导。
>> 保护者也承受着负担，只有在其保护的被放逐者被治愈（卸下负担）之后，在整个系统不那么脆弱之后，它们才有可能卸下自己的重负。
>> 我们可以安慰那些害怕的部分，让它们放心，我们并没有立场，也不想消灭或杀掉系统内的任何部分。
>> 我们旨在让每一个部分都感到被接纳和受欢迎。
>> 遗留负担在家庭内形成，有时可以往回追溯许多个世代。个人负担是个体应对创伤事件时形成的
>> 以这些品质为重要组成的部分（如天真、甜美、自发性、欢快、勇气、愤怒、悲伤、沮丧、敏感、关怀等）会被放逐，使得这些部分感到被嫌弃，感到绝望。
>> 负担可以卸下，而得到自由的部分可以转变。
>> 我们接纳并欢迎持怀疑态度的部分。我们的经验表明，通常而言，只要持怀疑态度的部分相信自己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它们就会愿意尝试新事物。
◆ 第5章 IFS与身体
>> 大部分来访者都能定位身体的各个部位，跟随身体的感觉进入内在世界，并在那里建立深度联结。
>> 身体是部分和真我的容器。
>> 当我们在IFS中提到“个人”时，我们指的是身体、部分和真我的总体。
>> 部分可能会做出将真我从身体中分离出去的决定
>> 尽管在糟糕的时刻，将真我移出身体似乎是一种有效的生存技能，但这也会留下一种为了掩盖而生的内在麻木，这种麻木虽然能够减轻痛苦，但会让人丧失活力。
>> 当我们卸下部分的负担时，我们会感到更温暖、更踏实、更清醒、更平静、更敏锐。既然真我具有不可思议的弹性和对抗伤害的免疫力，我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部分会试图妨碍它。
>> 真我不需要保护
>> 真我品质（如好奇、自信、联结、勇气、关怀等）
>> 为了应对这种针对性的虐待，避免更多的惩罚，身体的某些部位会把真我推出体外。
>> 一方面，真我可以被彻底推至体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部分地脱离身体。
>> 我完全被愤怒的保护者控制，想把别人打翻在地，我能完全无视身体上的疼痛，即使更理智的部分朝我喊叫，叫我停下来，也无济于事
>> 只有我们的部分能够决定是否允许真我回到身体里。不过一旦系统得到应激的保护者的允许，我们会有很多方式通过身体感受真我，比如通过呼吸，或专注于心脏、骨骼、脊椎和头顶。有时，动一动身体也会起作用。瑜伽、冥想、武术和其他疗愈身心的方法都能帮助部分感到被接纳和安全，从而让真我回到身体。
>> 接近、加强和稳定身体中的真我，从而促成系统之内的团结协作、脚踏实地、流动、开阔心境和对疼痛的觉察。当真我被身体接纳时，我们将拥有敏锐的感官，悦纳变化，享受大口呼吸的畅快
>> “具身化”（embodiment）——通过身体去感受和表达，对于实现真我领导是非常重要的，
>> “真我在身体之内”的踏实的生理体验，还会激发一种超越个体和身体界限的、广阔无边的整体感。
>> 真我进入身体的体验会让那些受过严重虐待的人感到害怕。
>> 当孩子（或成人）表现出真我能量（即之前提到过的任何一个以字母C开头的品质）时，为了让受害者保持顺从并被其洗脑，这样的施虐者会加重惩罚
>> 当受过严重虐待的人尝试在身体中容纳和感受真我时，他们会遭到来自保护者的强烈反对。这种强烈的反对可能包括自杀的想法或冲动、身体疾病、疼痛，或对治疗师的恐惧和放弃治疗的冲动。
>> 具身化练习
>> 确认一下是否有任何保护者对此感到害怕。
>> 找到处于活跃或应激状态的部分，识别真我具身化的程度。
>> 时常观察自己的心，看它有多开放，因为当我处于“具身”的状态时，它是相当开放的。我也会察看是否有振动的能量通过我的心脏——我们称之为“真我能量”。东方的精神传统称之为“气”或“普拉那”（prana）。
>> 我最积极的保护者会变身为我眉头的褶皱、肩膀上的重压、喉咙的紧张感，我也会去体察这些地方，让这些部位放松下来。
>> 身心都更加开阔和平静
>> 部分不仅可以在或不在身体之内，它们也能“或多或少地”（more or less）在身体之内。它们越是具身化，它们的经历和应对生活的方式就越会通过身体姿态、手势、声音和面部表情体现出来。
>> 她的疾病也是她的部分在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传达“她所在的环境有害”这样一种感受。
>> 我知道自己有那么一个部分，它对我的身体有很高的期望，以至于在疾病和衰老面前，它感到自己被背叛了。
>> 各个部分会根据自己的目的使用身体，被放逐者和保护者的目的显然不同。被放逐者用身体传递它们需要帮助的信号；管理者用身体施加控制；消防员则用身体转移对情绪痛苦的关注或忽视过度的压制（管理者的工作）。
>> 保护者变得极端时，身体会随之变为战场。例如，当一个部分变得麻木时，另一个部分可能会奋起，努力放大身体的感觉。
>> 当我们观察保护者时，往往能或多或少地将其与身体症状匹配起来。需要管控、压抑、冻结和控制的管理者往往会体现在肌肉和筋膜上。
>> 虽然它们可以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得到表达，但往往
>> 更善于运用各种身体接合处的能量，包括所有的关节、骨盆、横膈膜、喉咙、下巴、肩膀，以及下背部。消防员倾向于激活内分泌和神经系统，通过释放与应激相关的激素，提高心率和呼吸频率，扩大瞳孔，促成战斗或逃跑反应。消防员也利用身体上的唤起或欲望（如对食物、性、酒精、毒品或睡眠的强烈渴求）来转移个体的注意力，从而忽视被它们视为威胁的情绪。与此同时，被放逐者经常隐藏在心脏、其他内脏和背部。
