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学生怎么沦为“难兄难弟”
权且言之
在杨宝德事件中，受“难”者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为什么他们宁可结群吐槽，或者宁可选择“叛逆不回微信狗”式的消极抵抗，却没人想到诉诸机制？
新年伊始，有两件事让高校教育界感受沉重。其一是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女学生；其二是西安交大一博士自溺身亡，报道显示其导师曾频繁要求他给自己干私活。
如何建立健全防性骚扰机制，如何厘清并限定师生的责权利，是需要总结的教训。但之前并不是没有类似的规定，更需要叩问的是，为什么学生不敢诉诸机制？扳机无人扣动，再好的武器，无非废铁而已。寒门博士杨宝德的悲剧，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但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那个“难兄难弟群”。受“难”者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为什么他们宁可结群吐槽，或者宁可选择“叛逆不回微信狗”式的消极抵抗，却没人想到诉诸机制？
如果说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足挂齿”，那么，为什么北航校园里那持续十多年的性骚扰、甚至有受害者怀孕，却也无人举报？后者源于微信群里的吐槽，但倘若没有罗茜茜的振臂一呼，这样的微信群也许只是另一个“难姐难妹群”；事实上罗茜茜为举报专门成立的“水果硬糖群”，还是有受害者在顾虑重重中选择中途退出。按说，博士是高知精英群体，不乏法治意识的熏陶，是什么让他(她)们甘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压力首先来自国情。较之性骚扰，杨宝德等所遭遇的劳力盘剥更为普遍，它有“学徒制”的传统惯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基础，又有“老板/雇员制”的现代理念加持。若非特别过分，师生溢出学业契约之间的互助，实是“人情味”的一部分，而且也许有或多或少的传承。是非界限难以区分，举报导师冒着“大逆不道”的道德风险，若非情非得已，谁愿意举报？
其次是未知的后果。即便是面对更为恶劣的性骚扰或性侵犯，举报也面临着隐私得不到保护，主管部门的息事宁人、不了了之的中国经验。除非导师被撤销资格，否则师生该如何再次相处？即便“可以”更换导师，但“恶名”已在，是否有导师愿意中途接手，研究方向是否对口等等，都是问题。当然最终还有论文能否通过的风险——就算达到了学院指标，还可以有课题组标准；等等。恐惧也许来自心造的“魔影”，大部分导师固然是好的，但——倘若(难免)情况特殊，又如何切实保护学生？
因此，如果不充分体察现实，缺乏独立第三方的评价机制，不构建学生畅通的申诉机制和切实的权利保护机制，精英学生们只能在理论上属于他们的权利面前止步，转而在“难兄难弟群”中相濡以沫，苦苦挣扎。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也许会初步领略犬儒、苟且与权术。苟如此，当非社会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