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跨世纪的沉默（1999-2000）
深圳的冬天没有雪，只有一种湿漉漉的冷，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抹布，贴在皮肤上。
1999年12月31日，下午五点。玩具厂提前两小时下工，食堂挂出了红色横幅——“喜迎千禧年联欢晚会”。字是手写的，墨迹未干，顺着布面往下淌，像黑色的眼泪。
陈宇坐在C-17工位上，没有动。车间空了大半，传送带停了，机器安静下来，那种寂静反而让人耳鸣。他面前摆着最后一只圣诞熊——是今年的特别款，穿着绣有“2000”字样的金色马甲。
按照工单，这批熊应该在一个月前就出货，但美国那边突然更改了要求，拖到昨天才完成。质检抽检时发现，有十七只熊的马甲上，“2000”的第二个“0”绣成了“C”。
线长大发雷霆，要求全部返工。但时间来不及了，货柜船今晚十点离港。
“就这样吧，”香港来的经理最终拍板，“美国人分不清0和C，说不定以为是什么新潮设计。”
于是这十七只“200C”年的圣诞熊，将漂洋过海，成为某个美国家庭迎接新世纪的错误注脚。
陈宇拿起其中一只。熊的眼睛是他贴的，左眼比右眼高了一毫米——他故意的，因为宋清说过，这样的小熊像在“斜眼看世界”。熊的嘴角，他用胶水点出了一个微笑的弧度。
他忽然很想告诉宋清：你看，你教我的“不一样”，已经漂到太平洋那头了。
但他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宋清离开后，只通过书店阿伯转交过那封信和钥匙，之后就杳无音信。陈宇去过一次福田，找到那个地址，在楼下站了一小时，最终没有上去。
钥匙还在他口袋里，用红绳系着，已经磨得发亮。
“陈宇！还不去食堂？晚会要开始了！”工友在门口喊。
“来了。”他把小熊放回纸箱，起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了一眼。
空荡荡的车间，日光灯管一半亮一半灭，在地上投出长长的、交错的阴影。C-18工位的缝纫机蒙了灰，宋清留下的那张便签纸被她撕走后，墙上只留下一块颜色稍浅的方形印记。
像一张褪色的照片，框住了一段已经离开的时光。
食堂被布置得花花绿绿。彩带是从仓库找来的包装绳染的，气球是生产线淘汰的残次品吹的，舞台是几张食堂饭桌拼起来的。厂长穿着不合身的西装上台讲话，说“新世纪新气象”，说“厂子会越来越好”，底下掌声稀稀拉拉。
陈宇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刚领到的“千禧年纪念品”——一个印着厂徽的搪瓷杯，杯壁很薄，轻轻一敲就发出脆响。
晚会节目是各个车间凑的：包装部的大合唱《走进新时代》，三号车间的相声《打工奇遇记》，质检部的诗朗诵《流水线上的青春》……都是业余水平，跑调忘词，但台下笑声掌声很热烈。
在这个所有人都努力表演“喜庆”的夜晚，真实反而成了最奢侈的东西。
八点半，节目进行到一半，食堂的电视被打开了。央视正在直播北京中华世纪坛的庆典，镜头扫过天安门广场的人潮，那些面孔年轻、兴奋，眼睛里装着整个未来。
食堂突然安静下来。工人们仰头看着电视，看着那个属于首都的、光鲜亮丽的千禧年，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搪瓷杯、身上的工服、脚下油腻的水泥地。
某种无声的东西在空气中蔓延。不是嫉妒，不是羡慕，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近乎悲凉的距离感——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夜晚，却仿佛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纪元。
陈宇起身，悄悄离开了食堂。
厂区后面的空地，是唯一能看见天空的地方。
陈宇靠在木棉树上——它冬天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夜空，像在祈求什么。远处，深圳市的灯光把天际线染成橙红色，看不见星星。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皮糖盒，打开。木棉种子还在，宋清的纸条还在。借着远处路灯的光，他又看了一遍那行字：
“陈宇，如果有一天你挖到这里，说明你已经准备好了。种子还在，我也在。等你。”
十月的字迹，墨色已经有些淡了。
他合上盒子，放进贴身口袋。然后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样东西——是那个印着厂徽的搪瓷杯。他看了很久，突然举起手，用力砸向树干。
“砰！”
杯子碎了，碎片四溅。搪瓷片在月光下闪着冷冽的光。
陈宇跪下来，一片一片捡起碎片。手指被划破了，血渗出来，但他没停。他把所有碎片收集起来，堆在树根处，堆成一个小小的坟冢。
埋葬一个搪瓷杯。
埋葬1999年。
埋葬流水线上的十九岁。
做完这一切，他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白雾从嘴里呵出，在寒冷的空气里迅速消散。
