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视死如归”这四个字，自然产生悲壮之感，好像荆轲刺秦王，武士上战场，立即面临生死存亡的决斗。没有必胜之心，却有必死之志，但是死何足畏?死亡只不过是归乡回家而已。
悲壮来自于牺牲，这种牺牲不是为了好勇斗狠，而是为了保国卫民，或者实现伟大的理想。但是，最初这种观念却毫无悲壮色彩，反而只有平静安详，以透彻的智慧，坦然面对人生必然的归宿。中国道家的死亡观正是如此。
凡是自然的，就是必然的，没有选择余地。生老病死是一切有生之物的必经历程，人类如何可以例外?那么，人是否依照本能的运作，像动植物一般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一词，说起来容易，在人的社会却是难如登天。何以如此?因为人除了保存生命的本能之外，还会思考，于是就设法辨名析义，为所有东西定下价值，以多为胜，以贵为上，形成社会竞逐的风气，得之则喜，失之则悲，至于成王败寇，更是不在话下了。
道家明白这个道理，认为多欲伤身，不如反璞归真。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不怕死，但是战乱时代，生不如死，再坏也不过如此，那么领袖以死来威吓百姓，又有什么用处呢?“人到无求品自高”，人到不想活的时候，世俗的名利权位不过是灰尘泥土而已，何必再为它委屈自己?
“委屈”的具体表现是七情六欲的起伏波动，身不由己，丧失了自主性，成为外物的奴隶。人的一生，几曾有片刻的安宁，自觉一无所求，因而无待于外?为达此境，道家认为唯有依靠智慧。智慧必须由内而发，由于认清生命本质而不再迷惑偏执。庄子的示范如下：
庄子妻死，惠施前往吊丧，却看到庄子鼓盆而歌。惠施不以为然，出言责怪。庄子说出一番道理：人在最初，未生之时，只是荒野中的一股气。有气、有形、有生之后，成为人;活了一生，最后死了，形体消解，回归大气，有如“偃然寝于巨室”，舒舒服服地睡在天地这个大房间里。死者如此快意，而生者为之嚎啕大哭，岂不荒谬?因此我正在为她高兴而唱歌啊!
谁能反驳庄子?惠施不能，我也不能。若要反驳，就须另立一套人生观，包括灵魂的意义与性质，人生的目的与价值，然后再比较何者更为周全，更能说明人的真相。庄子的思想背景是“道”，万物由道而生，再回返于道。这是得自大自然生命循环不已的启示。因此，就人的形体而言，不妨与大自然一起运转变化，“人之生，气之聚也;人之死，气之散也。”不过，生死之间的人，仍有一展身手的机会。这时，所需要的是启发智慧。有了智慧，“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保持平静之心，可以“万物静观皆自得”，即使“万物动观”，也照样可以自得。
因此，道家珍惜生命，不是为了以生命换取名利权位，而是为了生命本身即是存在目的，随遇而安，与物俱化，“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样的智慧少之又少，但是何妨自己独享此乐?长生久视，全身保真，无患无尤;表面看来，好像忽视人生的高尚目标，不知奋斗以求自我实现;但是，精神摆脱了随着目标与实现而来的一切枷锁，才能真正逍遥自在，高飞远行，开启一个恣意想象又变幻莫测的心灵世界，品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胜境。
人生苦短，若是向外逐物，不仅劳神役形，而且到了最后关头，还是必须放下。放下又如何?庄子说：“人之在世，安知非弱丧耶?”人生，怎么知道它不是“年轻时离家出走”呢?既然如此，回家岂非至乐之事?能够看透生死这一关，还有什么可以使我勉强自己的?道家凭着智慧，用死来反证“贵生”思想，这种生岂有不逍遥之理。
