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向我们真实而具体地描摹了“向大城去”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与多数人一样，我第一次听到项飙的名字是2019年社交媒体中盛传的那期《十三邀》，看他的采访谈吐一时间与他的高知身份很难联系起来。在他的访谈中，很难找到学术术语，仿佛是不受任何书籍影响，自己悟出来一套理论。
可我们在《跨越边界的社区》2017年新序中看到，其实项飙也有被西方学术规范的体系全面震撼的时刻，为此，他删掉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我把大量细节断然抛去，认为它没有理论意义。我觉得自己做那些细琐描述是因为缺乏规范训练，是缺乏高度概括能力的体现”。而修订版，补充了“那些粗重叉叉下的细节”。
为什么还是本科生的项飙会想到用六年时间泡在“浙江村”？在今天，从海淀区的北京大学出发到现在丰台区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地跌十号线单程要1小时20分钟，回到1992年，所费时间应该只多不少。我想当时才20岁的项飙会否已经知道自己是“被选中”的人—会说当地方言的温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有亲戚引荐。
当我们打开这本书，除了三篇序与引言，书中大篇幅的内容是讲温州人如何来到北京南城，租赁当地人住房，叫上亲戚帮忙。发展到一个居民大院内部有了分工，甚至作为外来人口的他们自己建造大院。与其说是一本学术书籍，更近乎一部电视剧—比纪录片更有生活气息。当地人在文/革时期已有外出的案例，因在武斗中落败。而70年代末温州人则多因经济因素外出，正如书中一位“浙江村”人对项飙说的，“你们读书人应该知道的，按我们拆字的办法说，运道运道，运动起来才是道”。
今天进城打工的人群，已经没有机会亲自体会作为外来人口如何不可思议地发展起一个非行政编制的社区。其一是我们虽然来自同一个乡镇，但多数亲戚邻居都投身于同一行的概率很少；其二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已经越来越被规范。我们在书中看到大量”浙江村“里的大人物如何与基层主管部门互动，在90年代，这种互动是一方提供税收与就业；另一方对外来人口的时而庇护时而驱赶（其他管理部门）。令项飙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大人物在今天基本都成了“同志”。在书中频频被提到的刘世明，在2015年同时面对究竟去瑞金参加红色旅游还是回老家出席朋友母亲的出殡（在温州这是大事），他一夜没睡，最后选择了自己去瑞金，家人回温州，此例仅为本书丰富内涵一瞥。
向大城去的方向当然是对的，但我想提醒的是劳动正在被边缘。这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核心论调，也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无论是美港股还是中国房市，都出现强者越强的态势，背后是资本及其可以招徕到的其他生产要素。而劳动本身，从财富分配中获得的比例正在肉眼可见地减少。书中也提到，对于老板而言，“现在的关系是纯粹的现时劳务交换，只有剥削，没有自我剥削。好几位企业主在介绍他们生产规模的时候，都首先提到所阻厂房的面积是多少，其次提到产值，只有当我特意问的时候，他们才想通常雇多少人”。是否正因为看到了劳动的被边缘，大家才容易感到劳动的无意义，所以对“摸鱼”的调侃与对“一夜暴富”式的神话的崇拜才会层出不穷。
所以对于一个乡镇出身的人，他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发展路径之一是到大城去打工，通过自己的劳动置办资产，等他的劳动价值被资本与后起之秀摊薄，他仍握有随时代轰鸣而起的资产。这是我们在大城市的70后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已验证的。
作为90后，复制70后劳动（学历）改变人生的路径当然也可以，但可能资产回报不会如此之易得。不过，眼前的通化与2020年初的黄冈等地级市秀出的治理水平，或许是年轻人蜂拥而至大城的另一个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