>> 我们绝不是在暗示，部分是引发或维持疾病的唯一因素。
>> 当某些部分有意影响生理过程时，它们似乎有能力做到。
>> 出于某些立场，它们会利用现存的器官的虚弱特性或遗传倾向，制造某些症状。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我们确定的是，当那些声称对身体做了某些事情的部分同意停下来后，来访者的情况会有所好转。
>> 部分也可以在无意中使来访者的疾病恶化。当它们试图对抗或忽视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时，对身体造成的损害可能会和最初的问题一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
>> IFS疗法也被用来帮助他们叛逆和否认的部分形成联盟。
>> “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
>> 关于“创伤和身体相关”的直觉
>> 如果受伤的心灵会伤害身体，那么得到恢复的心灵可能有助于身体的疗愈。
>> 极化、对立的部分会将痛苦归咎于对方；
>> 我们有一种谴责受害者的文化倾向；
>> 宗教或这个新时代的教义往往暗示，我们造成了自身的疾病。
>> 有些部分可能会在你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影响你的身体——它们可能愿意与你交流。这并不是说，你主动选择了生病。部分并非经过许可才能影响身体。但它们也许太过年幼，从而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给身体造成伤害。又或者，它们这么做可能有一些重要的理由。帮助这些部分会让情况变得很不一样。
>> 引导来访者询问那些可以帮助治愈身体疾病的部分。
>> 如果我能说服其他部分放松下来，它们愿意帮忙。
>> 首先，清空头脑中的各种期望，请自己的部分退后一步，让真我在身体中涌现。接下来，请求患者允许治疗师探索其身体疾病。
>> （1）引导患者关注某个身体症状，然后像通常对待部分那样，保持好奇地倾听。
（2）直接将症状当作一个部分，与之对话。
（3）如果部分没有参与症状的形成，引导患者询问部分它们是否知道与症状有关的信息。
（4）询问患者对症状的感受，然后询问那些讨厌或害怕症状的部分，看它们是否在影响患者的身体或遵从医嘱。
（5）指导患者求助于懂得从整体或特定方面入手来疗愈身体的部分。
>> 这些方法通常能够帮助部分表达，而一旦它们表达，我们就能进一步与症状建立联系，就像我们与任何部分建立联系那样。
>> 将身体症状当作部分来探索的方式
>> 被放逐者为得到关注或传达某种体验而引发身体的疼痛和疾病
>> 要么引导患者集中注意力、保持好奇心，要么直接接触症状，直接与之对话，不管哪一种方式，我们最终都会问这个部分，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影响患者的身体。
>> 如果它说，它想让患者理解它的痛苦，或是它无法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吸引患者的注意，那么这个部分很可能是个被放逐者。
>> 真我会请求这个部分停止制造更多痛苦，并与保护者协商，获得它们的允许来帮助被放逐者。
>> 某些部分会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影响我们的身体。如果某个部分让你呼吸困难，我相信它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我们可以问问吗？
>> [治疗师提出了一个想法：和部分谈论患者的身体症状。
>> [乔尼感觉是有些部分制造了这个问题，并且这些部分正在受到责难。]
>> 部分在对身体做任何事情时，并不需要征求任何同意。它们有它们的理由，我们无法控制它们。
>> 有时候，一个部分甚至有可能太过年幼，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造成伤害。因此，如果某个部分正在引发或加剧一个疾病，我们所能做的是主动帮助它。
>> 部分往往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接纳并感谢这种帮助。
>> [此处，听治疗师讲话的是认为乔尼受到了责难的一个部分。]
>> [充分呈现目标部分。]
>> 我就感觉不想要这个身体。
>> [乔尼的真我没有回答，回答的是一个部分。
>> 在这种你不想要这个身体的感受下，你对急促的呼吸是什么感觉？
>> [治疗师重复着部分需要体察的问题。]
>> 我可以直接跟它说话吗？
>> [治疗师迅速切换到直接接触的方式，请求直接与部分对话，因为治疗师预计，可能一旦问乔尼有关身体的问题，许多部分就将被激活，这个时候，直接与那个部分对话可能会快一些。]
>> 那我想和不能呼吸的那部分说话。你在吗？
>> 你希望乔尼知道什么呢？
>> 他需要你的帮助吗？
[哪怕这看上去是显而易见的，但最好还是不断地询问这个部分想要什么。]
>> 你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去照顾他。问他当时一个人的时候，到底需要你做些什么。
>> [我们把这叫作“情景再现”（do-over）。给予保护的部分常见的应对方式是试图撤销过去，但总是以失败告终，因为那种行为是试图阻止已经发生了的创伤，或是否认它的发生。而我们所做的，是邀请被放逐的部分指出它更想要的场景，为它带来更想要的结果。]
