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以公正、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来纠正君王并且能做到对于国家没有妨害，才可称谓官职尊贵的臣子。

　　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夫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击。击之而不胜身死，其祸止于一身。击之而胜，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诛其侧之恶人，谓之叛。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

天下不幸就会没有英明的君王，使小人执掌他的权力，当遇到这种时候，天下的忠臣义士没有人不想振臂而挥去打击他。作为小人的，必定是首先得到他的君王信任才能稳固地称霸于天下，所以一切法律制度不可以打到他。打击他不能胜利自己会身死，这样的祸害只停止在一个人身上。打击他如果能够胜利了，君臣之间就不会相互信任和平安，天下也将会灭亡。如果按照《春秋》记载的办法，就是不等待君王的命令而诛杀他身边的坏人，这样做被称谓反叛。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就是属于叛国。

　　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瘿。人之瘿，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胜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汉之亡，唐之灭，由此之故也。自桓、灵之后，至于献帝，天下之权，归于内竖，贤人君子，进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谓极矣。当此之时，议者以为天下之患独在宦官，宦官去则天下无事，然窦武、何进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袁绍击之而胜，汉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类此。自辅国、元振之后，天子之废立，听于宦官。当此之时，士大夫之论，亦惟宦官之为去也。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至于崔昌遐击之而胜，唐亦以亡。

世上的君子，要有治理国家的理想和志气，想要在国家衰败的时候去扶持，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去救治，必须要先谋划好后果，然后才去做自己能够胜任的功劳，最后成功不成功就是天命了，所以能够做到有个好的结果并且还能天下平安。对于今天的小人，君王没有诛杀而我去诛杀他，属于侵犯了君王的权力，不能以为这就是功劳。已经侵犯了君王的权力，还能面向北接受臣子的位置，还能让君王对我不生疑心的，这是天下从来没有过的。国家里存在小人，就如人生了瘤子，人的这种瘤子，必然是生长在颈部依附在咽喉，所以不可以摘除。有个贪鄙的男子，忍受不了气愤而决断地去除了它，结果是病没了人却死了。汉朝的灭亡，唐朝的灭亡，都是这个缘故啊。自从汉桓帝、汉灵帝之后，到了汉献帝，天下的权力，归属于宦官，世上的贤良君子，想要上进的朝堂上容不下，要求退出朝堂的地方容不下，天下人的怒气，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在这个时候，天下有议论的人认为天下的灾患仅仅就在宦官身上，把宦官铲除了天下就太平无事了，然而窦武、何进这些人打击宦官却没有胜利，最后是自己身亡，袁绍打击宦官取得了胜利，汉朝随后也就灭亡了。唐朝的衰败，轨迹也是大致相同，自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之后，天子的废立，都听从于宦官。在这个时候，士大夫的言论观点，也仅仅是如何铲除宦官。 然而李训、郑注、元载这些人，打击宦官没有取得胜利，最后身亡，到了崔昌遐打击宦官取得的胜利，唐朝也就灭亡了。

　　方其未去也，是累然者瘿而已矣。及其既去，则溃裂四出，而继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且为人臣而不顾其君，捐其身于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则为袁、为崔，败则为何、窦，为训、注。然则忠臣义士，亦奚取于此哉？夫窦武、何进之亡，天下悲之，以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将何以居之？故曰：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当他们未被除掉的时候，能够带来拖累的只是一个瘤子而已。等把它除掉，就会溃败伤口都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死亡。这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侵犯了君王的权力，并且没有什么功劳。而且做人家臣子而不顾自己的君王，用自己的身体付出于一场决斗，就是为了实现天下人的愿望，这已经是很危险了。所以说他如果成功了就成为袁绍、崔昌遐这类人，如果失败就成为了何进、窦武这类人，也就成为了历史教训和注解。然而作为忠臣义士，怎么也会仿照这些人呢？窦武、何进的死亡，天下人都感到悲伤，认为这是步行的事件。然而有幸的是他们没有成功，如果使他们成功了，这二人又将以占据什么位置呢？所以说：以公正、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来纠正君王并且能做到对于国家没有妨害，才可称谓官职尊贵的臣子。

读后诗曰：

莫越王庭诛小人，成能灭国败亡身。

正君以义相无害，计后居功谓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