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听母亲说，我刚岀生一个星期就得了一场病，高烧不止，后来病好了，我却变得大脑愚钝行动迟缓。当别人从小就梦想着当科学家当作家当明星的时候，我却不知道梦想为何物。
记得我读小学时，我和邻居家的两个孩子一块放学回家，在离我家二十多米处遇到了我们村回乡探亲的爱国，据说他当时在部队已是个不小的领导，每次回家探亲总要给村里的小孩发一些糖或巧克力，他见我们几个过来同样拿岀一把糖说：“小朋友放学了，读几年级了？”
我们几个有人说三年级，有人说二年级，眼睛却同时盯着他手里的糖块。
他又问：“我给你们出一道题，谁答对有糖吃。说一张桌子有四个角，我用刀啪叽砍掉一个角，问桌子还有几个角。”说着他用那只没拿糖的右手伸开往下一砍。
我争先恐后高声回答：“三个。”
就在我对自己的抢答洋洋得意时，却发现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对着我哧哧地笑，是那种嘲笑带苦笑，皮笑肉不笑，且不怀好意的笑。
那年虽然只有十一二岁，可也是有自尊的，在那次被小伙伴嘲笑后，我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我总愚蠢地认为我少说话或不说话，就不会暴露自己的愚笨，就如猴子不往高处爬，就不容易把红屁股暴露给众人一样。
因此，孤独如影子般伴随着我的童年，直到小学毕业，我沉默寡言不爱说话的毛病仍然没有改变，这使得我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可玩。每逢星期天或者节假日，我总是躲到屋里看小人书。一本《智取威虎山》，一本《铁道游击队》，还有一本《地雷战》，还有两本忘记名字了，几本小人书几乎让我翻烂了。
二
小学毕业了，我在家焦急等待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记得那是个艳阳高照蝉声横飞的上午，妈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而我则在屋里翻看小人书。突然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推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走进我家院子，后边还跟着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男孩。我妈问他们找谁，他说：“大姐，听说你们院里有房子出租，我想看一下。”
我们院子共有十一间房子，我家住五间正屋，东西屋则是堂叔家的。堂叔因为退伍回来安排在城里工作，后来又在城里成了家，老家的房子已经十多年没人住了。其实这些年他一直想把房子租岀去，毕竟房子长时间不住人是很容易衰老的。
中年男人和孩子就这样在堂叔家的东屋住下了，和我家成为近邻。简单收拾后，下午男人就用他的自行车搬来他们的全部家当——两大袋子书。原来他是镇中学的老师，镇中学正好在我们村和镇政府中间，而他儿子今年也正好小学毕业，他就想把儿子带在自己身边，以便严加管教，真是“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老师名叫沈大为，孩子名叫沈建军，就在他们搬来的第二天，我和沈建军同时收到他父亲带回来的镇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记得那时升初中的通知书根本没有专人派送，都是上届的学生给捎回来，村子不大，相互之间都认识。开学后我和建军分在同一个班，从此我们俩成为形影不离的同学加好友。
三
升入初中我依然不爱说话，星期天依然独自钻在屋里看书，不过不再是单纯的小人书。沈建军带我参观了他父亲的书桌——我堂叔家的一个老式梳妆台。上面堆有五摞一尺多高的书，把梳妆台后面的镜子挡住一大半，尽管镜子己锈迹斑斑。五摞书按照书的大小依次排列。最大的一摞是杂志，有《读者》、《小说月报》、《散文》、《诗刊》、《山西青年》等等。最小的一摞是小人书，中间三摞是中学课本和各种中外名著。我就像蜜蜂见到一片花海，毫不犹豫飞扑过去。说实话，活了十多年我第一次见这么多书。更可喜的是，沈建军对我慷慨陈词，这里的书你随便看，但是有一点，沈建军突然变得满脸严肃道：“你不能把书损坏或弄丢，我爸对这些书比对我还亲。”
