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
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
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
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被智能手机支配的年代里，人就好像失去了梦想。这并不是什么憾事，因为在智能手机支配我们之前，讨论梦想也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可是，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对于梦想要谈要写。不幸得很，我就是那么一小撮人。
我曾经孕育过很多梦想，虽然所有地梦想都嗷嗷待哺，等待我用勤劳的汁水把他们浇灌，可我像梦想之父一样，挤不出一点乳汁。最终我的梦想都饿死了。
可是我也曾为了一个梦想，像疯狗一样迫切的努力过，那就是——我要变成摇滚青年地梦想。我很难说，我是什么时候孕育这个梦想地。对于我来说，梦想不像十月怀胎那么有迹可循，梦想就像基因突变，只能知道怀揣梦想这个结果，却难以阐述产生梦想这个过程，就好像我只是在某本流行音乐的杂志里看了几篇介绍94香港红堪一夜的豆腐块文章，我就产生了Deja vu的幻觉，好像我也是那页历史的书写者。于是成为摇滚青年这个梦想，是滚烫的，炽热的，腐蚀我的心智地令我上头，即使，我不懂和弦，没有吉他，也看不懂乐谱，可是这依然丝毫不影响，我要迫切的实现它地冲动。
于是当2010年，北京怒放摇滚音乐会打出要超越94红磡的时候，我理所应当的认为这是对于我——这个立志成为摇滚青年的召唤。
此时，我还是个学生，仅有的积蓄要么够我去看望远方的女友，要么就够支持我去北京买一张前场票书写历史。在小我和历史之间，我选择了历史。那个被牺牲掉的小我，让我感觉自己孤独的像个烈士。我买了一张北京内场前排的票，偷偷的一个人，没有告诉我那时的女友。
彼时，我的家乡——一个不知名的东部沿海小城，刚刚开通了前往北京的铁路和航线，做为这个不知名小城的不知名分子，我还在为我们那个边陲小镇通过丝丝的毛细血管连接着祖国的心脏——北京所兴奋。
这趟去北京的行程，我已然做了两手打算，要么自豪地飞去北京，要么自豪的做火车去北京。我自豪的来到售票处，当我得知火车票告罄地时候我是自豪地，可是当我被告知飞机票也告罄地时候，就只能自嚎了。售票处地阿姨，为了安抚我地情绪，说，飞机票火车票虽然是没有的，不过汽车票还是有的。
这就像给一个溺死地人送来一根稻草，因为希望还是有的。我想如果不是那天装B心切，头脑尚且没有被摇滚青年地梦想烧坏了，我必然是不会考虑的，可是激情就是一个你琢磨不透的东西，我买了，还买了仅有的上铺票。这个信息，告诉我们，1.去北京的汽车是带铺的 2.不仅带铺，而且还是上下铺，于是我又开始憧憬摇滚青年地光辉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