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无用的，很多诗人这样说过，哲学家也说过。但在电影《窃听风暴》（更喜欢原片直译名《他人的生活》）里，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情节却是诗歌：奉命监听剧作家的特工，因从剧作家家里“偷”走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阅读之下，心境渐渐发生改变，由冷漠的监听者，变成了默默的救助者。
影片中的这个情节对中国老一点的观众很有“穿透”力。影片展示的是1984年的东德。而老一点的中国观众会联想到自己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候，众多的青年用手抄本传抄食指、北岛们的诗歌。诗人们在校园的朗诵受到如现在歌迷们追捧歌星一样的追捧。在广场，一句“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可让成千上万的人热血沸腾。很多人因为写诗和读诗，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但是，正如《窃听风暴》所表现的，那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代，诗歌产生作用，是因为背后有太浓重的黑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诗人顾城少年时写下的诗句。
我相信在中国，也有因为监视者读了被监视者的诗歌而改变其“职业”心境的事例。只是，三十年过去，我们并没有拍出像《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而且就算把这样的事例拍出来，我们的观众也不会相信。这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导演习惯于将真的拍得像假的一样。
在《窃听风暴》，那位特工读的是德国诗人布莱希特的诗集。着力展现的是其中一首，《回忆玛丽·安》：“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引自香港诗人黄灿然的翻译）。全诗一共三节，最后两句是：“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特工面无表情地读这首诗，其内心活动我们无从知晓。只是在接下来的行为中，我们才发现，这个特工不太冷，且明显的，布莱希特的诗歌是促成其倒向“敌人”的催化剂。
布莱希特作为诗人也许不为中国读者熟悉。但作为剧作家，他的《三分钟歌剧》、《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四川好人》等戏剧，都被青艺、北京人艺以及上海人艺搬上过舞台，为戏剧爱好者所熟悉。尤其是《四川好人》，还被移植成川剧上演，改编者便是素有“鬼才”之称的川剧作家魏明伦。
无论有多少诗人希望诗歌能重现非常时期的辉煌景观，但我还是更倾向于诗歌的无用。诗歌在它该在的地方，诗人各得其所，而不是被人潮推向广场。正如布莱希特一样，他到了美国，就感觉自己的诗句没那么大的威力了。诗人有些失望。但诗人失望，或许就是人民的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