我当时疑惑地瞪着他说：“不会吧！一本书而已。”
沈建军马上说：“你还不信，有一次我和妈妈生气，跑到我姨妈家住了两天，我妈妈怕我岀事，让我爸岀去找我，我爸却说，男孩子，去朋友家躲两天就回来了，没事的。还有一次，是个星期天，我爸在家备课，想查阅一本资料，家里怎么也找不到。他着急得像丢了魂儿似的，在屋里直转圈，并不断自言自语：难道我昨天忘记带了，不可能呀！它能在哪儿呢？不行，我得到学校找一下。说完骑着自行车就往学校赶，我妈怎么劝他都不听，我家到学校五六十里呐，来回一百多里呐。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爸脑袋有点不正常。”
四
初中二年级后半学期，我写的一篇作文受到老师的的高度评价，并被老师拿给全班同学传阅。好多年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扬眉吐气的舒畅，也第一次在同学面前把头高高昂起。我觉得每个星期天，我呆在屋子里阅读的书籍，正变成牛奶和面包，一点一点滋补着我的血液，滋养着我的大脑，滋润着我的灵魂。
两年时间，我几乎把沈建军家的藏书全部读完。同时，一本不知从何时祖传下来的字典也被我翻烂。我想字典就是一个不说话的老师，没有字典怎么看书！面对家里拮据的经济，我考虑再三，终于鼓起勇气去向家里要一本字典的钱，不出我所料，母亲编着毛衣看也不看我一眼说：“三块八毛钱学费都给你交过了，还买啥书？”
我说：“不是书，是字典。”
“那不还是书么！”
我一时无语，在母亲的思想里，这三块八毛钱学费似乎能买到学校里的任何书，包括字典。我知道再争辩下去也毫无意义，只得悻然离开了。
在父亲那里碰了钉子后，我一边在心里骂父亲守财奴。一边寻找自给自足的生财之道。一日，在上学路上，我见我们村的大憨一边放羊一边捡着路边被风刮下来的槐树籽，我上前询问捡这做甚？他说卖钱。我说什么！这能卖钱？
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一条生财之道，接下来我每天课余时间和星期天都到有槐树的地方捡槐树籽。有时一天捡一把，有时一天捡两把，一个星期后居然捡了一升之多，我迫不及待拿到收购部门去卖。急于想知道自己一个星期的辛苦挣到的第一笔钱究竟几何，当收购员把一毛纸币放到我手心时，我虽然因为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有点小失落，但想到自己也能挣钱了，也能为这个家减轻点负担了，心里还是有点小确幸。
我把我此生挣来的第一笔收入——一毛纸币，小心翼翼地夹到我的语文课本里，每天上课打开课本，只要看到它我的心就禁不住思潮腾涌，就像奥运赛场上的中国健儿看到了祖国的国旗，内心充满一种自强不息的力量，下课铃响后我又冲到槐树林里，开始一颗一颗捡槐树籽，就像在捡一分一分的硬币。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的《新华字典》一块两毛钱一本，我每星期捡一毛钱的槐树籽。我捡了两个月，眼看着就要攒够一块两毛钱的时候，在一堂语文课上，我却发现我的钱不翼而飞了，急得我几乎要大哭，我翻遍了所有课本还是没找到，我两个月的心血付之东流。现在想起那段往事，还有些酸鼻刺心。
五
升入初中三年级，由沈大为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当他第一次看到我的作文时，疑惑地盯着我看了足足三分钟，才问：“这真是你写的吗？”
当看到我默默点头时，更是像无意中捡到宝贝一样，喜形于色大加赞赏：“不错，不错！长此以往，坚持下去，必有所成。”然后又拿着我的作文到课堂上当范文大声朗诵给同学听，我坐在下面，内心里不知有多得意了！
初中三年级期间，还有两次沈老师把我的作文推荐给市里一家杂志社，虽然后来都石沉大海，但我还是在内心感激沈大为老师。
在沈老师的指导下，我越来越对语文课感兴趣，也越来越迷上了写作。我好像此时才模模糊糊理解了一点梦想之意义，缥缈，遥远，绚丽，迷人。