>> 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 他不想让我离开他。
>> 他愿不愿意离开那个时候，到现在来，和你一起生活？
>> 那把他带到现在来吧。现在他能呼吸了吗？
>> 他有让你腹痛吗？
>> 他的恐惧让腹痛加剧。
>> 那现在能停下来了吗？
>> 治疗师把治疗工作交给了乔尼。]
>> 如果现在只有单纯的生理性疼痛，你觉得那会是几分？
>> [治疗师让乔尼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评估他的疼痛，即用数字来给他自己的生理性疼痛打分，这样他就能注意到部分是怎样影响其身体状态的。]
◆ 第6章 治疗师在IFS中的角色
>> 治疗师的感受和信念会深刻地影响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相信来访者有能力处理好自身的问题，我们就会倾向于去寻找和改变限制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的任何因素。而如果我们相信人是由于缺乏某些品质才出问题的——不论是缺乏一个强大的自我，对解决问题可行性的理解，一个能给予滋养的父亲、母亲或伴侣，技能培训，还是某种化学物质，我们就会试图通过解释、信息、教学、指导、理解框架、再养育、药物等，去补足他们的缺失。
>> 一种是建立协作、民主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传达出一种信心，即相信来访者具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相信来访者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潜能；另一种则更像等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来访者看上去是有所缺失或破碎的。
>> 大部分治疗师都会在这两种角色之间转换。协作型的治疗师有时也会提供信息或建议，而自视权威的治疗师有时也会鼓励来访者运用自身的资源。二者的差异是在咨询互动的每分每秒都需要把握的重点之一，
>> 在IFS模型中，我们认为，人拥有自身所需的一切内在资源。在我们的理论假设中，来访者的某些部分受限于系统的失衡和负担，来访者拥有必要的资源（真我），帮助这些部分从失衡和负担中释放出来，最后实现内在系统的和谐。
>> 来访者的真我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视为疗愈的核心，所以治疗师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来访者触接足够多的真我。
>> 我只想试着活出真我而已，为什么会这么难？
>> 外在的治疗关系也至关重要。因为在进入治疗关系时，保护者往往很警惕，不愿呈现自己脆弱、信任和自我暴露的一面。大部分保护者需要先感受到治疗师是安全的、值得信任的、自信的、关怀的，然后才会允许来访者接近真我。来访者的内在部分需要了解治疗师。
>> 若部分对现在的反应还停留在过去，意味着它被冰封在了过去。心理动力学疗法将这种反应称为移情和反移情。
>> 我们不认为来访者真的将治疗师当成了父母、兄弟姐妹或施虐者。在我们看来，来访者的某个部分被过去的经历冻结，在某个特定时期，难以承受的生活难题使这部分形成了极端的感受和信念，它从此背负着这些感受和信念。我们把这种移情反应称为“线索”，
>> 任何时候，若我们留意到自己的某种感觉、想法或身体上的某种感受，就意味着线索的浮现。
>> 一位女性来访者的一种渴望，她急切地想要得到自己男性治疗师的认可。在IFS中，注意到这种渴望，即这个线索，是了解（和帮助）某个部分的机会，这个部分曾感受到父亲对它的拒绝，并且直到如今仍能对来访者施加很大的影响。
>> 有一个部分对治疗师是不信任的，那个部分总把治疗师推开，因为它总觉得治疗师会像父亲那样拒绝自己。
>> 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步，继续问来访者，渴望救赎的部分和想要推开他的部分想不想得到来访者的真我的帮助——真我没有这些固着在过去的想法和感受。一旦真我找回并释放那个被拒绝的孩子（渴望的部分），老是把人推开的部分就会从它的角色中解脱出来。
>> 像对待任何强烈的感觉或信念那样，我们通过移情（和反移情）来定位需要得到帮助的部分。
>> 当来访者无法较快地与真我建立联系时，他们会非常依赖治疗关系，这种情况在那些曾长期经受严重虐待的人身上十分常见，他们强大的保护系统会把真我隐藏起来或挡在身体之外。
>> 治疗师的真我有必要介入，直接与来访者的部分对话，直到来访者的真我出现。我们将这种干预方式称为“直接介入”（direct access）。
>> 直接介入虽是一个宝贵的治疗选择，但会让治疗师暴露在极端部分的移情期望和指责面前。
>> 这会让治疗师感觉自己被包围了，其真我领导的状态也可能因此受到挑战。此时，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被冻结在另一时刻（过去）的幼小部分，也许能更从容地应对这一挑战。我们的真我能量会帮助目标部分看到来自过去的受伤者和来访者之间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