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长志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①”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②。”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③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间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① “道在”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上》。
② “夫道”二句：语出《孟子·告子下》。
③ 规矩：指规和矩，规是校正圆形的工具，矩是校正方形的工具。
阳明先生回答说，道的大旨容易明白，这话很对。不过后世求学的人对容易明白的地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反而对晦涩难懂的汲汲以求，认为懂得别人不懂得就是学问。譬如孔乙己把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当做学问炫耀，殊不知对平常人而言，懂得再多“茴”字的写法也是无法提高自己应对人情事变的水平。
举个例子，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车是代步工具，平安迅捷的完成出行就是妥当的用车方式，遵守交规好好开车很容易，也很平常，也正是用车的“道”。偏偏有些人不好好开车，去追求各种拉风的驾驶方式，似乎不玩点特技，不搞点惊险就算不得驾驶技术好。哗众取宠，吸引眼球，殊不知这样已经偏离了开车的根本。相反，能开一辈子车没有违章，才是真本事，才叫真的驾驶技术好。
平常平淡才是人生的真相，“君子不器”就是在有机遇的时候，有能力与机遇共舞精彩；没有机遇的时候，如曾点言志“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坦坦荡荡的面对人生。
所以，孟子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道’明明就在眼前，偏偏会舍近求远；事情明明可以简单容易做好，有些人偏偏自找麻烦，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道’就像大路一样，就在眼前，找到‘道’哪有什么难度，只是有些人舍近求远，不去践行而已）。”
人人都有良知良能，这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愚夫愚妇和圣人的分别，就在于圣人能致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
处理事情需要具体的执行步骤和应对策略，圣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圣人是不会把这些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下学，当作学问的根本的，学问的根本在上达。圣人所说的有学问的人，指的是那些能让天理完全落在心之本体上，时时存养良知，对心内良知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以清晰明了，并同步到入世治世的人情事变中的人。这和后世说的那些学问不是一码事，真正的学问和读书多少是没直接关系的。
顾先生您不懂学问的根本，是因为您没致自己良知的缘故。学问的根本在上达，而不是下学。把处理事情需要具体的执行步骤和应对策略当做学问的首要事情，是本末倒置了。这正是犯了把解决特例当本领的毛病，殊不知特例的事情一辈子也不见得能遇上一次，譬如孔乙己会写的四种“茴”字，一辈子也很难用得到，这种技能对入世治世是毫无用处的。您也是同样的弊病。
良知和具体应对步骤策略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圆规直尺和具体几何图形之间的关系一样。有了画图的工具，自然什么样的几何图形都能画出来。如果没有画图工具，全靠手去描，画图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更何况几何图的种类数不胜数，不用作图工具，完全靠记住每个几何图形的方式去画图，显然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只要有圆规和尺子，自然就不愁画方画圆，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
只要把尺子的刻度确定了，这把尺子就可以度量天下的东西，这些东西的长短就可以清楚了。同理，只要心中的良知清晰明了了，具体应对步骤策略也就清晰明了了。推而广之，心中良知充盈，心体不被遮蔽，入世治世的所有人情事变自然而然就了如指掌了，这个时候，入世治世还有什么难的？
如果顺序搞反了，就如同用没有刻度的尺子去测量天下的东西，怎么可能有个准确读数呢？心里怎么可能清楚的知道要测量的东西的长短呢？
顾先生您说的“温凊定省”之类的事情，谁不知道呢？但是懂得和做到是两回事，懂得一堆大道理的人多了，能真正做到的有几个？看几本创业指南，就觉得自己就是未来的亿万富翁的人很多，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凡是知道作为君主应当做个“仁君”的，如果不能致他的“仁”，就算不上是“仁君”；知道作为臣子应当忠（尽心无私），如果不能致他的忠了，就算不上是“忠臣”。如果仅仅知道就算做到了，天天做白日梦就可以了，还“致知”干什么？岂不荒谬？
由此可知，要“致知”就必须有“行”，没有“行”就不能算是“致知”，这是很明白的事情！仅仅懂得是不够的，还要做到，打通“懂得”和“做到”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这么简单明了，还有什么不清楚呢？
舜的不告而娶亲的依据不是因为以前有人这么做了，舜去效仿，更不是根据什么法律或者听什么人的指导。舜这么做只是反求自己的良知，权衡其中轻重，循理而行罢了。周武王不葬其父而出兵讨伐商纣，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反求心中良知，循理而行而已。假如舜和周武王的心没有个不自欺的“诚”字，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就是极大的不忠不孝。
后世的人不努力究其根本，反而在根枝末节上用功，本末倒置的弊病很严重。凭空讨论应变的事情，并以此为处理事情的准则，还希望这样就能把事情处理的没有过失，实在是偏道太远了。
您举得事例，以此类推，古人“致知”的学说，也就清楚了。
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上达功夫只在个下学，总想找点秘籍，走点捷径，往往会欲速而不达，越来越偏离目标。世人的通病却是喜欢走捷径，《道德经》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意思是平坦大路人们偏偏不喜欢走，反而喜欢找坑坑洼洼，歪歪曲曲的小路走。虽然愚夫愚妇和圣人一样都具有良知良能，但只有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
圣人很清楚成章建制和可以援例的东西，都是依据以前的事情制定的。不能与时俱进的墨守成规，无异就是刻舟求剑。权变的参照基础应该是个恒定不变的基准，也就是“致良知”。
如果把人比作一台计算机，“良知”就是这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顾东桥讲的是应用软件的事情，阳明先生说的是操作系统的事情。只要操作系统是好的，任何应用软件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上运行良好。如果操作系统本身就不健康，病毒一堆，装什么应用软件，也很难保证可以正确良好运行的。
阳明先生强调先搞定操作系统，再运行应用软件，是个顺序的问题。顾东桥只谈应用软件的问题，却忽略了是操作系统本身的重要性。一个说根本，一个说枝节；一个釜底抽薪，一个扬汤止沸。
“节目时变之详”，圣人不是不理会，而是放在后面解决。头等大事是致自己的良知，良知不致，其他都是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只有通过行，将良知判断为正确的“觉知”给“致”了，才是真正的知，也就是真正入世治世的“知行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