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家庭的餐桌上的主食，主要是大米和小麦的制成品，小米也逐渐淡出主食行列。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有几类高产的作物，虽不好吃，但作为救命的食品，长期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这里要说的就是玉米和红薯。
不同于现在人，尤其街头闲逛的少女们，他们有时买个蒸玉米或者烤地瓜，边走边吃觉得香甜可口。“苏果”在中国有史可查的头两千年，都没见识过这两样食物，而且什么汤尧虞舜秦皇汉武也没吃过。因为玉米和地瓜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品，是百分百的进口食品。
玉米是原产在中美洲和南美的一种作物。现在的墨西哥，是享誉世界的玉米生产和消费大国。就像我们吃面食米粉，日本人吃米饭团子一样，墨西哥人在日常生活中对玉米的也是极度依赖和喜欢，谁让这东西是人家那的土特产呢。
地瓜，不同地区的叫法不同，有番薯，红薯，红苕，以及山药，山芋等等，它也是原生于南美地区的植物。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遣率领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扬帆出大西洋，正西航行，去开辟去亚洲的新航线。他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经七十昼夜的艰苦航行，1492年10月12日凌晨终于发现了陆地，不是他想象的亚洲，而是美洲。从此世界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哥伦布永远不知道他在美洲振动的这次翅膀，在亚洲起了什么作用。就像他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去的是美洲，而不是日本一样。
后续的航海家和探险者，通过新航线，将不同地区的产品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同时就有美洲特产玉米和地瓜，被带进了还处于明朝的中国。
玉米和地瓜（红薯）传入国内的路线略不一样。玉米早一点，在明朝的嘉靖，由去麦加朝圣的回教徒带人中国。由于物以稀为贵，最初还只是皇帝的专利品，所以叫作“御麦”，又由于它来自麦加圣地，也被称为“西天麦”，后来才在华北-带种植。
地瓜（红薯）传入的说法略有不同，大致是万历年间。广东说是当时有位名叫林怀芝的吴川名医到交趾国就是(越南)一带行医，以高超的医术治好了许多病人，国王为示谢意，赐他番薯吃。他为了将那生熟皆可食的番薯引入祖国，便要求吃生的。国王赏给了他一块，他当众咬了两口，随后趁人不备藏了起来带回国内。
福建说漳州有个名叫陈振龙的商人去吕宋就是现在的菲律宾做生意，发现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红薯。当他回国时，偷偷地剪了几根红薯秧蔓，装进篮子里带回了家乡，并试种成功。
明朝的上海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
或许都是真的，因为传播途径和次数不一定是唯一的。都是违禁品走私来的。
这两种作物很快就因为良好的适应性和高产，到了清朝的时候，种植较为广泛了。中国人口自康雍乾以来迅速激增，跟玉米和地瓜也有一定的关系。
户口这东西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国古代一直有统计人口的长久传统。《尚书·多士》篇的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从商代就开始了人口户籍登记制度，而正史明确统计人口数量则是开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从这以后，历代正史中的《地理篇》大多都会有人口的记载。
我们现在出门，经常感觉人太多了。激励多生一直是各个朝代的基本国策，因为人口就是生产力。历史上有两次显著的人口激增时期，一个宋朝，一个是清朝。宋朝在北宋末年是，即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全国人口达到了顶峰，约有1.26亿。此后就是战乱了，人口又掉下去了。
到了清朝，清初经过统一战争后，人口自顺治年间的约七千万到康熙末年的一亿左右，然后到道光年间爆长到了四个亿。一方面结束了战争后，社会稳定，人民开始稳定生活。另一方面，农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也加大了，这其中也有玉米和地瓜的贡献。
这两个食品能完成这样的使命，有的共同的特性，一个是虽为粗粮，比较难下咽，但都是淀粉和营养成分很高的。另外是在对土地条件要求不高，在贫瘠的山区坡地种植都行，不与小麦、水稻争地，而且还能高产。 “一年红薯半年粮”， 清朝名臣严如煜在其《三省边防备览》中说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困苦时期许多百姓都是靠红薯玉米得以生存。
虽然哥伦布一直错误的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亚洲，但如果不是哥伦布先发现美洲，这两样食物传播的时间必定推迟。一个葡萄牙人，驾驶西班牙的帆船，不远万里跑到美洲，影响了清朝的人口发展，这是什么精神。
从这个玉米和地瓜的故事可以看到，生活方式是逐渐演化的，并非自古就有的。现在很多穿越剧盛行，很多人年轻时也有这种白日梦：比如穿越回去变成秦始皇或者武则天怎样。但仅仅梦一下就好了，真要穿越回去，仅日常生活未必习惯。
现在一个普通人耳熟能详的平凡物品，在古代即使贵为皇帝也不一定能获得。起码秦始皇和武则天是吃不到烤地瓜的。小说戏曲中的清官样板，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官，所处的朝代都不会太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