不过沈老师对我的其它科目却是大失所望，尤其是我的数理化，每次考完试，他都会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的考试成绩单说：“这样下去很危险啊！你让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各科成绩必须均衡发展，升学考试是看你的总体成绩，总体成绩。”沈老师把“总体成绩”四个字说的又重又长，似乎很难过的样子。
每次从办公室岀来，我都会发誓要全力以赴孜孜以求，哪怕是为了沈老师不再焦虑，哪怕是为了对父母亲有个交代。可每当面对那些公式，那些定律，那些奇形怪状的符号，我又开始犯迷糊。最后，数理化终究还是成为我中考路上的劫，也成为我人生路上的痛。尽管我的语文成绩几乎得了满分，还是没有逃脱曝腮龙门的结局。
六
中考成绩公布后，沈老师很是为我婉惜，劝我复读一年，明年再战。“盼盼，老人不是常讲，什么年纪办什么事，什么季节栽什么瓜。你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就应该把所有心思用在读书上……”沈老师诲人不倦地讲了一堆。我却依然无心恋战，我觉得再让我复读两年，我也不会对数理化有太大兴趣。沈老师见我无动于衷，对我既失望又气忿，甚至拿庄子的箴言来劝诫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忽然而已！停顿一下又说：如果你家没钱给你交学费，我去向你爸解释。
我也不知道沈老师用了什么方法说服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本来说好不参与我的选择。突然之间也和沈老师站在一起，坚决要求我再复读一年，“一个十四五岁的毛孩子，不读书又能干点啥！难道跟着我们修理一辈子地球吗？坐你也去学校坐到十八岁。”
就这样，我又被父亲押送到学校，再次进入到沈老师所教的毕业班。
我在毕业班复读大概两个多月的一天，我和同学走在乡里的大街上，突然发现所有的巷子里都飘扬着董文华的歌曲——《十五的月亮》。我听完歌曲后心潮澎湃，想着小时候给我们发糖的那位邻居，一身戎装的威武作派。突然灵机一动有了入伍参军的打算。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父亲时，父亲一句话就把我怼了回来，“你才多大年纪就想当兵，好好读你的书吧！别整天异想天开了！”
本来父亲强行把我押回学校，已让我气愤填膺，这次又阻挠我参军入伍，更是点燃我心中的怒火，我的叛逆思想彻底爆发。我每天呆在教室里心猿意马如坐针毡。除了沈老师的语文课我全神贯注认真听讲外，其他功课我则是避之若浼。我在学校里度日如年，更难过的是父亲明确下令坐也得坐到十八岁，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如何熬到头！
又过了一个月，那是一个飞雪飘零的下午。我放学回家后，村里大喇叭突然播报，说乡里放映队要到村里放电影，电影名字叫《高山下的花环》。我在电影里看到我解放军和越南鬼子刀来枪往火花四溅。似乎又勾起我参军的欲望，可是年龄像一道鸿沟，牢牢阻挡在我面前，那时候我真想来个揠苗助长，把自己提高至十八岁！
在复读了半年后，也就是1990年元旦前两天，我终于等来一个揠苗助长的机会，我们全村十八岁以上村民全部要求办理身份证。我突然看到了希望，赶紧跑去央求父亲，为我也办理一个身份证。也许父亲已经感觉到许多事情是强迫不来的，他盯着我看了足足三分钟问：“你真的决定了？”我点点头，父亲叹了口气，“唉！朽木难成器矣！”然后目不转睛向大队院子走去。
那年元旦过后我就十六岁了，父亲又通过身份证为我提高了两岁，也就是说90年元旦过后，我已达到十八岁，已经可以参军入伍了。只是直到三十多年后的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时我始终不渝地要去参军究竟是为了什么。是急于摆脱父母的掌控，过上自已当家作主的生活，还是为了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就在我领到身份证两个多月后，也就是90年3月份。我赶上了我国第一批春季招兵，我迫不及待去报了名，冥冥之中，我似乎觉得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