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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影响了几个世纪文人骚客的文学奇才，一个毕生为国家忧虑，与老百姓交朋友的政治家。他是诗人与政治结合的典型代表，是一位值得我们充分发掘的伟大人物。
虽逝千年，其魂犹似醇香美酒香飘万里。诗人和政治，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一个可以在苏东坡身上迸发无限光芒的话题。我更愿意认同这样一点：苏东坡首先是位难得的好诗人，一位“元气淋漓富有生气”的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似乎并不得意的官场局外人。说他是官场人，并无疑义，因为他一生从仕，并不曾离开过官场。但又为何加个“局外人”呢？只因他的一生似乎与权谋机变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于他的为官行为和态度几乎背离正常的官场。
他的一生有无数的光环，却经历坎坷，命运多舛，当中也不乏很多令人费解的矛盾之处。其中就有这样一件让我不能理解的事情：
苏轼是个很爱国，很为国的政治家，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他一生中最有可能把握机会改变这个积贫积弱、奄奄一息的国家的时候，却如此“积极”地请求外调，离开权力中心，离开他一生的梦想？
元丰九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后，朝中只剩下苏东坡一个人身居高位，而且那时高太后（英宗皇后）垂帘听政，对苏东坡十分器重。综合当时的情况，他还可以更进一步，跻身宰相之位，把握属于他的梦寐以求的改革大业的大好机会。然而，他没有抓住那个机会，但是没有抓住的原因，是他自己的放弃。虽然那时以朔党、洛党为首的反对势力动辄数十份的奏章弹劾他，虽然对手将他列为“蜀党”党首加以攻击陷害，更有甚者，有人借苏东坡在任主考官时出的考题有对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加以刁难，但是要知道在这种种被攻击陷害的背后是太后的充分信任。在那些群小不断弹劾他时，太后却总是将此类奏章置之高阁，甚至在哲宗元祐元年正月二十日，高太后敕令停止弹劾苏轼。然而在此期间，苏东坡却四上奏章请求外调，离开京都、离开朝廷、离开权力中心，离开自己的理想。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关于他“立志报国”与“积极请求外调”的矛盾问题，也是我要探究的主要问题。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苏东坡立志报国与远离政治这一矛盾的原来面目：
少年时，苏轼就有“奋力有当世志”（《墓志铭》），他努力考察“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苏轼文集》卷四十八《上韩太尉书》）。这是苏轼立志报国以改变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状态的最初体现。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一岁的苏轼进士及第，他的“无所藻饰”（《苏轼文集》卷四十九《谢梅龙图书》）的文风，一反当时“奇怪奇涩”的“太学体”（《宋史·欧阳修传》）的“浮剽”习气，得到当时文坛领袖且为知贡举的欧阳修的格外重视。这是苏轼文风上立志改革的具体体现，反对浮华、反对冗余，注重简洁、注重实用。初露头角的苏轼即以鲜明实际的文风凸显其诗体改革的想法。
从以后苏轼的人生来看，苏轼确实想用诗体革新、文风改革来推进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嘉祐六年，任职谏院，入三等。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言论、文章，在其中指出辽、夏“大忧未去”，朝廷“岁出金增数十百万以资强虏”。长此以往，“天下终不可为”。（《苏轼文集》卷八、卷九《策》。）这时它表露出对改革政风的一些想法和建议，也是其主要政治思想的萌芽阶段。
随后，从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到复入史馆权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再到“乌台诗案”，及其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这段时间，苏东坡躬行实践，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政治经验和改革方法，可以说是苏东坡政治思想形成和逐渐成熟的阶段。他立志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实践和证明自己报效国家的一些主张和思想，并十分希望将来有机会将这些经验融入到以后的治国方略中。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初，宋神宗给了苏轼最后一道旨意，把苏东坡由谪居地黄州调到离京师较近的汝州（今临汝）。这显然是神宗的恩宠。虽然宋神宗在世时未重用苏东坡，但他明白苏东坡拥有作为一个宰相的才华，他可以为这个国家做大事。
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官员商议。苏轼上折发表议论并受到神宗的召见，神宗问道：“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上天赐予文才武功，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政，不用担心不决断，只担心治理事务太急躁，听人话语太宽广，进用官员太快速。希望能以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的三句话，我应当仔细地考虑。凡是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的办法，不要有所隐瞒。”然而宋神宗在之后的治国过程中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些，因为他并不看好年轻的苏轼，并且不久就允许得罪王安石等改革派的苏轼外调了。后来宋神宗的作为反而被苏东坡的话言中了，但是他已后悔不得了。
如果说神宗认为王安石变法时的苏东坡还是个从政经验不足的毛头小子，最多是个有点文才但不够成熟的“年轻人”，更何况还是反对他变法的那些人中的一份子，那么经过十几年主政地方的历练，他俨然已经成为仁宗口中那个可以为国家承担重任的宰相之才了。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提到过一个细节：仁宗皇后死前曾对当时的神宗皇帝说：“我记得仁宗皇帝在苏东坡弟兄中进士时，曾很高兴地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不知道宋神宗有没有后悔过为什么不早点把苏东坡调回来，也许那样这个国家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元气大伤，甚至将要病入膏肓了。因为苏东坡的存在，就是那些奸臣群小的绊脚石，是他们丑陋行为的揭露者，是拆穿他们用假象迷惑皇帝的“照妖镜”。