就在这时，腰间的传呼机响了。
“滴滴，滴滴滴。”
陈宇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这台摩托罗拉汉字传呼机是上个月咬牙买的二手货，花了他半个月工资。除了卖给他的人试机时发过一条“测试”，再没有响过。
他颤抖着手取下来，按亮屏幕。
绿莹莹的光，映出一行字：
“新年快乐。我在外滩，人很多。想起那年台风夜，我们一起唱歌。宋。”
发送时间：21:47。
来自一个上海区的号码。
陈宇盯着那行字，看了整整三分钟。每一个笔画，每一个标点，都像烧红的铁，烙进眼睛里。
外滩。上海。宋清去了上海。
她什么时候去的？为什么去？那个福田的设计公司呢？朝东的房子呢？钥匙呢？
无数问题涌上来，但最后一个都没问出口。他只是看着那行字，看着“想起那年台风夜，我们一起唱歌”，看着那个简短的“宋”。
她记得。她也在这个夜晚，想起了同样的过去。
陈宇的手指悬在按键上方。传呼机可以回电，也可以回信息。他应该回点什么。回“新年快乐”，回“我也想你”，回“你在上海好吗”，或者回最想问的那句“为什么”。
但他最终什么都没回。
不是不想，是不能。那一刻，他忽然清楚地看见了自己和宋清之间的鸿沟：她在上海外滩，看黄浦江的灯火和世纪钟的倒计时；他在深圳工厂的后院，对着一棵秃树埋葬搪瓷杯。
他们共享同一个过去，却活在截然不同的现在。
而未来……未来太远了，远得像电视里那些欢呼的人群，看得见，摸不着。
传呼机的屏幕暗了下去。陈宇把它握在手里，金属外壳冰凉刺骨。
远处食堂传来倒计时的喊声：“十！九！八！……”
他抬起头。深圳的夜空被工业区的灯光污染，一片浑浊的暗红色。但在东南方向，突然炸开第一朵烟花。
然后是第二朵，第三朵。整个城市的夜空被点燃了，金色、红色、紫色，像一场盛大的、沉默的狂欢。
“三！二！一！新年快乐——！！”
欢呼声从食堂传来，隐约的，像隔着一层水。
陈宇站在木棉树下，看着满天的烟花盛开又凋谢。手里的传呼机再也没有响起。
但他知道，在1200公里外的上海外滩，宋清也正看着同样的夜空，手里也握着一台传呼机，屏幕上也显示着那条已发送的信息，和他一样，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回复。
2000年1月1日，凌晨一点。
陈宇回到宿舍。八人间，其他工友还没回来，应该还在食堂喝酒。他爬上自己的上铺，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笔记本。
翻开，里面不是日记，是图纸。
是他这一年偷偷画的——不是厂里要求的机械图，是他自己的设计：一个可以自动调节高度的绘图桌，一个带储物功能的书架，一盏可以根据环境光自动调亮的台灯……
每一张图纸的右下角，都签着“Chen Yu”。
翻到最新一页，是昨晚画的：一间小小的工作室。有朝东的窗，有并排的两张绘图桌，有共用的书架，窗台上画了一棵植物，旁边标注“木棉？待定”。
他看了很久，然后拿起铅笔，在图纸的角落写下：
“2000年1月1日。上海外滩。她去了更好的地方。我要走得更快才行。”
笔尖很用力，几乎划破纸面。
写完，他合上本子，躺下来。天花板上贴着几张旧报纸，是上一个住客留下的，已经发黄卷边。他盯着报纸上“1997香港回归”的标题，忽然觉得1997年已经远得像上个世纪。
时间在加速。而他必须跑得更快。
同一时刻，上海外滩。
人潮开始散去，满地狼藉：踩扁的易拉罐，撕碎的彩带，遗落的围巾手套。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扫，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像时间的脚步声。
宋清站在防汛墙边，手里攥着传呼机。屏幕已经暗了，但她没有放回口袋。
风吹过来，黄浦江的水汽混着冬夜的冷，钻进衣领。她打了个寒颤，把下巴埋进围巾里——是陈宇送的那条，灰色的，很简单，但很暖和。1998年圣诞节，他用攒了三个月的加班费买的。
“这么贵，买这个干嘛？”当时她埋怨。
“你老咳嗽，脖子不能受凉。”陈宇红着脸，帮她围上。
围巾现在旧了，起了毛球，但她一直戴着。
传呼机依然安静。
她其实没指望陈宇回。深圳和上海，传呼机跨省联络要转接，费用很贵。而且……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我来上海是因为舅舅的厂里缺设计助理”？说“福田那家公司三个月就倒闭了”？说“朝东的房子我只住了一个月就搬出来了”？
太琐碎了。而有些话，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说出来反而显得苍白。
她最终把传呼机放回包里，转身离开外滩。走之前，又回头看了一眼江对岸的东方明珠——塔身亮着“2000”字样的灯光，在夜色里像一座巨大的、发光的墓碑。
埋葬二十世纪。
埋葬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