不久后，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被打压，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后，以礼部侍郎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在他到达京师的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短短的时期，他由第七级，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四十九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一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迈向首相的前一步。
接着就是文章开头阐述苏东坡“立志报国”与“积极请求外调”相关背景的时期。
苏轼第一次请求外放是熙宁四年（1071年），因王安石变法而自求外调至杭州通判。那时他进入政坛已十年，当时正值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保守派的大臣多与王安石意见不合而被迫离京。而苏轼因看到变法的有些措施对老百姓的损害很大，故上书指责，再加上曾多次得罪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使得他不容于朝廷上那些群小，于是不得不请求外放，来到了杭州。
第二次比较集中的请求外调时期是宋哲宗元祐年间。宋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先后有四五份奏章弹劾苏轼，而苏轼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甚至在正月十七日，写了一份两千余字的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还表示自己是为“人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然而，我们看这段时期的苏东坡难道不是有些过分了吗？遇到小人的弹劾陷害，不去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却一味地上表请辞、外补管缺、远离京都，还为自己找借口，说不屑与他们争辩。积极躲避和不愿面对无疑是他这一阶段的主要状态。还好这次风波在太后的支持下告一段落，直到元祐四年三月十一日，在苏轼的再三上表与恳请下，朝廷终于允许苏东坡外调了，并以龙图阁大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
但我想问，难道苏东坡觉得与不想跟那些群小奸臣共事相比，改变国家也不那么重要吗？难道与眼前与眼前的困难相比，以前的努力和少时就建立起的“立志报国”、改革弊政的理想也变得脆弱不堪？难道就不能在这关键时刻抛下自己个人的喜恶，为濒危的国家不惜一切、勇于献身吗？那时，是千载难逢时；那时的他，身居高位、太后器重；那时的他，有一批可以协助他改革的“蜀党”贤才；但最终，那时的他，终究没有力挽狂澜的勇气！
尽观苏轼的一生，丝毫不缺乏此类倔强任性所带来的麻烦。懂些苏先生的人都知道，苏东坡很有女人缘，不论是家中妻妾，亦或是红尘歌妓，都能被苏东坡吸引，而最使我们注目的是历朝皇后对他的荫庇。在“乌台诗案”的受审时期，是仁宗皇后救了他的命，神宗驾崩后，是高太后（英宗皇后）摄政时重用于他。甚至在他最后的垂暮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岭南蛮荒之地了。几乎每一个危难都或多或少因为倔强与任性的性格，又几乎每一次危难都是皇后们的倾力支援，才获得自由与新生，这一次更不例外。
元祐三年十月份的一道表章里，他对太后说：“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亶、何正臣……古今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不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在此表章里，他还写了四个附启，注明“贴黄”、“又贴黄”、“又又贴黄”、“又又贴黄”（表示摘要）。最后一条说如果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府相公开调查。如果相信，就秘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从这篇表章来看，苏轼对小人的厌烦已无奈了，他讨厌这样继续与他们为伍，离开这是非之地，到那“不争之地”。似乎从表面来看，苏轼是值得同情的，但我们未尝不能把他的这些言论看成一种他的倔强与任性，一种只考虑自己的个人感受，却不为国家大局着想的自私表现。
如果说苏东坡的第一次外放是逼不得已，还有很多理由为他不能在朝中为国家作更大贡献而使他放弃的话，那第二次高太后摄政时的大好形势为何他又放弃了呢？这也许要从他个人思想转变的时间和地点谈起。
其实苏东坡开始躲避政坛的行为从黄州就已经开始了。在黄州，他寄情山水、闲居雪堂，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这一生活状态既让那些反对他的人感到高兴，也让苏东坡自己感到轻松快乐。他渴望在这偏僻的黄州小镇寄情于诗、寄情于美景、寄情于家人、朋友，远离官场的明争暗斗，做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最能使自己感到快乐的诗人。《记承天寺夜游》中“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轻松恬适、也不禁透露出苏先生难得的快乐。在两篇月夜泛舟游赤壁时所做的《前后赤壁赋》给我们营造了一种虚幻飘渺、快乐洒脱的氛围，一种倾向于道家与神仙的境界。这些诗词和这期间其他的诗词都表达了苏东坡对自由解脱、随性自然的渴望与追求。
也许“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才是他所追求的“本我”（本我是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模型中，与直接需要的满足有关的那部分人格。），却也因此淡化或抛弃了“超我”的部分，（在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模型中，代表社会价值的那部分人格。）我们转化一下思维方向，“超我”是苏东坡一直以来“立志报国”的理想，而“本我”则是他后期远离政治的种种表现的映像。我们还可以想一下，当苏东坡、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一些困难时，感觉到无法克服时，是不是会不自觉的退却与逃避，是不是不自觉的追求那个让自己舒服的“本我”，而抛却那烦恼的“超我”呢？很显然是的，对普通人是，对苏东坡这样的伟人也是。
林语堂先生曾说“读书人能用别的方法谋生，最好不要做官。”而苏东坡一生的遭遇便是充分的理由。苏东坡走过的道路，很是崎岖坎坷瞬息万变，一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也许并不是出乎他的本意，而是迫于自己性格中的那份不羁、那份倔强、那份任性。
苏东坡就这样失去了挽救北宋的唯一一次机会，也浇灭了自己一生的理想。但是令我们欣慰的是他找到了自己，找到了那个最纯真的“本我”，他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与其宦海浮沉大半生，不如笑看花开花落这一生。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的官场人，却十足是个让人艳羡的官场“局外人”，倘若当初他肯玩政治把戏，凭他的聪明才智是毫无问题的，但若真是那样，我们还能看到一个真性情的苏东坡吗？他的孤高倔强、随性洒脱造就了他不羁的性格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遗产。
苏东坡，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探索的传奇事迹，一个真性情人的传奇永远是那么充满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