2000年的春天，陈宇的生活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他开始在周末去市里的图书馆，不是看书，是看招聘栏。深圳的人才市场每周六开放，他去了几次，揣着自考文凭和那一叠自己画的图纸。
结果令人沮丧。
“你这个学历……我们要求全日制大专以上。”
“机械设计经验有吗？流水线操作不算。”
“你这些图纸太理想化了，没有考虑生产成本。”
第四次被拒绝后，陈宇坐在人才市场外的台阶上，看着手里被退回的图纸。阳光很好，照在纸上，那些精心绘制的线条突然显得幼稚可笑。
他想起宋清的设计图。她的图也有理想化的部分，但她会标注材料成本，会计算加工难度，会在旁边写满修改备注。
她一直在进步，而他还停在原地。
那个周六晚上，他没有去书店，而是去了一趟福田。宋清留下的地址，那栋楼还在，但他站在楼下，没有上去。
三楼的某个窗口亮着灯。是新的租客吗？还是宋清没有退租？
他不知道。他在楼下站到灯灭，然后离开。钥匙在口袋里，沉甸甸的，像一颗不会发芽的种子。
四月，木棉花又开了。
厂区那排树再次爆出满树红花，比去年更盛。陈宇每天下工路过，都会抬头看一会儿。花开得那么热烈，那么不管不顾，像在燃烧自己。
有一天，他在地上捡到一朵完整的落花。五片厚实的花瓣，中间一簇雄蕊，像小小的火炬。
他带回宿舍，夹在笔记本里。压在“工作室”那张图纸上。
花瓣慢慢干枯，颜色从鲜红变成暗红，最后变成一种深褐色的、近乎黑色的红，像干涸的血迹。
但陈宇没有扔掉。他把干花留在那里，像一枚书签，标记着某个回不去的春天。
2000年6月，厂里接了新订单：为北京申奥设计纪念玩偶。如果申奥成功，这批玩偶将作为官方礼品。
设计任务下达到了三号车间。线长召集所有工人开会，说“这是政治任务”，要求每人提交设计方案。
陈宇熬了三个通宵。
他设计了一只熊猫，但不是传统的黑白配色，而是用五环的颜色——蓝、黄、黑、绿、红，点缀在熊猫的四肢和耳朵上。熊猫手里举着“北京2008”的牌子，但牌子是空心的，可以转动，转到不同角度会显示不同语言的“欢迎”。
交稿那天，线长翻看他的设计图，愣了愣：“这……太花哨了吧？”
“申奥是面向全世界的，”陈宇第一次在领导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应该有多元文化的元素。”
线长看了他很久，最后说：“我报上去试试。”
一周后，结果出来了。入选的不是陈宇的设计，是包装部一个老工人的方案——很传统的熊猫，规规矩矩，安全稳妥。
线长拍拍陈宇的肩膀：“上面说你的设计太激进。不过……画得不错，以后有机会再试试。”
陈宇没说话。他拿回自己的图纸，回到工位，继续贴小熊眼睛。
那天他贴得特别慢，每一只都贴得特别正，左右眼分毫不差。质检员路过时都惊讶：“今天质量这么高？”
陈宇只是笑笑。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用这种极致的“规整”，埋葬心里最后一点“不一样”的念想。
2000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
全厂放假半天，食堂电视直播莫斯科的投票结果。当萨马兰奇念出“Beijing”时，食堂炸了。工人们跳起来欢呼，拥抱，有人把帽子扔向空中。
陈宇也鼓掌，也笑，但笑容很快淡下去。
他看着电视里北京狂欢的人群，看着天安门广场上挥舞的国旗，忽然想起千禧年那个夜晚，食堂电视里中华世纪坛的庆典。
同样的欢呼，同样的喜庆，同样的……距离感。
他悄悄退出食堂，走到厂区后面。木棉花期已过，树上结满了棉絮。风一吹，白色的棉絮漫天飞舞，像一场温柔的雪。
陈宇伸出手，接住一团。棉絮很轻，几乎没有重量，但在手心停驻的瞬间，有种毛茸茸的暖意。
他突然很想给宋清发条信息，就一句话：
“北京申奥成功了。你看见了吗？”
但他没有发。传呼机自从千禧年那条信息后，再也没有响起。也许宋清换了号码，也许她不用传呼机了，也许她……已经走得太远，远到不需要回头看了。
棉絮从指缝间飘走，飞向天空，飞向看不见的远方。
陈宇站在原地，看着那团白色消失在深圳灰蓝色的天际线里。
他知道，2000年已经过去一半。而他还在原地，还在贴眼睛，还在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响起的传呼机。
但他也开始明白：等待不是静止的。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向前的姿势。
就像木棉树，花谢了，但结出了棉絮，把种子送往更远的地方。
而他心里的那颗种子，还在。
还在等一场雨，等一束光，等一个破土而出的时刻。
（第四卷预告：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声叹息。中国加入WTO的消息传来，工厂订单暴增，机器昼夜不停。与此同时，一种叫“QQ”的软件开始在网吧流行，那只闪烁的企鹅头像，将重新连接两个失散的名字。陈宇在车间的电脑里第一次登录QQ，系统提示他取一个昵称。他盯着光标闪烁的输入框，久久地，打出了四个字——“木棉等待”。而1200公里外，上海某设计公司的电脑前，一个新注册的用户在搜索框里，输入了同样的四个字。《空心沙漏》第四章：闪烁的企鹅头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